|
元代天主教东来，与蒙古铁骑西征分不开。1233年，蒙古军在与宋朝军队联合灭金后，转而西征，攻破突厥人的花剌子模国，穷追败军，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北部；同时，成吉思汗又另派一路大军，在者别和速不台统帅之下，经里海南端，过格鲁吉亚，翻越高加索山，驰骋俄罗斯南部，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诸国联军，绕里海北部而归。 成吉思汗去世后，拔都(成吉思汗之孙)和速不台要求俄罗斯王公交出"男子、公爵、马匹和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被拒绝后，于1236至1237年发动西征，按顺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莫斯科、苏兹达勒、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特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金帐汗国在俄罗斯的国土上被建立起来。 蒙古的最后一次西征在1240至1241年冬季。1240年12月6日基辅陷落，蒙古军队继续西进，其右翼攻入波兰，于1241年4月在西里西亚击溃波兰与日耳曼联军，拔都和速不台率主力进入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另一支部队则向北闯入奥地利。年末，元太宗窝阔台去世，西方远征军将领不和，蒙古军队才于1242年撤退。因此，不是由于欧洲的强大，而是由于蒙古军队内部的分裂，西欧才幸免于难。 12年间，从印度河直至第聂伯河、多脑河，无数城市乡村沦为废墟。蒙古军队，以"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的马为之绊倒"(成吉思汗语)的凶悍之气，威震欧亚大陆。凶猛的蒙古人骑着他们那疾速奔驰而又不知疲倦的马，甚至使西方世界想到了世界末日。当时有人在信中写道：蒙古人"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遍满地面，他们恐怖地毁坏了(欧洲)东部地区。①"《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写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①"一名在蒙古人对匈牙利的进攻中大难不死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下述文字："堕入地狱的日子接近了，世界的末日迫在眉睫。我非常清醒地对你们讲述这一切，那些将落入蒙昧民族之手的人都不能转生，因为他们将不是鞑靼人(Tartares)的囚犯，而是地狱(Tartare)的囚犯"①。 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时期(1227-1241)，蒙古东征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波兰和匈牙利逃回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报告了蒙古军所向杀戮的恐怖情景。教皇曾致函日尔曼各修会会长，试图组织抵抗蒙古的十字军，但因欧洲各国君主意见不一而作罢。 当蒙古西征及其前后，西方社会正处于不稳定期：天主教会内部教宗争立，教廷迁徙不定；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争权夺利；常年屡次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十字军东征，已使西方社会疲惫不堪，并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越战越勇的伊斯兰军队。然而，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上台后，竟于1245年召开里昂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为了解除蒙古帝国的威胁，全力对付宿敌阿拉伯人，会议决定派使节出使蒙古，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尝试能否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 因为中世纪的欧洲人隐约之间一直知道蒙古人中有人信奉基督。1145年，叙利亚格白拉地方的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廷，向教皇欧革纽三世透露说远东有"长老约翰王"(Presbiter Johannes)，名王罕，是向耶稣圣婴朝拜的古代三圣王的后裔，他在波斯打败了穆斯林，要收复耶路撒冷，只是由于底格里斯河涨水才未能如愿。在欧洲还传说蒙古贵族中有许多基督徒，而且成吉思汗本人也信奉基督教，教名是大卫。 于是，教廷第一次派出了以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1182-1252)为首的使节团。此时，柏朗嘉宾已是65岁高龄了。一行由里昂出发，横穿欧亚大陆，第二年即1246年2月底进入蒙古统治区，8月在上都和林参加了元定宗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受到皇太后和景教徒大臣们的礼遇。柏朗嘉宾于11月13日觐见贵由汗，呈上了教皇致蒙古皇帝的两封书信。第一封详细阐述了天主教教义；第二封劝告蒙古皇帝停止向西方进攻，并谴责蒙古士兵滥杀无辜："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徒。......全能的上帝迄今曾容许许多民族在你们面前纷纷败亡，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在现世会暂时不惩罚骄傲的人。因此，如果这些人不自行贬抑，在上帝面前低首表示卑下，那么上帝不仅不可能再延缓在今生对他们的惩罚，而且可能在来世格外加重其恶报。①"从贵由汗的回信中，我们看到这次出使在外交意义上的失败。贵由汗对必须领洗和战争杀戮表示不解，并指责对方："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我们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气力，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若不是由于天主之气力，人们又能有何作为？①" 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时候，教皇又派一使团出使近东蒙古军营，希望能够联络蒙古人中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合力进攻占据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1247年，教廷使节抵达蒙古军前锋统帅拜住将军的军营，因不愿下跪和献礼，险些被斩首，幸得拜住的一位景教徒妻子相救，才得幸免。 既然知道蒙古朝廷和军队中确有人信奉基督，教皇便试图派传教士进入蒙古。1253年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前往和林，次年受到元宪宗蒙哥的两次接见，鲁布鲁克留在蒙古传教的请求，被蒙哥婉拒，只好回国复命。其间，他也接触了一些景教信徒，但他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指责他们的行为像酒鬼一样。他虽然也提到景教徒们的赞美诗歌，却极力避免与他们一起怪声高唱，因为他有自己的拉丁歌曲。 与兄长相比，弟弟忽必烈采取了更为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最为著名的基督徒。虽然他并不从事传教工作，但他一家三口来华却为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飞奥·波罗于1265或1266年抵达上都和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据称这位元朝皇帝"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①。忽必烈请他们回报教廷，请教皇"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①。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家乡时，他们面对失望，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速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了接见。但是，他们没有得到100位有学问的基督徒，教皇仅派两名多明我会修士随他们去中国。波罗兄弟遂带上15岁的马可·波罗与两位修士一同上路，途中遇到战事，那两位多明我会修士半途而返。1275年，他们带着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信再次回到中国。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在中国任职长达17年，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欧洲对中国的遐想。他留下了关于蒙古大汗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礼拜的记录，也记录了大汗对各大宗教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政策。 罗马天主教第一个取得传教认可的宣教士是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1247-1328)。他于1289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途径印度，由海路于1293年抵达中国。次年到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他第一件成功的事是使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宗天主教，从而带领整个部属改宗，并营建了华丽的教堂，称为"罗马教堂"。于是，孟高维诺在大都的宣教事工一下便打开了局面。但他不得不将部分精力用于对付景教势力的排挤、孤立和诬蔑。当时中国境内的景教教徒共有3万人之众，资产雄厚，政治势力强大，教堂林立，在与新来乍到的天主教的抗衡中占尽优势。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孟高维诺在大都建了三座教堂，为6000多人施洗。他还收养了40名7-11岁的儿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仪，组织了诗班，并翻译《新约》和《旧约圣咏》(不知是蒙文抑或维吾尔文)，以当地语言举行弥撒(这是极富创意的举措，其《旧约》的6份抄件就是用3种语言文字完成的，即拉丁文、突厥文、波斯文。稍后到了17世纪，大量论著都无法说服罗马教廷允许用中文举行弥撒，惟有在1615年，才短期内允许耶稣会士们用中文作弥撒，这种禁令一直持续到1962-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于是，拉丁教会的一株幼苗在中国成长起来，孟高维诺极力使之免受业已存在的东方教会的影响。 1307年，罗马教廷鉴于孟高维诺在孤军奋斗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特别设立汗八里(即北京)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及教务。此外，远东教区也归他领导，并拥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皇的特权。教皇还派7名方济各会修士来协助他，其中3人死于印度，1人留在途中工作，最终到达中国的只有3人，时维1313年。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其余2人留北京工作。 1328年，孟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34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他在中国完成了一项异乎寻常的事业，与蒙古君主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培养信徒阅读《圣经》和举行礼拜，在中国的南方和中部的大商业中心设立主教区。此时，中国天主教徒约有1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泉州。5年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才得知孟高维诺逝世的消息，曾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赴大都继任，但他在途中去世。 1336年，元顺帝派了一个16人使节团携带顺帝致教皇书，从大都出发西行。两年后，使团抵达法国阿维农，觐见了教皇本笃十二世，呈上书信和礼物。同年，教皇派方济各会修士马利诺里等人携带回信和礼物东来，于1342年抵达大都，受到顺帝的欢迎，使团所献一匹骏马，深得顺帝喜爱，赞不绝口。马利诺里身着礼服，口唱"笃信惟一真神"步入宫殿，有一人持一极为精美的十字架在前引导，见到顺帝后为他祝福，顺帝虔诚领受。马利诺里在元朝宫廷住了4年，备受尊敬，后因中国局势不稳，于1346年从泉州乘船返欧。此后，终元之世中国再没有大主教，中国教会失去了全面领导。 没落的原因 蒙古帝国渐趋衰落，汉人纷纷起而武力反对其统治。1362年，汉军攻入泉州，该地最后一位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殉道。1369年，失去大都的元顺帝逃亡漠北，元朝兴盛一时的也里可温教终于在中国销声匿迹。 大体上看，元代也里可温教末落的原因如下： 宣教路线：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包括景教和罗马天主教)，遵行的仍然是上层路线，更严重的是它并未在中国本土社会扎根，而仅仅是植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中。而汉人属下等人，政治上备受歧视，排外情绪极为强烈，而拉丁系的罗马天主教以及中亚系的景教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故汉人与也里可温教无缘当属自然，其终元之时的4万余信徒，想必不会有什么汉人在内。因此，随着蒙古人、色目人被逐出中原，也里可温教便再也无立足之地。 内部分争：纵观整个元代，迫害景教、罗马天主教的事件极为少见，倒是这两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从未间断。如大都的景教徒非常仇视天主教，当大主教孟高维诺修建教堂时，景教徒便趁夜色潜入，拆毁建设中的教堂。孟高维诺本人也被诬入狱，历经艰辛，方得昭雪。此外，景教徒还千方百计阻碍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孟高维诺在信中曾抱怨，若无景教徒的阻挠，在12年间本来可以为3万人施洗，而非6000人。在天主教一方，孟高维诺坚持景教徒必须改奉天主教，"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因此，双方势同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