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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句谎言 因为当记者的缘故，笔者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复信后，这些信我大都没留下来，留下来的信，都是我一次次翻检抽屉没舍得处理的，因为这些信曾深深触动过我的心灵。 在留存的来信里，胡大虎的信一共有5封。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到他第一封信时的情景。 那是2002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哪里有他们说话的地方——近万数学爱好者车轮大战哥德巴赫"。几天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内详"。拆开信封，最上面的一页是一封写给我的信，后面七八页信纸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署名是胡大虎。 胡大虎说看了我的那篇报道后很激动也很兴奋，他说自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两年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开哥德巴赫之谜的钥匙。他希望我能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专家审阅。在这封信的后面，他说： "我是一个服刑人员，还有一年才能出狱，希望你能帮帮我，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得到承认。几年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成为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前两年，我写了一本陈景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书出版后，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哥德巴赫猜想业余研究者的信，这些业余研究者又被称为民间科学爱好者，据估计，全国仅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有近万人。胡大虎的来信让我很为难，虽然我不能判定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但是我知道，学院派对于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态度是冷淡的，甚至是冷漠的，一些科学家甚至通过媒体不断向民间科学爱好者发出忠告，劝他们放弃研究。他们认为，目前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解决这个数学难题，同时他们还认为，只有经过大学数学系统训练，甚至只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可能具有研究这个问题的能力，并认为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做的是无效劳动。这一切，在监狱服刑的胡大虎也许并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决定将他的论文推荐给我认识的一位数学专家，哪怕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也得给胡大虎一个答复。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那位数学专家给我写来了回信。信很简短，大意是说胡大虎在论文中提出的研究思路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精神是可嘉的，并希望他系统地进行数学训练云云。 虽然这是我预料中的答复，但我总算可以给胡大虎一个交代，他那么信任地将论文寄给我，我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给胡大虎写了一封信，是一些鼓励的话，我不想让他太失望，不想让他有太重的挫败感。而且职业本能告诉我，胡大虎决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一定有着很奇特的经历。在信的最后，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将数学专家的答复也一起放进信封，给他寄去了。 仅仅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胡大虎寄来的特快专递，拆开深蓝色的纸袋，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的胡大虎留着平头，眼睛眯缝着好像在眺望远处，在他的背后是绿茵茵的草地和起伏的山脉，草地上有羊群和牦牛，从背景判断，这张照片是在西藏拍摄的。由于他站的地方离镜头太远，他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是40多岁。照片可能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因为照片下面的拍摄时间是1997年8月24日。 胡大虎的信很长，他说寄出上封信和论文后见我一直没给他回信，以为我早就将他的信和论文扔进纸篓了，没想到我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了专家，专家看了他的论文还给了回信。 他说："专家的答复虽然让我很失望，但这是第一个真正看了我论文的专家，此前，我曾十几次将论文分别寄给一些专家，结果都石沉大海。专家能看我的论文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和鼓励，我不会轻易放弃这项研究。有人认为，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不可能由民间研究者解答出来，可是1928年，在金坛小镇当店员的只有18岁的华罗庚，指出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有错误时，是一位民间研究者；1956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陈景润，提出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时，也是一位民间研究者。谁都难以预料哥德巴赫猜想的答案最终会由谁找到，有可能是数学家，也有可能是民间研究者。" 说实话，如果仅看胡大虎的信，真的很难将他与罪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怎么会犯罪呢？可是在这封信里，胡大虎明明白白告诉我，他犯的是盗窃罪，被判了5年。 下面是他的叙述：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工作，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可是我不喜欢那种既刻板又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于是干了3年后，我便跳槽去了一家业务基本相同的民营企业。临走时，我偷偷带走了部分技术资料。我跳槽去的这家民营企业在当地小有名气，由于我带来了竞争对手的部分核心技术资料，属有功之臣，所以一来就被老板任命为技术开发部副主任。 由于掌握了对方的技术资料，我所在的这家民营企业很快就成了与对方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可是对方却蒙在鼓里不知实情。在那家民营企业的两年里，我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几个新产品，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委托猎头公司找到了我，愿以比我所在企业高出一倍的薪金聘用我。 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虽然我已准备抽腿走人，但我没跟任何人透露风声，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甚至在提出辞职前的几天，我还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一个新产品。其实我的不动声色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参与了一些产品的开发，但有些核心技术资料并不在我手上，我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技术资料弄到手，它将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 就是这种贪欲让我铤而走险，我骗取了开发部主任的信任，从他的电脑里窃取了全部技术资料。第二天，我便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老板对我的辞职深感意外，并极力挽留我，可是我还是坚决地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做梦也没想到，正是我的突然离去让老板产生了怀疑，当初我窃取原单位的技术资料投奔他，我得到了好处，他也获得了利益，但他对我其实一直存有戒心，所以他一直不让我接触一些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我这次突然辞职马上让他产生了怀疑。 我到南方那家企业没多久，事情就败露了。我以盗窃罪被拘捕。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懊悔莫及，万念俱灰，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 监狱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我度日如年地打发着每一天。2000年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家出版公司悬赏100万美元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我被这条消息吸引住了，一个沉睡已久的梦想又开始在心里游动。 有人将数学称为思维的体操。从小，我就对这种"体操"有着痴迷般的热爱。我最崇拜的人是陈景润，我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摘到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报考大学时，我很想学数学专业，可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学数学毕业后难找工作。虽然我心里很不情愿，可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当时很热门的信息工程专业。在大学，我数学这门课一直学得很轻松，我把它看做智力游戏，常常沉浸在解题的快乐里。 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研究生。当时我脑子里闪过改学数学的念头，但是权衡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大学四年学的毕竟不是数学专业，对能不能考上数学专业研究生我毫无把握。另外，我还有很实际的考虑，如果去做一个数学家，这一生也许只能过一种很寂寞很清贫的生活。我不隐瞒自己对物质的追求，我希望自己能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 命运真是会捉弄人，在我被一个个欲望驱赶着脚步的时候，我渐渐忘记了那个梦想。可是当我失去自由时，却是那个梦想拯救了我，它让我觉得我还有事可做，让我感到监狱里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那年2月，我开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在这期间，父母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千方百计四处为我寻找和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还写来一封封鼓励我的信。 谈到父母，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传统观念认可的那种最优秀的父母，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派无私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们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出表率。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剩饭剩菜父母总抢着自己吃，有时为争夺剩饭剩菜他们甚至还发生口角。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个星期难得吃一次荤菜，他们总是将盘子里少得可怜的肉挑出来放在我和弟弟的碗里。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孔融让梨"、"纯孝感君"。记得我那时还很小，不懂得什么是"纯孝"，母亲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春秋郑国人孝叔，生平事母至孝。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一定让母亲先吃。一次，庄公请孝叔做客，孝叔竟不吃桌上那碗烧得香喷喷的肉，庄公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孝叔说看着桌上美味的肉便想起家中的母亲，母亲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肉，因此自己也不敢吃，并希望庄公能把肉赏给他母亲吃。 父母要求我做一个至善至美的人，这种教育其实给了我很大的思想压力，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千方百计拼命压抑自己的各种欲望。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伪装，因为我不愿让父母失望，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赏。 记得第一次说谎是在我7岁那年。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每年的生日，我们都会收到父母亲送给我们的礼物。7岁那年的生日，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把玩具冲锋枪和一辆玩具坦克。当母亲拿出这两件礼物时，我一眼就看中了那把冲锋枪，因为我在玩具店里见过这种冲锋枪，扣动扳机就能发出一串清脆的"哒哒哒"声，枪口还会喷出火光。我早就想有一把这样的冲锋枪，记得有一次我曾跟爸爸要求过，可是爸爸说太贵没给我买。 我正想对母亲说我想要那把冲锋枪，没料到弟弟抢在我前面说出了我想说的话。顿时，我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下完了，妈妈一定会将冲锋枪给弟弟。没想到，母亲听了弟弟的话后皱起了眉头，说："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人家孔融将最大最好的梨让给别人，自己吃最小的一个，你们要学习孔融，不能老是想着自己。" 见弟弟挨了批评，低着头不敢再说什么，我赶紧见风使舵，对母亲说："把冲锋枪给弟弟吧，我随便拿哪个都行。" 母亲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连连说："对，对，这才是好孩子。" 说着，她将冲锋枪奖给了我。 我第一次尝到了说谎话的甜头。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在父母眼里都是一个好孩子，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我。当我后来离开他们身边，不再在他们目光的关注下，那些压抑的欲望便难以遏制地急速膨胀起来，并一步一步将我送进了犯罪的深渊。 得知我犯了盗窃罪，父母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儿子从来都品行端正，怎么也不会干这种没廉耻的事。开庭审判时，父母千里迢迢赶到了法庭，母亲后来对我说，直到走进法庭她都相信我是冤枉的，她希望法庭为她的儿子讨回清白。可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母亲当场昏厥了过去。 …… 看了胡大虎的信后，我给他写去了一封回信，我希望他将跟我讲的这些心里话跟父母也说说，虽然这样做会伤他们的心，但是他们看到的却会是一个真实的儿子。他们会知道，欲望是人的本能，忽视它，压抑它，欲望就会像弹簧一样跳得更高，只有了解欲望，正视欲望，才能将欲望引进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 在那以后，胡大虎又断断续续给我来了两封信，再后来就一直杳无音信。有时我会想起他，不知道他是否放弃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2003年3月底，胡大虎终于来信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狱，目前在海南打工。 不知胡大虎是否意识到，当他用说谎得到了那把玩具冲锋枪时，他的精神就被奴役了，他永远都会在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之间犹豫徘徊。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和成本，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还会说真话吗？ 人们总是教育孩子要讲真话，但真话并不一定每一句都是美丽动听的，美丽动听的并不一定都是真话。当人们对并不那么美丽的真话进行训斥、进行惩罚时，也许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没有人敢讲真话的地方，一定是谎话、假话盛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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