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寒冷的一天,父亲到街上去讲道。回家后,身上的大衣不见了,母亲问其由。他答称:“我见刘先生身上衣服单薄,在冷风中颤抖,我就把大衣脱下来送了他,横竖我还有另一件呢!”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会把腰里的钱全部送给人。他有一种信心,认为上主会时刻预备一切。有事实为证,他的信心总得到应验。 他晨起很早,祷告最紧要,事无巨细全部交付祷告中。圣经他学得扎实,只要一人说出一句经文来,他就会指出那是圣经中什么书和第几章。有余暇,他博览群书,时常给我们背诵一些英国诗人的名句。 依我想来,我们是在极端严格的家庭教育环境长大的。父亲要求准时就餐,迟到的要说清理由,否则不准吃饭。每逢我们受斥责受窘之时,保姆总会及时“保驾”,我们被宠坏了。 父亲不时因事到上海去,搭的是驶行上海、天津间经过烟台的小型轮船,航程需四十八小时。 某次我们到码头去迎接他,目送那小汽艇离开码头到“顺天”轮(英商太古洋行所属一客轮。译者注)接载客人到岸上来。往日父亲会站在甲板上远远地向我们招手。这次小艇上却不见他的影子,有人说父亲病在船上。我们当即坐了汽艇去看,果然是病了,在客舱的大厅见到他,扶他回家,卧床休息。 此后,父亲的病情终未见起色。他中风数次,先瘫痪了双腿。诚没预料,一向外表活泼健康有力的人会罹此疾。 此时,我已毕业离校,得有充分时间来服侍父亲。他一连卧病数月,终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父亲故后,数百封许多我们不认识,受过他关顾的人写来的慰问信如雪片飞来。他广被称为“善人”,中国信徒兴建了一座礼拜堂来纪念他。 此后我陪伴母亲的时间多起来,自感已经进入成年阶段,应该认真帮助母亲的一切工作。 母亲 在教育工作上,我渐渐代替了母亲的地位,让她专心从事宣教事工。母亲素知地方监狱里那糟透的环境,时刻想到那些在沮丧中度日的囚犯。道尹特许她进去探监,但条件是,她进入之后,必须和囚犯一同被锁一处。重犯的囚笼不大,也很拥挤,可是母亲无所惧,在里面对犯人唱圣诗、传福音。一切犯人不但守秩序,且都聚精会神地听。(她开启了监狱布道之门,后来烟台才有“监狱布道会”之设。译者注) 母亲又进入女监房去传道。后来她说服了道尹,准她将织花边的板架带进去,教授女犯们学织。女犯比男犯的条件和居住环境都较好,她们认为能有一份工作使犯人来打发那漫长、乏味的日子确属一件愉快事。母亲利用时间来传讲耶稣,教唱简单圣诗。 某犯人是一位画家,监狱里另辟一室,由他自用,俾静心给道尹画像。母亲送他一本新约全书,后来他回敬母亲一首诗称赞她,并为她画了像。 母亲较父亲更重实际。父亲对饮食起居素不关注,常常工作至深夜,幸有母亲的细心服事,他才得享日常生活上的舒适。 她久患坐骨神经痛,病源起自幼年,受过一次伤。结果两腿长度不同,故不便步行远路。父亲为她特别订制一辆车,由一匹精选强壮的骡子拉,算是个独出心裁的交通工具。借着它,母亲常常走访那些病患中和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往返学校。母亲多次专心为她的腿疾祷告,终究她相信这是她“肉体的刺”,正如使徒保罗致哥林多教会书信里所写出的话(见林后十二章七至十节)。每逢她痛疼难忍时,就在家中休息,利用时间专为《晨星季刊》写稿,是她和一位中国朋友共同主编,(此人为袁润甫。后来先父曲子元也任主编多年。译者注)她时常将英国名诗译成中文发表。 可敬爱的母亲于一九二五年与世长辞,得年五十九岁,她一生多多从事益于他人的工作。中国人以“母亲”称之。她爱人不息,牺牲自己,对于“爱邻舍”的命令和原则持守到底,凡认识她的人,无不敬爱她。 以下是我对双亲的简短颂语 两位都是非常的人,一生献身上帝的工作,读经祷告费去他们很多时间。每遇机会,就传讲福音。对于一切求助的人,从不使他们空手或失望而去。对那些贫穷的缺乏知识的苦诉,总抱以同情,耐心倾听。 父亲很有学者的风度,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字。母亲能言善道,广庭下能抓住听众的心理,使人屏息而听。迄今多数的烟台人犹记得我母亲生前的善行。(此语实非过誉,其母逝世时,我年仅十岁,当时烟台人几乎无人不晓“东山马师娘”其人其事。译者) 父母相继逝世后,弟弟罗拔,承接父母所遗商业(即烟台“仁德有限公司”。后来设青岛和济南分公司,专门代理福特汽车。又在青岛另设“茂记公司”,专司一般贸易。译者注)教育和传道事工则由我继续。罗拔(烟台人习称他“大马”。译者注)善经营,处事认真,对一切职员和其家属的福利异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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