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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情的专制 2001年3月1日凌晨，一位浑身是血、已处深度昏迷的中年妇女被紧急送往上海市某中心医院。经医生检查，她胸部有4处刀伤，其中一个伤口距离心包只有一厘米左右。 护送她到医院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叫晓京，17岁；女的叫小雨，18岁。小雨自称是伤者的女儿，说晓京是她的男朋友。 她是如何受伤的？凶手是谁？因刀伤属非正常伤，医院按规定报了警。区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赶到医院。见到刑警，小雨告诉他，伤者是她的母亲，她就是凶手。 为了查明真相，刑警将两个年轻人带回了警署。经讯问，警方了解到，这起凶杀案是他们两人共同进行的，警方立即拘捕了这两个年轻人。 事发当晚，小雨的父亲老郑正在单位值班，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当警方给他打电话告知这一切时，他如雷轰顶。他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看到了像血人一样的妻子。 老郑怎么也不敢相信刺杀妻子的凶手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雨，他悲痛欲绝地问在场的人："到底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母亲爱她、关心她，有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每天都保证她一个苹果，昨天中午，她妈还跑着出去给她买两个肉包子让她吃了上班，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小雨用来刺杀母亲的凶器，正是母亲每天给她削苹果用的那把水果刀。 在拘留所，小雨这样陈述自己的犯罪原因和动机："在家里，我没有做人的感觉，像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被关在家里，一天给三顿饭而已……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事事要依从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没有他们的安排我就一无是处……的确你们是生了我，养了我，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个就一定要处处服从你们，就好像一生一世欠着你们，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为了你们把我的一切都葬送掉。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障碍，不除掉障碍，我永远没有自由，永远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为了弄清小雨刺杀母亲的真实动机，法官特地带小雨找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咨询，在心理专家的引导下，小雨渐渐地打开了心扉，谈出了多年压抑在心头的苦恼。一个家庭的悲欢往事，就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点点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上海人，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年过三十才与当地一位高中毕业的姑娘结婚，1982年生下了我。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爸爸，在内蒙古一呆就是30年，直到1998年才携妻女迁回上海。 老夫妻俩都是历经生活磨难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比自己幸福，希望我将来过得比他们好。他们每年都要给我拍许多照片，将幸福的时光一点点地珍藏起来。他们自己省吃俭用，生活上却从不让我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什么，只要提得合理，他们宁愿自己勒紧腰带也要给我买回来。 每天早晨，母亲总是将早饭和牛奶都给我准备好了才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总是亲自给我削好苹果，一直要看到我吃下去才放心。后来我也上班了，母亲又担心路上不安全，每天坚持接送我上下班。 她对我物质上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什么事情都是她安排好的，我根本没有操心的必要。 我不能说她不爱我，可是她的爱让我心里发慌。我不愿做一个永远被她看守的，没有自我、没有自由的囚徒。在他们身边我从小就感到非常的压抑，母亲不喜欢我交朋友，连孩子之间的正常交往也是不允许的，不只是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行，她更喜欢我呆在家里。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朋友。 有一次，父母一起外出办事，说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我心里暗暗地高兴。等他们一走，我就给几个同学去电话，约她们来家里玩。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我兴奋极了，将玩具，还有小人书都抱出来与大家分享。没料到，我们说说笑笑正玩得高兴时，母亲突然回来了，她铁青着脸站在门口，用冷冷的眼光扫视着我们，然后指着我的同学凶巴巴地吼道："你们统统都给我滚出去。" 同学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地都跑了。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我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们走后，母亲大声地斥骂我，并严厉地警告我，以后不准再将同学往家里带，并要我作出保证。骂过了训过了后，她又告诉我说："你现在还小，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社会上的人不可能像你父母一样所有的事都是为你好，离别人远远的，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受伤害。" 第二天，被母亲轰出家门的同学见了我说："你母亲好厉害好可怕。"同学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第一次为母亲羞愧。 发生了这件事后，母亲对我很不放心，她开始亲自接送我上学，她不允许我跟同学交往，每天放学铃一响，她就带我回家。回到家，我不能出去玩，只能看书学习。如果他们要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她就会用一把铁锁将我锁在家里。我只好趴在窗前看在外面玩耍的小朋友，看他们溜旱冰，玩游戏，追逐嬉闹。 有时，我实在憋不住想出去走走，母亲坚决不让我出去，似乎我一出去就会被人掳走似的。如果我说想出去买点东西，她会说，需要什么我给你买回来。除了上学，我几乎一步也不能离开家。 这样的日子就像坐牢一样难受，我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有的只是孤独与寂寞。 而母亲却认为她这样做全是为我好，她说她是担心我没有识别能力误入歧途毁了一辈子的幸福。 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对母亲说："你这样把我关在家里，哪怕把大门锁起来，但是如果我要改变或者我要学坏的话，你这把锁又有什么用？"我是想告诉她，将我囚禁起来、看管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多孩子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见得都学坏了。可是母亲听了勃然大怒，她认为我是想气她，是想和她对着干，她暴跳如雷地辱骂我，指责我。我的自尊在她的辱骂声中轰然倒塌。从那以后，我总是心情抑郁，感到非常沮丧，我曾几次试图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 在家里，性格内向的母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她要求我每一次都要考得最好，常常，我会因为只考了第二、第三名而受到母亲的责骂。这使我觉得，即使我做得再好，也很难使母亲满意。从小到大，她从没夸奖过我，连一个赞赏的眼神也没有过。渐渐地，我对她产生了畏惧心理，心里对她怕得要命，从小就是这样，我不敢对她说话，更别说顶嘴了。在她面前，我只有听话，只有服从。 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是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在班上算是成绩好的学生，但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拿到第一名。那次是期末考试，我只考了第三名，担心回家受罚，我不敢将成绩单拿回家。在学校挨了半天，也没想出个逃脱惩罚的好办法。最后我只好将成绩改了，将第三名改成了第一名。 可是，拿着被涂改的成绩单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充满了恐惧，离家越近，我心里越害怕，我担心被母亲察觉了，那样我将会受到更大、更重的惩罚。思前想后，我觉得似乎已没路可走了，于是我一头扎进了路边的一个水塘。 没想到水塘的水不深，我没有淹死，呛了几口水后，我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岸。衣服湿了，我不敢回家，我一边坐在水塘边等着衣服晾干，一边哭着，我不知道回去以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等衣服干了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母亲追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敢说出实情。侥幸的是，母亲没有察觉到我涂改了成绩单，也许是看我考了第一名吧，她竟没再追问下去。 对母亲，我时常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好像面对的只是一个长辈，一个我所要尊重的人，但并不是我可以倾诉、可以依赖的亲人。我很羡慕那些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很羡慕那些搂着母亲的脖子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我，我很迷惑，说她不爱我，可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生活上的事，她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要说她爱我，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冷冷淡淡的，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她从不跟我聊天，从不问我在想什么，也从不问我想做什么。在她面前，我经常很自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一无是处。 父亲是个性格较外向的人，小的时候，我更愿意跟他亲近。那时候，父亲把我视为他最大的骄傲，他喜欢将我带到单位同事或亲友面前炫耀，而我，喜欢这种被人重视，被人肯定的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越来越失望，我发现他真的很无能，他对我母亲言听计从，我跟他说的一些话，他都会告诉我母亲，因此弄出许多是非。渐渐地，我对他也彻底关闭了心灵，很少跟他讲心里话了。 我在家里更加沉默寡言，读书、写作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看的书五花八门，什么书都看，文学、历史、军事、科学什么的，全都看。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可以这样说，我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超过了许多同龄人。可是父母却看不到我的成长，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事事须听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的低能儿。可是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早已把父母踩在了脚底下，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还有知识和能力已远远超过了他们。 这种内心的不平我无处诉说，而真实的我又不被父母了解和认识，我越来越感到压抑，心理上也越来越不平衡。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初中毕业时，我没能考上高中。那时，我们全家从内蒙古迁到上海快一年了。 虽然父母为我没能考上高中痛心疾首，伤心不已，但是已成舟，他们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1999年9月，我在一家酒店谋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晓京。晓京比我小一岁，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也到酒店打工，我们刚好分在一起工作。在接触中我发现，他很善良、很单纯、也很坦诚，有许多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的优点，我不知不觉地对他打开了心扉，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苦恼，讲述了自己内心和父母亲的紧张关系。晓京非常同情我，他的同情抚慰了我，使我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其实我需要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感情上的，可是父母没给我，但晓京给我了。 我和晓京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可是我的父母对此却一无所知。 虽然我已经18岁了，已经工作了，可是父母仍对我不放心，在他们的眼里我好像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单纯的孩子。凡是我上下班，他们总要亲自接送。为了防止我乱花钱，他们规定我每月的工资全部上缴。我感觉到，只要他们在，我永远不会有自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生活。 小雨被拘捕后，在监狱里写下了《我的认识书》。在"认识书"里，她把父母比作种花人，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每当种子要冲破阻力萌芽生长的时候，种花人总是说，你不要出来，外面的世界太残酷。 可是她的父母却没意识到，他们费尽心机万般呵护的种子已不能忍受种花人的束缚，她开始思考如何摆脱束缚和障碍，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2001年1月，晓京因为小雨的事和同事动手打架被酒店辞退，晓京刚走，小雨也立即辞职不干了。小雨不敢将这一切告诉父母，她担心父母知道了她和晓京的关系会阻拦她，会失去行动自由，所以她每天仍不动声色地照常"上班"。但是要使父母不产生怀疑，她必须每月按时把600元工资交给家里。在晓京的帮助下，第一个月的钱总算凑齐了。眼看着交2月份工资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小雨再也筹不到钱了，她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的小雨认为，自己被逼到这种地步，全是母亲的错。长期积压在心里的怨恨使她决定除掉母亲，彻底从她的管制中解脱出来。 2001年3月1日凌晨，小雨与晓京按约定在一家娱乐城碰了头，两人商量好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小雨知道父亲在单位上夜班，家里只有母亲一人。他们偷偷摸进了家门，母亲正熟睡着，小雨拿起枕头死死捂住了母亲的脸，惊醒过来的母亲挣扎着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母亲被连刺数刀。母亲受伤后，拼命挣扎，并不断向女儿求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求求你，我真不行了，你们把我送医院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小雨，你没有良心啊！" 听到后面这句话，小雨呆住了，过了片刻，她说："这些都是你逼出来的。"说着就哭了。小雨和晓京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母亲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她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快点快点，去看看女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2001年6月，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小雨和晓京提起公诉。得知这个消息，母亲的反应再次让人震惊，她宁愿相信女儿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的冲动，她不愿意女儿在监狱里度过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为了减轻对女儿的处罚，她决定为女儿聘请律师。 2001年7月15日，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小雨的律师在庭上为她作了辩护。法庭认为，小雨和晓京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主动将母亲送到医院抢救属于犯罪终止，在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罪行，属于自首情节，另外考虑到晓京在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而被害人即小雨的母亲一再要求宽大的请求，所以法庭依据《刑法》有关条款，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小雨四年六个月、晓京三年的刑期。 在法庭上，小雨与母亲见面了，这是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母亲哭着问："妈妈希望你有出息，处处为你想，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一念之差会做出这么严重后果的事？" 开始，小雨只是流泪，后来她说："我真的很后悔，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小雨并没有正面回答她为什么要刺杀母亲，也许她真的感到内疚和后悔，她不忍心再指责伤心的母亲，不愿在法庭上再控诉已经伤痕累累的母亲。 无论小雨有什么样的理由，杀人总是违法的，更何况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仅有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对发生悲剧的原因的追问和思考，也许更具有社会意义。 毋庸讳言，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孩子生活在中国式的"温情专制"里，仍有许多孩子被"爱心虐杀"。当专制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孩子的感情即使被伤害了千百次，大人们也会视而不见，而孩子的反抗更成了大逆不道。当爱心成了一种虐杀，即使孩子发出了呼救声，大人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充耳不闻。因为，对中国式的"温情专制"和"爱心虐杀"，历来不乏唱赞歌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本意是为孩子好，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管制和惩罚都是顺理成章的，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 正是这种冷漠和怂恿，一个又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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