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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谎话是一副盔甲 2002年7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杀人案。被告李伟是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三年级学生，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奶奶和父亲。 站在被告席上的李伟面色苍白，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流泪。听众席上坐着他的母亲，那位失去了婆母和丈夫的女人哭得泪人一般，她想不通，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儿子，怎么会丧心病狂地将斧头对准自己的亲人？！ 事情发生在2002年2月24日。 这天，是在外地某医科大学上学的李伟准备返校的日子。父母早就商量好了，准备亲自送儿子去学校。李家有两套对门的房子，李伟和奶奶住201号房间，父母住对门的202号房间。带到学校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出发的时间也到了，却迟迟不见儿子过来拿东西。父亲说："我过去看看。" 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父子俩都没有过来拿东西，他母亲一边擦地板，一边觉得十分纳闷儿，正在这时，李伟突然脸色蜡黄地冲了进来，一屁股就坐在客厅的凳子上，他喘着粗气说："我把爸爸和奶奶给杀了，妈，咱们一块儿死吧。"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立即向对门的201室冲过去，却被李伟死死地抱住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家里真的是出大事了。她哭着求儿子："救救你爸，救救你奶奶吧，他们不能死……"她一边哭着说着一边挣扎着要往对门冲。可是李伟仍死死地抱住母亲，不放她过去。她大声喊叫着要他放手。听到母亲的喊叫声，李伟才慌乱地放了手。 她冲到对面房间，见丈夫躺在卧室的地上，满地都是血，似乎还有微弱的呼吸，床上横躺着的婆母已死亡，脖子上明显地缠着一根电线，西屋写字台上有把斧子，斧子上沾满了血。 她惨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惨祸将她击蒙了，她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她对儿子说："你去自首吧。" 李伟听了，十分慌乱不安，他说他不敢去自首，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重，他要母亲跟他一起死。他说："咱们一起死吧，死了就都解脱了。" 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在神经不正常的情况下误杀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自首，也许还会有一条生路。她说，你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你去自首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在母亲的劝说下，李伟终于同意自首，她颤抖着手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110巡警、急救人员和公安分局刑警火速赶到。 李伟的父亲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便断了气，他至死都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杀他。 被关进看守所的李伟并不知道父亲已死在他的斧头下。他告诉审讯人员，他要杀死奶奶和父亲，并要母亲和他一起去死，不是恨他们，而是爱他们。他说他跟家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尤其依恋和孝顺奶奶。父亲尽管对他有些严厉，可是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他说："他们平时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我对他们只有爱，是一点恨也没有。" 因为爱而去杀人，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但听了李伟在法庭上的陈述，竟然也能找到通往这个荒谬逻辑的路径—— 我父母都是好强且勤奋的人，没有考上大学，是他们心里最大的遗憾。父亲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硬是靠自学成了这家企业不多的一名技师。母亲也靠自学成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可他们的发展却经常受到文化水平和文凭的限制。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认为，只要我学习好，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将来的发展道路就会一帆风顺，他们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我有出息，希望我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人生。因此，保证好成绩，成了他们对我寄予的惟一目标。 我上学后，父亲每天不厌其烦地亲自辅导我学习，无论是默写、背课文，还是做习题，他都要求我做到一丝不苟。我喜欢做习题，不喜欢死记硬背一些东西，所以我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一直都不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些需要大量背诵的科目一直不太好。父亲为了鼓励我练"背功"，有时甚至陪着我背。 记得有一次，要考政治，老师给我们发了一大摞问题和答案，我一看有那么多要背的内容头就大了，一直拖拖拉拉地不愿背，父亲说："来，我跟你一块儿背。"那时，他已是快40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背到十一二点钟。那次政治考试，我考了99分，是全班最高分。 也许是对我期望太高，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一科没考及格。回到家，父亲问我的考试成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语文没及格。他勃然大怒，劈头盖脸就将我狠狠揍了一顿。那天晚上，连一向宠爱我的母亲也阴沉着脸骂我不争气。她说："我有病还坚持上班，不都是为了你，你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我？" 其实，我从没有考不及格过，一次偶然的失误就挨了打，这使我对考试充满了恐惧。真是越怕越出错，到了期末考试，我又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想起上次挨打的经历，我吓得不敢回家。我将成绩单揣在口袋里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着，突然，我发现路边地摊上有卖"消字灵"的，灵机一动，便买了一瓶。 我找了个没人能看见的地方，将"消字灵"涂在那个该死的"52分"上，果然有效，"52分"就像穿了隐身衣一样看不见了。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在那个空白处填上了"88分"。 回到家，父母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一进门，他们就问我的考试成绩。我将那张成绩单背了一遍。也许是做贼心虚，背到那个被我涂改的分数时，我一下结巴起来。父亲似乎不放心，要过了成绩单，看着看着，脸上绽开了笑容，然后表扬我说："好样的，这才像我的儿子。" 那天饭桌上，父亲、母亲还有奶奶都一脸笑容，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好菜。 说真话会挨打，说谎话有奖励。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再也不敢说真话了，我将谎话当做一副盔甲，每一次犯了错误或者没有考好，我就穿上它，它让我逃过了一次次惩罚。 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很乖顺很听话的孩子，我从没跟他们顶过嘴，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冒尖，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重点高中。这让他们很骄傲地高兴了好一阵子。 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严得甚至有点苛刻，但他们在生活上对我百般呵护，真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怕我游泳出事，他们不让我学游泳，一直到上大学我还是"旱鸭子"。学校组织春游，母亲怕我出事，坚决不让我参加。每次，当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出去春游了，我却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呆在家里做父亲给我布置的作业。有时在家学习累了，我想出去走走，母亲也不让我去，说街上车多怕我出事。我很羡慕那些能自由自在玩耍的同学，但是已经做惯了"乖孩子"，我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再说，他们都是为我好。 我高考填报志愿也是父母一手包办的。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愿报考那些偏重记忆的专业，虽然这么多年来为了应付考试我不得不去死记硬背一些知识，但我仍一直很厌烦死记硬背，我不想上了大学还受此折磨，更不愿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与死记硬背脱不了干系。可是父母却要我报考医科大学，他们找出了学医的种种好处，还说奶奶有糖尿病，学医，以后可以照顾家人。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安排。再说，当时我对医学专业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要学哪些课程。 进了大学后，我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学临床医学不但枯燥，而且大部分知识都靠记忆，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厌烦的。渐渐地，我对所学的专业失去了兴趣，听课、做作业都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我开始逃课，不是在宿舍睡觉，就是去游戏机室，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几夜。第一个学期，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我不敢将实情告诉家里。父母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大学了却了他们的心愿，所以也不像原来那样盯着我的学习了，所以每次回家我只报喜从不报忧，处心积虑地向他们隐瞒自己的学习成绩。 大二结束时，我累计已有10门功课不及格。学校对我做了跟班试读的处理，要求我交2700元的试读费，并让我带信给父母，叫他们来学校一趟，或者写一封信来。 我吓坏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知道真相。那个暑假，我每天都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眼见快开学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求一个老同学，摹仿我父亲的口气往学校写了一封假信，然后偷盖了父亲的印章。 让家长给学校写信的事儿虽然拿一封假信混过去了，但跟班试读要另交的2700元学费却让我一筹莫展。家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基本上是固定的，扣除伙食费，剩下来的钱基本上都被我扔进了游戏机室，身上几乎没有结余的钱。 为了凑够这笔钱，我勒紧裤腰带，少吃饭，少吃菜，从生活费里一点点地往外抠。但仅靠这还不行，学校一次次催我交钱，逼得没办法了，我只好厚着脸皮跟同学借钱，后来总算凑齐了这笔款子。为了还借的钱，我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也想好好念书，可是落下的课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些医学课本来就生涩难懂，我一看书就犯困，一做作业就头疼。为了摆脱恐惧和烦恼，我又一次次去了游戏机室。大三上学期，我又有4门课不及格，到这时为止，我总共有14门课不及格，通过补考仍有3门课不及格。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我对那个结果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出所料，坏消息很快就来了。放寒假的前一天，老师通知我去校领导办公室，校领导严肃地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成绩已经符合退学处理的条件，如果不想退学就得降级，但要多交一年的学费，他让我选择一个处理结果。 我羞愧万分，心乱如麻，最后，我跟校领导说，得回去跟家长商量。 回家后，我怎么也没法向父母开口讲这件事。上大学的这两年多里，我一直在制造着我在认真学习、成绩也不错的假象，我用谎话一次次地欺骗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真实的学习情况。面对他们，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也充满了害怕。我害怕讲出真相，父母将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整个寒假，我心里都像压了块铅，一方面怕父母伤心难过，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糟糕的学习状况；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跟学校交待。我不愿退学，但是如果选择留级，就得多交一年的学费，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父母都是工人，挣钱不多，这些年来挣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我上学了，如果他们知道我学习成绩如此糟糕，知道我要被退学或被留级，他们恐怕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随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越来越烦躁，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我决定割腕自杀，只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可是又一想，如果我死了，奶奶怎么办？父母亲怎么办？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他们还是等于希望全部破灭了，也没人照顾了，而且后半辈子都会生活在痛苦中，我不忍心让他们这么痛苦地活着，这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 自杀仍然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烦恼。怎么办呢？那两天，我翻来覆去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就想，干脆一家人全死了，全死了就完了。这样大家也就都解脱了。 事情发生后，李伟的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疯了，在她的要求下，公安机关为李伟做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结果证明，李伟没有精神疾病，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他没有丧失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虽然儿子犯了弥天大罪，可是做母亲的仍不愿失去他这个惟一的亲人，她为李伟请了律师，希望能够减轻法律对他的惩罚。 在法庭上，李伟痛哭流涕地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他说："我母亲岁数大了，她已经失去了亲爱的丈夫和母亲，我实在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任何人，我希望能给我机会，让我赎罪，让我照顾好我母亲。" 2002年8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场家庭悲剧令许多人唏嘘不已。可是，这棵罪恶之苗是谁栽下的，这个悲剧之根又来自哪里？ 法庭上，李伟自己作了回答，他说，因为说真话挨打，从此我不敢再说真话。为了掩饰第一次讲的谎话，我必须不断地编造谎话，谎话就像一个令人恐惧却又无法摆脱的连环套，最终将我送进万劫不复的绝境。 说真话挨打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当说真话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时，说真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少。当说真话的成本越来越高时，说谎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这些孩子的父母并不是有意怂恿孩子说谎，可是对真话的惩罚，对谎话的奖励，却在无意中诱导了孩子，当他们面对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的选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使他们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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