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能继续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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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中外基督教同工问我,中国佛教为何仍能拥有大批信徒?中国佛教经济为何能够自立自养?我回答他们说,中国佛教能继续存在,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现在写出来以供研究今日中国佛教者参考之用。

佛教靠经忏佛事,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两千年来,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习惯,凡家中死人后,不管他(她)生前信佛与否,除基督教徒外,都算是佛教徒,照例须请和尚尼姑来丧家或在寺院为死人念经做佛事,这叫做超度或超荐。佛教内部称作「赶经忏」,并称赶经忏的和尚为「经忏鬼子」。替死人超荐自死人断气后开始,以后又有每逢七日的「做七」超荐,再有死者每年死去日的「忌日」超荐,每年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的超荐,临时在某地「闹鬼」的超荐,更有人死后三、四十年的做「冥寿」超荐。也有替活人「作寿」的佛事,另有某地发生车祸或飞机堕地处「死难者」的超度,「清明节」在佛寺中也有超度。

佛教信徒请僧尼超度,一面期望死者能转生到更好的地方去享受快乐,一面总算对死者有个交代,心中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只要佛教不取消超度一天,自有佛教徒会在「超度」这事上,紧紧地依赖着僧尼,因此,佛教便能延续下去。其次,僧尼替死者超度是收费用的,看场面的大小及丧家的贫富情形而决定费用。

唐宋以后,特别是今日的中国佛教,寺院较可靠的主要经济收入便是依靠经忏佛事。大多数的僧尼为生活之故,既无心情亦无时间来研究佛教,只是终日忙碌于经忏佛事之中,说来也是可怜!台湾的圣严法师说得极清楚:「今日自由中国的佛教界,无论是长老,或者是青年,对于经忏佛事的应赴,绝无绝对的好感,可是只要斋主上门,无不欣然欢迎,为的是希望替常住增加一些收入」。圣严接着又沉痛的指出:「然为『现实』问题,或也无可厚非,同时,多数的青年僧众,如果不是『经忏』的收入,往往即是衣履邮费,日用必需,也将成问题(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

新近接任《海潮音月刊》发行人兼主编的乐观法师曾说得很彻底:「只就今日台湾佛教现况而言,除了本省少数几家有田产的寺庙之外,内地僧人和本省同道所居住的一些道场,全都是依靠应酬佛事维持生活,如果断绝了这个经济来源,那大家就不能过日子了」(漫谈应赴僧)。

但,经忏佛事原非释迦牟尼制定,他自己极端反对婆罗门教为死人超荐的许多繁文褥节。他以为人人既随「业」死去,当然应照死者生前业行受报。超度何用?再者,在释迦时代,佛经根本尚无成立,有何经典可念呢?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相传起自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所有的焰口、皇忏、水忏、大悲忏……等忏文都是中国僧侣自造的。自唐宋以后,经忏佛事逐渐兴旺,直到今日竟至不可收拾。我们从研究佛教的立场来看,可得三个结论:(一)由于佛教中有经忏佛事,人民便不得不依靠佛教,因此,使佛教与人民紧达一起,佛教拥有大批信徒,而延续着佛教的生命。(二)但可惜这个维持方法不是基于纯粹的教义为出发点,所以把中国佛教带入了「商业化」的地步,而失去了佛教的教理与权威性了。圣严说:「到最后,僧徒们便将经忏佛事,当成了糊口的营业,到此地步,佛教的衰微,也就难免了。」(见同文)(三)经忏虽不好,但到底解决了僧尼的生活,佛教的主干到底是僧尼,如僧尼的生活一旦发生困难,大家纷纷另谋出路,佛教岂非就此便要消失?(指有形的寺院等。)所以,经忏既害了中国佛教,亦「救」了中国佛教。但我们仍以为这个「救」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还是及早另辟财源为妙!

佛教靠讲功德,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佛教一向鼓吹要「积功德」,要「多供养」的思想。功德(guna)的主要意义是,为别人行福利称作「功」,这些功德便成为自己的「德」了,功是一种施,德是归给自己的德,故称功德。说得具体点,如人做了些善事(功),便能为自己积德了,因此中国人有「积德」与「缺德」的说法。至于供养(pujana),多指勉励佛教徒向佛、法、僧三宝供养,尤其对僧尼,多捐钱财食物,维持他(她)们的生活,这样便是为自己积功德。

积了功德有何用处呢?原来,佛教讲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的道理,主张人之现世祸福穷富都系前世的业力所成。如前生曾多积善功,今世定是富贵快乐。所以佛教几乎一口咬定说,现在有钱有福有地位的人,都是前世积德修来的。因此,佛教竭力劝人在今世多积善功,来世或生在富贵人的家里去站福。人总是有贪心的,所以佛教的功德思想始终能抓住大部分的信徒。信徒向佛教寺院献上自己的金钱,是为了自己来世及今世的益处。同僧尼多行供养,也是为了自己来世及今世的好处,因此大家便努力将自己辛苦得来的血汗金钱都送给佛教了。但,藉功德思想募钱的事,似乎不如靠经忏佛事的收入来得快捷可靠,人的尸体放在那里,总得赶快念一堂佛经收拾埋葬才是。

台北有名的松山寺曾经要造一座佛像,在它募捐的缘起说得极透澈:「………窃唯福德庄严,以造像为第一,人度圆满,以布施为居先,愿祈诸上善人,护法檀越,慨解净囊,共襄盛举。勿嫌锱铢,以忽来世重报,勿吝百金,以贻事后之悔,护持正法,休当仁而让他,利在人天,又何乐而不为,如金容早获显耀于殿宇,使四众弟子有所瞻礼,则无量功德属于施者………」。我们可作以下结论:(一)靠功德思想募钱似需软硬兼施不可。(二)软法:请大家「慨解净囊,共襄盛举」(替死者超度,就用不着这些客气话了。反是信徒恳求僧尼帮忙超度)。硬法:「勿嫌锱铢,以忽来世重报,勿吝百金,以贻事后之悔」。这简直是一种警告了,胆小的信徒经此一吓,大多照捐不误。(三)收场语是「无量功德属于施者」。这就是功德思想的最后目的。也是替佛教维持「面子」的办法,因佛教非在讨钱,而是在给人留下积 功德的机会,得益处的还不是你本人吗?(指施者。)其实,真正得益处的倒是佛教,拿着这个功德为号召造大佛、盖大庙……等,许多的佛教事业都办起来了。

但根据佛教的教义来说,想得人天果报而积功德是没有意义的,属于「虚伪」的功德(见昙鸾的「往生论注」卷上)。梁武帝自恃造寺写经度僧,功德无量,但达摩却答他「并无功德」,真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世求」。我们反对佛教讲功德而募钱兴办各种事业并维持僧尼生活,我们总觉得这样究竟不是一条「正路」,与佛教的教义不合。从前在大陆上各大丛林的庞大不可计的庙产,山林、田地、房屋……等等都是在「积功德」名目下,由信徒历代来送给寺院所积成的。

积功德的道理也使佛教与信徒发生了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信徒通过佛教而为自己积功德,助今世修来世,所以不得不往庙里跑:僧尼也靠着积功德为口号,不单拉住了大批信徒,也解决了佛教事业需要的经济来源及自己的生活问题,信徒与僧尼,僧尼与信徒互相依靠,佛教遂得以延长生命。

佛教靠立佛菩萨像,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不管精神痛苦也好,肉体有病也好,都相信上庙「拜菩萨」,求签,乞「仙水」,便能得治。所谓「急来抱佛脚」这句话便是出于崇拜佛像而来的。我们能说,凡有佛教寺院之处,其中或多或少定有佛像、菩萨像及其它神像、鬼像。据说立像的原来目的只是引发信徒对佛教的敬仰之心,但慢慢地却变了质,中国佛教徒竟成了多神多鬼多佛多菩萨的「偶像」崇拜了。

思想程度较低较浅的人,宁愿拜些眼能看见的偶像,而心中才能获得安慰。许多佛教徒不单赴庙中拜像,也在家中立像敬拜,更有在旅行时携像同行获保佑的。因此,拜像一事已成了佛教徒日常宗教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情。佛教寺院设立各种形态的造像,上至释迦牟尼,下至阎王、判官,甚至还收入了一些民间英雄与神明,如关羽、吕纯阳、妈祖……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适合信佛教的士农工商等各阶级的男女老幼任何人士选择崇拜。

佛教的寺院有三大经济来源:(一)寺产收入;(二)经忏收入;(三)香火收入。最后的香火收入,便是从信徒向各种立像崇拜而来。凡拜像者,一定要烧香点烛,烧锡箔,尤其点烛,在香火旺盛的寺院几成一笔主要收入,因腊烛一点燃后,即被庙中人取下,堆积起来再卖出去。杭州三天竺各寺院每逢香市中取下的腊烛收入,便足够各庙僧尼吃一年了。去庙里拜像时,当然也自然地会在缘簿上落笔,捐上一些钱,或在钱箱内投进几元,以尽供养之心。

因此,我们可作以下结论:(一)佛教徒去寺庙拜像,为的是求佛菩萨保佑(或心灵的,或肉体的)。(二)佛教也就藉此与信徒发生紧密关系,拉住了信徒,因几乎天天有人来庙烧香点烛。(三)信徒藉拜像,得到安慰与帮助,而僧尼也由此香火获得收入,生活得到解决。这又是彼此互相帮助。

从研究宗教学的立场来说,大凡一个宗教,如果它的教义与金钱发生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便产生两种结果:(一)这个宗教是堕落了,已失去了创教时的本意。(天主教从前卖赎罪票,即是教义与金钱混而为一。)(二)这个堕落了的宗教在变质后,却能在金钱与教义结成二位一体的情形下,继续生存下去,今日的中国佛教似已到了这种地步了!

佛教的那套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的道理,在初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时,确曾吸引了我国人民,因在当时汉朝社会的思想界与宗教界,正值真空状态,并无天堂、地狱、轮回、业力、报应、净土、涅盘……等的说法,所以国人便很快地接受了。但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看穿了佛教的底细及其缺点,大家对僧尼的生活情形也知之甚详,所以,佛教对国人已失去了吸引力与兴趣了,佛教的教义已不能构成佛教能存在的主要原因了。佛教教义与佛教徒的实际生活已完全脱节,成了两件事,试问去佛寺中的信徒,有几人是去研究佛教教义的?有几个佛教徒真正地守着了「五戒」?甚至连大多数的僧尼,由于整日忙着经忏佛事,地无暇再去研究佛教教义了,何况一般信徒?关于佛教寺院、僧尼等内部生活情形,请购阅《大醒法师遗着》、《参学琐谈》(真华法师着),以及圣严法师的若干著作。便知佛教法师们实较教外人更万倍痛恨指责中国佛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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