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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79年蒙古灭南宋之日起，元朝统治中国达89年。元统治阶层的民族歧视政策及汉族的民族主义都使得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351年，黄河泛滥，元朝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2万人，抢修黄河故道280里。由于官贪兵暴，引起普遍的骚动，终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反政府行动。在众多的起事队伍中，原属郭子兴部红巾军的朱元璋异军突起，先后消灭了江西湖广地区的陈友谅、江南沿海的张士诚，于1367年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25万，分路北伐。1368年，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明，定都南京，向北方发表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北伐大军势如破竹，三月平山东，四月定河南，军队经整编后，于闰七月自临清沿运河北上，占领通州，元顺帝及后妃太子等出逃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大军入大都，元亡。自五代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经430年之久，汉人才又掌握了燕京。 明初国家的对外政策，洪武(1368-1398)与永乐(1403-1424)两朝是不同的。洪武时期国内经济尚未恢复，统治尚未巩固，北方蒙古势力仍然不可小视，对外的主要方针是防御蒙古，加强国防。所以对周边的民族或国家着重建立友好关系，保持防御姿态。对一些距离较远的国家则宣布其为明朝的"不征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罗、苏门达剌、爪哇等15国。同时，颁布禁海令，防止里通外国。可是到了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对内统治逐步巩固加强的永乐时期，明朝对外政策便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朱棣即位后恢复了市舶司，公开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①，并派使臣到南洋各地，招人入贡。并命太监郑和率武装商队，远赴南洋各地进行贸易。对周边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并积极进攻蒙古势力，且出兵安南。经过永乐帝的对外扩张政策，明帝国的势力控制了东起朝鲜、西抵土蕃、南至安南、北达蒙古的广大区域。 元明时朝所谓的"西洋"，概指今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及非洲东部。自永乐至宣德，明王朝对主要以西洋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各国，进行了长达30年左右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最著名者为七下(一说8次)西洋的郑和，他的远航尚在大航海家达·伽马、哥伦布等航海的数十年之前。 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两朝是明帝国的繁荣时期，为了保持统治稳固的局面，国家政策趋向保守。洪熙帝认为，百姓过重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导致的。因此，他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扩张主义。于是下令停止通航西洋，仅维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还努力使安南恢复和平(当时安南已被兼并，设有布政按察使)。 宣德帝即位后，继续乃父保守的对外政策。他首先面对的是历经几代皇帝拖延下来的问题：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人吞并的企图。经过认真考虑，宣德帝下令撤出全部中国占领军，结束了中国对安南27年的占领。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从比它小的多的邻国那里遭受了军事和外交的屈辱，且劳民伤财。对安南人而言，明朝的占领和杀戮，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和他们对中国文明的态度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宣德时期是明帝国的黄金时代，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或内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工作十分有效，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在繁荣的背后，也孕育着社会的危机和帝国衰落的表征。这主要表现在明中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问题，已在宣德年间形成。 英宗皇帝8岁即位(1435)，明帝国开始进入衰落时期。具体表现为逃避徭役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自然灾害频发、民间动乱的发生、宦官干预政治、厂卫特务统治的残暴、官吏的贪污腐败。这些内政问题直到明末，始终困扰着当政者。 外部的侵扰来自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蒙古瓦剌部的威胁，随后又有东蒙古的鞑靼部兴起，入居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弘治(1488-1505)初年鞑靼部出现了强大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长期与明王朝作战，成为其严重外患。 嘉靖时期(1522-1566)，除了北方蒙古的威胁，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统称"倭寇"的海盗的严重侵害，直到1564年才被著名将领戚继光等基本肃清，1567年禁海令得到解除。 明朝军队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蒙古人，万历时期(1573-1619)随着财政方面的好转，名相张居正着手整顿西北防务，调戚继光主持西北边防，大见成效。1581年，俺达汗去世，同时明朝西北边防的加强工作业已完成。蒙古人与明朝开始了和平的互市关系，自此以后，明朝西北方面便无大的边患。明朝从建国开始，蒙古问题一直延续了几乎3个世纪，至此才得到解决。 旧问题刚去，新的祸患又来，东北边疆兴起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36年的奋战，于1619年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同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又打败了明朝10万大军，明朝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一、僧敲月下门 14、15世纪，通过小亚细亚到东方的贸易商路，被突厥人的势力阻隔，欧洲沿海城市的商业受到极大损失，促使他们去寻找到东方去的海路，于是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地理大发现。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葡萄牙人迅速进入东方。当葡萄牙人开辟印度洋航路、垄断东方贸易特权的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1519年，西班牙王命令麦哲伦西航进入太平洋，发现吕宋。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 明王朝对这一历史大潮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更对明朝侨商在南洋地区经济利益与地位的损失没有什么回应。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来广东贸易，并要求通商。嘉靖时，广州口外上川岛、澳门等地葡萄牙商人聚集甚众。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成功地从广州指挥黄庆那里，租借澳门为通商根据地。欧洲人东来对明朝相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扰乱其农业社会的正常生活。1557年，葡萄牙人被正式允许在澳门居住，这个殖民地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过争执。实际上，葡萄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出口税和吨税，并对葡萄牙人采用特惠税率。1574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用来封闭这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葡萄牙人在其中可以享受自治。不久，贸易便从澳门北移至广州，1578年，澳门的葡萄牙人被允许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到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16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时断时续，其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法律和秩序。 当时在欧洲，宗教改革(1517)激发了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并大力开展普世宣教运动。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是促成天主教对外宣教工作的重要人物。天主教徒热诚地前往新发现的区域，既可开辟新的教区，为教会得人，同时也可以弥补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损失。在巴黎大学，罗耀拉认识了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们共同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由于罗耀拉的鼓动，方济各·沙勿略成为新时代天主教第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工作到1549年，然后前往日本，带领许多人信主。他在日本发现一种源于中国的文明--儒释传统，并大量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方济各·沙勿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化发源地的重大意义，于是便向耶稣会会长写了一封信："在位于日本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奥的博学家。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很受尊崇，在学术中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这与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日本于其科学文化方面依赖中国。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①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教育很快成为耶稣会的工作重点。耶稣会成立10年之内就有了12所学院，到了1626年增至400所；1749年增到800所，包括神学院。他们的学校以高标准与高成就闻名于世，准许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进入，通常不收学费。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天主教欧洲占人口比例很高的有教养的人，都是耶稣会学校造就出来的。他们精心策划课程，学生按步就班进修。哲学课程一般修习亚里士多德，神学则取自阿奎那。 沙勿略决意将福音传到中国，但葡萄牙商人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与中国本已十分困难的贸易，只同意把他带到上川岛。他与忠实的中国仆从安东尼停留在孤岛之上，徒劳地等待可以把他们带到广州的商船。最终方济各·沙勿略被持续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于1552年12月3日寒冷的早晨面对他向往的中国大陆死去，年仅46岁。 1555年，耶稣会神父巴莱多在前往日本途中，与3名去中国的葡萄牙人一起到了广州，成为最先在广州停留的耶稣会传教士。但由于语言不通，他宣教的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葡萄牙水手和士兵。同年，多明我会卡斯巴在广州传福音数月之久。因着他奇特的外貌和衣着，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和围观，听他宣讲福音。直到有一天，他把一尊雕像从其基座上推下去，并对吃惊不小的中国人说它只是一块顽石，他们自己要比它的价值大得多。为此他被拘捕，并险些被中国官方处死，最后被逐出中国。 自1557年开始，基督徒们逐渐在澳门定居，约有400人，后发展到上千人，绝大部分是葡萄牙商人及其家属，为此设立了澳门教区。继耶稣会之后，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等修会都在澳门建造其住院，于是澳门成为一个宗教中心，向日本、南洋各地派遣宣教士。然而，很多次潜入中国内陆的行动，都因中国壁垒森严的海禁政策而纷纷失败，对华宣教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难怪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曾面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磐石呀磐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其实问题也不全在中国一方，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殖民地贸易的竞争，葡萄牙商人担心自身贸易利益受到西班牙的威胁，便想方设法与西班牙人作对，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宣教士，都被怀疑是间谍。他们甚至向中国官方吹风，建议驱逐这些新来者。这无疑加重了中国人的猜疑和防范。 为了进入中国而又不会撞入葡萄牙人的陷阱，西班牙宣教士试图从属本国利益区的马尼拉进入台湾和福建省。一些奥古斯丁会教士在菲律宾总督的干预下，成功地乘上追捕海盗的中国船队，于1575年来到厦门。他们在两名西班牙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泉州，并进而到福州拜会总督。总督将此事呈报皇帝，在等待批复期间，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在福州城内来往，因错误地去观察城门而引起怀疑，两个月后便无功而返。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警惕，起因于这两个国家在东南亚和菲律宾的所作所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夺去华侨的香料贸易专权，甚至抢劫中国商船，占领贸易港口，抬高税收，限制华侨活动；西班牙人在吕宋剥夺中国漳、泉侨商的经济地位，并驱逐华侨，甚至不惜进行两次大屠杀(1603、1639)，死者达4万7千人。 穿过中国紧闭大门的任务，是由一些非常熟悉中国礼仪和官场规则的人，也就是一些有学问的和擅长交际应酬的人完成的。这样的人出现于1582年的澳门，其代表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等人。 二、利玛窦的成功 罗明坚于1579年奉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一同来到澳门，师从一位中国画师刻苦学习汉语。不久，他去广州申请在华居留，官府因他会讲汉语，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罗明坚就成为明代第一位获准在中国居留的宣教士。 1582年，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罗明坚、巴范济二人来到当时广东的首府肇庆，住在东关天宁寺中。同年，罗明坚还通过范礼安将他在罗马认识的朋友利玛窦召至澳门。利玛窦1571年入耶稣会，第二年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习天文仪器、星盘、钟表等知识。至澳门后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历史、政治、文化。 在天宁寺，罗明坚二人接待来访的文武官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宣教士属于一种特殊的佛教僧侣，因此他们才被允许下榻寺庙。他们也顺应这种误解，剃发并穿僧服。该总督不久被罢免，罗明坚等被迫返回澳门，巴范济被派往日本。 1583年，知府王泮寄信请他们回肇庆。这次，罗明坚带上了利玛窦。并准他们在那里建一处住院和一间礼拜堂。他们非常注意礼节，向知府解释说自己受到中国名望的吸引，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华帝国。并以叩头礼感谢知府的盛情。新建的教堂名为仙花寺，客厅中还悬挂着王泮题写的"西来净土"匾额。两位宣教士对此甚感满意，前者被认为是对"花仙"马利亚的赞扬；后者则是对基督教祖国的赞誉。一位年轻的慕道友建议将上帝的名字译作"天主"两个字，书写在一块牌子上。宣教工作慢慢起步了，他们非常注意不授予人任何驱逐他们的口实。罗明坚在信中写道："在开始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地与这一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①他在另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了"文雅和巧妙"行事的必要，他担心其他宣教士进入中国，会因其粗野的急躁情绪危及整个宣教事业。②他们的宣教策略是：不要冲撞冒犯，循序渐进地行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迂回的方式，等待时机感化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因为罗明坚早就认识到："归化中华帝国的最大困难不在于那里存在着思想意识方面的反抗，因为他们对于理解有关上帝的事不会有任何困难，他们懂得我们的教法是神圣的和纯正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根据级别而遵守互相听命和严格依附的关系，甚至直到皇帝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全部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召到其身旁。"③利玛窦对此深以为然，他期待着"当已经具有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时，那就会有可能向皇帝呈奏一道本章。由于皇帝的干预，至少可以获得允许基督徒根据其教法生活，因为基督教义并不与中国法律相违背。"④ 1588年，罗明坚回教廷述职，后因病去世。他是耶稣会得以在中国立稳脚跟的第一位奠基者。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书写通畅的汉文，举止彬彬有礼，博得了中国官吏的好感。当时的一位宣教士对他作了如下评述："这是我所喜爱的一人，因为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张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将降生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因为是经他的手，在中国造成第一座圣母无染原罪的小堂，里面供奉着从西洋带来的围绕着奇花的圣母像；最后也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⑤ 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罗明坚仅仅是开了个头，更为艰巨的任务是由他的后继者利玛窦完成的。利玛窦在肇庆一方面努力了解中国，一方面向当地士人介绍西方科技，并力图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化，改为和尚装束，自称"西僧"。后来，一位中国儒生告诉利玛窦，在中国社会中儒生才是最受人尊敬的，建议他易僧装，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欣然接受，这成为他在中国活动的转折点。他明白自己必须以伦理学家、哲学家和学识渊博者的面目出现。为此，他精研中国的儒家典籍，开办书院讲学，并于1603年出版他最为重要的著作《天主实义》，目的在于"易佛补儒"，向佛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道教也一并拒斥。对于儒家的尊重实质上仅是一种策略，利玛窦自己也承认："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儒生们)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又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末我们要作的事就太多了。"①利用儒家的前提，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照亮过的。 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试图表明古代中国人已信奉造物主--天主。早期儒家的"上帝"信念是正确的。他也肯定中文中的"天"不是没有位格的或物质性的。"上帝"和"天"这两个术语都正确表达了基督教的天主这一概念。他从中国典籍中引证了出现过"上帝"二字的11段文字，认为由此找到了逐渐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种手段："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②(此后不久，耶稣会宣教士们发现中国的犹太人也用"天"和"上帝"作为耶和华或雅威的译名。)相反地，他强烈反对将"天主"等同于新儒家的"太极"。利玛窦是第一个参照中国经典中有关"天"和"上帝"名称的人，他力图"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遗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③利玛窦认为，重新发现孔子的原初教导，将给予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以一个可接受的位置。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巨，1679年白晋神父更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最容易促进中国人思想和心灵皈依我们圣教的办法，是向他们指出圣教与他们那古老原则及合理的哲学相吻合。"④ 利玛窦也看到儒家主张崇高的道德教导，但并没有宣扬来生，也缺乏教义系统结构。这对基督教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机缘，因为基督教有能力填补这一空缺，补充早期儒家的学说。利玛窦反对后期儒家的注疏，对早期儒家重新解释和认识，从中国文人的观点看是一种合理的工作。事实上，儒家自身也包含了这一传统，即反对后来的注疏并试图回归经典的真义。 16世纪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9)一派因其亲佛倾向也受到了攻击，这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重要意义，号召放弃空谈心性的学问，更多地关心"实学"，关注伦理。甚至有些人更极端地指出11-12世纪的理学不是古代真正的儒教，已经受到佛教思想的玷污，背离了古代经典的实质精神。这种观点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耶稣会宣教士拿来充分发挥，将所谓真正儒教与被认为是对古代传统之背叛的近代观点对立起来，甚至有人把古代的"真儒"与近代的"俗儒"作了区别⑤。 利玛窦以其长长的胡须、儒士的服装、文雅的谈吐、谦虚的态度、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以及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博闻强记，引起了大多数与他交往的士人的赞赏，很多人热衷于拜访他，西学知识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几乎所有于17世纪初叶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士大夫，都是首先被宣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吸引过来的。从其学而入其教的著名官员、学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三人并称中国天主教开创的三大柱石。 综述利玛窦的宣教策略，可以概括为：与文人阶层相结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在他们中间获得来中国传播真正上帝教义的人必不可缺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能根据这些知识与基督教真理符合与否，而决定利用或反对之。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上帝"与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上。 随着局面的逐渐展开，利玛窦决定北上，几经挫折，终于在1598年经南京来到北京。当时因朝鲜战事紧张，利玛窦在京不便久留，只得离京南下。1601年利玛窦再次进京，呈上奏疏和礼物，万历皇帝十分高兴，准许利玛窦定居北京。1603年，范礼安主持召开的澳门会议肯定了中国的传教事务与利玛窦在北京的活动，并批准了利玛窦的观点：中国典籍最终可以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提供某些有益的因素。并决定向中国增派神父，增加经费。1605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1610年，利玛窦因病去世，享年57岁，皇帝赐墓地，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其墓碑现今仍存。 不仅在中国，利玛窦还闻名于日本、朝鲜，死后不久其著作两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际，教外之人或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其他宣教士或被称为"利氏之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被上海钟表业尊为行业神，塑有偶像，每月朔望接受膜拜。 三、南京教案 17世纪的最初几年对于宣教士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对基督教的批评很少，除受到攻击的僧道之外。许多文人都被那名"西儒"所折服，他们欣喜地在他的教义和中国传统之间发现了相似性。传教士们利用了中国人恢复古代真正教理的向往，保证将以"天学"之名恢复古学。17世纪初叶的归教者和同情者中大部分人的目的都在于把曾鼓舞古人的宗教感情重新传到中国，导致大批文人对传教士们表现出同情的原因，除了科学和技术、严格的伦理、禁欲、仁慈和敬天之外，还有就是文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古人的遗产而被近代中国人忘记了。同时，他们还赞赏传教士们对迷信、佛教、道教的攻击。 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事情发生了变化，文人们逐渐发现宣教士们只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儒教徒，正如利玛窦在信中明言的那样，他们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重复了在中国最受尊重的著作中所讲的内容，但他们赋予了这些引文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他们的意图实际上是歪曲中国的传统并从内部改造之。同样的处理方法也被运用于他们绝对无法抨击的中国人的传统行为当中，如祖先崇拜。他们重新解释了这种行为，赋予新的意义，使之可以与基督教义并存。但这种策略随着基督教观念被人们更加透彻地理解而被越来越多的文人识破和揭露。由于那些士大夫最早仅仅把传教士们视为严肃的学者和中国传统的捍卫者，所以他们当时曾予以支持，但当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传教士们的教理之后，便反戈一击，转而反对他们了。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基督教中有关启示性、独一性、排他性以及超越人类理性的奥秘--耶稣基督等实质性教义，是中国文人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来面对的。正因为如此，利玛窦为了避重就轻，在《天主实义》中仅有一处简单提到耶稣。当遇到耶稣时，中国文人很难理解和接受。如一位福建泉州的文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都认为宣教士是一些从事历书和天文仪器工作的学者，因而与他们保持交往，但一旦当他获悉宣教士"以汉哀帝时耶稣为天主时"，其观点就完全改变了①。 导致局面急转直下的原因，恐怕直接来自宣教士见解的不统一所形成的宣讲内容的差异。我们很难对宣教士的两种倾向作出区分：有意的暂时妥协，以迂回的方式行事；无意的混淆或真心地相信中国古代观念与《圣经》观念相吻合。他们的态度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似乎差异很大，从全面否认在中国传统与《圣经》之间有任何相似性到相信完全一致。 直到1610年利玛窦逝世，宣教士们尚不敢对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与基督徒们的造物主等同起来是否恰当的问题提出质疑。但在1610年以后的几年中，某些传教士便开始探讨这种策略的基础是否可靠的问题。文化顺应的政策已经在教会内引起某些曲解，利玛窦亲自指定的继任者很快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把他们的"上帝"视为一尊有位格的、独一无二的、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而相反是按照经典著作的诠释，被看作是天道和天命的一种无形力量。1612年到达澳门的巴范济也指出：在由入华神父们用汉文所写的著作中，存在着类似"异教徒"那样的错误。很多神父支持这种谨慎的态度。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调查，龙华民于1623年写成了一部拉丁文著作《孔子及其教理》。他清楚地看到了借用中国经典文献并赋予一种与中国文人完全格格不入的诠释的危险性，并强调指出受皈依的文人事实上是多么不重视教理，在他们眼中一切都可以调和。中国耶稣会教区内部在有关经典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最终导致了1628年在上海附近的嘉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禁止使用"上帝"一词作为天主的同义词。 于是，中国文人和宣教士的隔阂加剧了，冲突在所难免。本来中国人对外来者就充满猜疑，宣教士受当地人排挤，为群众殴辱，捣毁寓所，甚至被官府拘捕、囚禁、驱逐出境，在在多有。据当时曾德昭神父统计，从1582年罗明坚第一次到肇庆至1616年南京教案34年间，共发生了54起之多。不过这些仅属地方性教案，多因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而起，一经说明，即告平息。宣教士本着耶稣牺牲的爱，息事宁人，不欲使事端扩大，影响传福音的大使命，虽受物质损失、身体和精神的痛苦，也抱"犯而不较"的态度，泰然处之。 随着反对迁就中国传统的宣教士出任领导职位，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直接对立起来，其焦点集中在祀天、祭祖、拜孔等敏感问题上，官吏、士子中间反教思潮日益激化，终于在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发生了南京教案。 该教案的发难者是南京礼部侍郎署礼部尚书的沈傕，他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之禁为根据，力主排斥天主教，在五月、八月及十二月连续上三道奏疏。其理由主要列举有西方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嫌；劝人但奉天主，不可祭祀祖宗，是教人不孝；私习历法，有背律例私习天文之禁，恐创为邪说，混乱听闻；西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易败风俗，乱纲纪；宣教士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其财路不明，应早作防范，以免姑息养奸。 当时南京诸大臣多有附和，朝议哗然。七月，徐光启上疏竭力为天主教辩护，勇敢地承认自己是信徒，并证明这些宣教士都是有德学之人，他们来中国无非是劝人为善，绝无阴谋。其所传之道，不但高于释道二教，且与儒学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本接纳佛回之例，能容纳他们。 万历帝搁置了沈傕的奏疏，但他并不肯甘休，一方面继续上疏，一方面逮捕信教华人和宣教士，更不惜捕风捉影，将谋反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结果，万历帝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发了放逐外国教士出境归国的谕令。当时一些宣教士被押解广州，回到澳门；一些则遁迹隐形，藏在民家避祸。南京教案使得天主教的宣教事业遭受很大挫折。 四、镜中繁花 南京教案之后，宣教士的活动不能公开，只能在暗中进行。但天启(1621-1627)以后，明朝政府竟又再度对天主教宽容起来，甚至有求于宣教士，因此天主教在明朝最后数十年间又盛行起来。 就在南京教案之后仅3年(1619)，明朝军队就在东北与努尔哈赤的战争中惨败，四路大军被歼其三，京师震动。增强军力成为当时首要问题。徐光启上疏练兵，获准在通州练兵。他深知西方火器甚精，便写信给李之藻，请他派人去澳门购买枪炮。退官在家的李之藻立即与杨廷筠商议集资，派人于1620年购回大炮四门，在广州待命。旋因徐光启被罢职而搁置。 天启元年(1621)，徐光启奉旨复职，李之藻也被起用。李之藻上疏请耶稣会士协助赴澳门购买西洋枪炮，当年年底，火炮运抵北京。1626年，袁崇焕镇守宁远，带去两门火炮。当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西进，围攻宁远城，该城防守坚固，屡攻不克，努尔哈赤亲自督战，城上以火炮轰击，满洲军队大败而退。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直逼关门的计划。明帝将西洋大炮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从此明廷甚感有必要学习西洋火炮的铸造和放施技术，便请澳门的教士来京听用。于是，耶稣会士又可以自由往来内地，立堂宣教。 此外，万历年间，历法失修，经常发生错误，朝廷决定修改历法。李之藻力荐宣教士参与，后因南京教案而中途废止。崇祯二年(1629)五月有日食，按传统方法推算误差甚大，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推，与实际相符。于是礼部主动奏请修改旧行历法，并令徐光启主持其事，徐光启请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参与，不久《崇祯历法》告成，但未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在众多宣教士中，汤若望深得崇祯帝信任，被委任管理历局，并监制火炮。崇祯特赐"钦褒天学"匾额，悬挂天主堂中，且允许汤若望、龙华民、罗雅各三人出入大内，三人乘机传教，先后太监、嫔妃宫女等数十人入教，在宫内设教堂两所，举行弥撒。十余年间，宫中信教人数竟达540余人！国外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汉学家们，多言崇祯帝也信奉天主教，以他数毁宫中佛像为证。虽尚不能最后证实，但也有其参考价值。 崇祯十七年(1644)，中国政局突变，李自成四月二十五日攻入北京，崇祯上吊煤山，不久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大举入关。明朝大臣先后拥立福王、唐王、鲁王等，形成南明政权，被清军各个击破。1646年十二月，肇庆建立以桂王为首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皇后、皇太子都受洗入教，宫中领洗者有50人，永历帝本人也曾参与弥撒，朝中重臣瞿式耜(瞿太素之侄)、太监庞天寿都是天主教徒。太后曾遣使到澳门献祭，并派人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送信，请求多派耶稣会神父来中国传教。可惜教皇等人的回信送抵中国时，南明永历王朝已经飞灰烟灭了。罗马大公教会在中国似乎没有像313年在罗马帝国那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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