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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儒家（教）与中国 儒、到底是学派还是宗派？大多数都认为是一学派，而非宗教。说它不是宗教，是因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等的非宗教态度？为什么又被列在五大宗教之首呢？是因为孔子也说过“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或五经中的天道观念，阴阳太极的玄秘思想，有以致之？这些讨论，永远不会有所结论的。但儒家的“敬天法祖”观念，导致崇拜天地，(天坛地坛)，崇拜皇帝，崇拜圣人(孔庙)，崇拜祖先(家里的牌位及祠堂的供奉)。又把几本古书绝对化了，当作经典(四书五经)，实在就是宗教了。无论为学说或宗教，儒家的观念已经深植在每一个国人的心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要了解中国人，而不了解儒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民族性，风俗习惯，道德生活，无论好的坏的，都可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根源。儒家(教)实在已经操控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以及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作人处世的态度。 史家称孔子为“素王”(辞海谓“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者”。家语本姓解：“齐太史子与见孔子，退曰：‘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真正统治中华文化心灵二千余年。 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理由，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上西方的民主科学，统合之后的结果。且以日本经济复兴之快，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与儒家背景有关为实际例证。不过作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儒家到底了解多少？对中国的民族性有多深的体认？他有无故意用此说来提高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的嫌疑？还是个问题。有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没有看到？要等别人提出之后才恍然大悟，后知后觉地得意起来？ 不是泼冷水。作者和任何中国人一样的企盼“中国世纪”的早早来到。只是要促进这一天的来到，恐怕不是光靠老祖宗留下来的伦理传统就可以达到目的的。相反，有好多妨碍进步的残余观念，非得除掉不可。我们今天怎么能把国家民族的前途推给老祖宗(儒家)，要他们来为我们负责？这责任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 老祖宗留下来的伦理架构和一整套价值系统，对我们今天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怎样对待它？这个反省会很痛苦，但很必要。尤其是当我们对儒家抱持了太高的期望的时候。 儒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仁道精神：表现在仁伦架构中便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各种美德。教育的目的是在成圣成贤，至少也要作个大人君子，不作小人。并且通过格勿致知、修身齐家、而达到治平天下的大同境界。立意至善，无可厚非。奇怪的是，有这么崇高的理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教化，本来是最先进的礼仪之邦，到了近代门户开放之后，与西方各国比较之下，才发现什么都不如人。那些本来比中国落后很多的国家，一下子跑到前头去了。在好多领域内，中国交了白卷。 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科学技术来；没有发展出人权观念来；没有发展出民主自由来；没有发展出法制精神来；甚至连引以为豪的伦理道德也极待振作。而这几样正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纯科学技术，可以完全从外国移植；但有些牵涉到民族性的文化深层结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些阻碍若不消除，民主，法制，道德便很难建立。 让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何在？找得出根源来吗？ 一、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技术来？ １．由于儒家轻视科技的价值取向 儒家自古以来就轻视科学技术，“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观念牢不可破，把今天最最走红的医生，明星，工程师，及各种专业人士都看作下等人。以体力劳动为耻。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天灾人祸便要挨饿)。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 樊迟请学稼(农业技术)。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园艺)，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敬……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何用稼(论语子路)？ 在孔子眼里，农业技术是毫无价值的。是“小人”的行径。唯一的价值就是学习礼教--致＜仕＞的唯一途径也。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的是什么书？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因为自汉朝董仲舒开始，独尊儒家，“定于一尊”。而科举取士，也全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甚至“半部论语治天下”(宋朝赵普语)。完全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空间。像中国的医学，不但没有发扬，反倒有好多失传了。科技发明被当作取悦妇女的奇技淫巧(参尚书泰誓下第三)。由于对工商业的轻视，经济建设一直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水利、交通、国防建设也在原地踏步两千多年没有前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官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上面去了。孔子自己就是个“官迷”，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恐慌了)”(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是儒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在这种作官高于一切的前提下，艺术、诗词、小说的活动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消磨志气的了。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自然受到压抑开不出花朵来。于是百花“不”放，百鸟“不”鸣。只剩一花独放，一鸟独鸣了。儒家成了唯一的登龙术，古往今来(直到清末)的聪明才智之士，尽入皇帝的“仕”(私)囊(唐朝皇帝李世民在科举制度成功后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一元化的社会，除了死读儒书，考科举，作大官的一条路以外，别无出路。于是多少天才被憋死，被埋没；多元化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绝缘。中国文化成了一潭死水，充满沉闷。挤不进这扇窄门的人，不是隐入深山做和尚道士，就是铤而走险，聚众造反。这也是为什么武侠小说成为中国社会特有的小说形式，就是现实生活太沉闷了，只好逃避到另一片自由自在的天地去透一透气。 就是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格外热衷政治(做官)，轻视科技人员。君不见，凡是在某一专业有了成就的人，不都弃“专”就“官”了吗？某音乐家因为小提琴拉得好作了官；某画家因为画画得好作了官(官至立法院长)；某农业专家因为学有所成，作了官(官至总统)；某军事家因为会打仗，作了官--总而言之，只有作官才能表示一个人有成就、有办法。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作官’高”。科学技术也成了今天的登龙术了。这是多么畸型的社会现象？也只有在中国，在儒家传统薰陶下的中国社会才会有的现象。中国人特别迷上作官，是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的。 如果贝多芬、莫扎特放弃音乐；达文西，米开郎基罗放弃绘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放弃写作；如果……都去作官的话，那是人类多大的损失？而爱因斯坦是有机会作官的，他拒绝出任以色列国的总统而情愿作个物理学家。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早已弃“专”从“官”了。 中国文化没有造就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但中国人到了美国，却被美国培养了好几位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科学家。这些“专”家如果在中国，一定被埋没在“官”场里了。君不见这几位顶尖儿的大“专”家，不是经常在祖国两岸穿梭来往吗？今天被某元首约见，明天又与某要人同餐，隔天又发表了政治性的谈话，“官味”十足。我真不懂，专家一定要沾上政治，才够得上份量吗？才算有成就吗？再者，专家一定得懂得政治吗？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里，科学怎能生根？“专家”一搞政治，一定被“官”场腐化，等于宣告学术生命的死亡；他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也便消失。 科技是可以移植的，但得有合适的土壤；得把土壤里能使根须都腐蚀殆尽的毒素--“君子不器”的观念除去，把“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谬见彻底消毒。培养劳动神圣，尊敬专家的精神。虽然今天的儒家学者，都肯定科学、民主、法制精神(甚至往自己脸上帖金，说这些在儒书上都有的)。但要把这些反科学、反民主、反法制的旧思想从脑子里洗净，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哩！ ２．由于儒家具有浓重的保守色彩 儒家认为历史是退化的。最古的是最好的，从前比现在好，现在比将来好，所以最好不要改变。儒家崇拜的圣人是远不可及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这是所谓的道统。因此中国人是向后看的，永远在思古，法古。不但人是越古越好，连书本也是越古越好，永远是那几本古书。 几千年以来的儒徒，只能述古、释古，绝对不敢有创新的见解去唐突古人。科举试题永远在五经中打转，说理论文也要以经典为理论根据。因此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历史永远冻结在远古的憧憬中。尤其是士大夫(官僚系统)阶级，几乎都是从科举制度中出身的儒者。政治操纵在这样“向后看”的保守分子手中，还会有“前”途吗？中国历史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改革的。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纪元前四世纪，秦国公孙鞅的变法成功，使一个愚昧、落后、穷困、腐败和一片混乱的小国，在短短的十九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超级强国。不过公孙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因为那时还没有独尊儒家的原故。 戊戌变法(一八九九)只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号称百日维新)，就被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腰斩了。所谓“变法维新”，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来改革腐朽已极的政治。这虽然是造福国家的伟大施政，但是违背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情愿亡国，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旗人甚至说：“宁愿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给家奴。”家奴，指汉人。保守派的理学家宰相徐桐，连从洋房前经过都不屑，认为有辱尊严；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的立场。 崇古的精神几乎表现在每个领域。以绘画来说，到了清代，所谓名家，几乎全是摹古专家，讲究每一笔都要有来历。创作力完全枯竭。就是天才辈出的唐宋元明各大家，虽说各有突破，但那突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太小了，没有胆识，没有豪气，处处显得缚手缚脚。譬如今天向外国老师学画，绝对不许你模仿他，要画你自己的东西；向中国老师学画，给你两张画稿回去照着临摹，越像老师越好。这都表示倒退取向。到今天，传统的中国画还是和一千年以前相似，没有多大两样，只是更不如古人罢了。一味的崇古摹古，当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了。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社会、无不冻结在古老的年代里。 现在且来看看被儒家奉为“万事师表”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所留下的榜样吧。他的政治主张是怎样的呢？ 颜渊问为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舜(论语卫灵公)。 孔子的得意弟子向老师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回答说，要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衣冠，至于乐教吗，则要采用舜的韶舞作教材。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都只要尽量地向老祖宗学习，千万不可标新立异，那末，国家就可大治了。如果擅自更改了祖宗的成法，就会造成混乱，叫人民无所适从了。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舜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因为舜是天纵英明，生来就是完美的圣人，他只要顺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为很好的榜样，而使得万民景仰，垂范千古了。人人都学习了大舜的大忠大孝，天下岂不太平大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啦！ 促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第二十九章)。 孔夫子是坚决反对改革祖宗留下来的成法的，最高的典范就是远古的尧舜和周朝的文王武王了。为什么呢？因为越古的越好，越晚的就越差了。当然改不得了。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甚至包括孔夫子自己在内，也是不敢有自己的主张的。他只是一味地追古、忆古、怀古、慕古、恋古、迷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学古、教古、吃古、卖古、忠古、孝古……总而言之，唯古是尚！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绝对的好！古人既是那般的好，自己去古已远，必是处处不如古人，那如何还敢擅作主张？哪敢胡思乱想，去开创新学说，新文明？那一定是远远不如古人的啊！而且是对古人极大的侮辱。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只有一个办法：抱紧古人的骨骸，不许改革，不许创新。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立刻打压！完全扑灭！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 为什么孔圣人这么怕创新怕到神经质的地步呢？其背后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历史是不断地退化的，当然越复古越好。 为什么会有退化的历史观呢？是因为来自对人性的了解。儒家认为人性是善良的。这种性善有二义： (一)个别的人，生来即是善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沾染到社会的污秽，而使人堕落。所以要尽量的修掉后天的习性，让人回返到初生的“赤子之心”的状态去，那才是人性的极致。要能“率性”而为，才有美德呢！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中庸第一章)。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告子上)。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三章)。 人性是如此完美，人还缺少什么？ 人格的成长，最好向后倒退到子宫里去。那里才是最完美的啊！ (二)从整体的人类历史来看，也是最早的人类最完善，越到后来，人性越发的堕落了，孟子尤其是这种看法。 现在再看亚圣孟夫子的观点，似乎把退化观更加强化了。 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自是性善说成了儒家的主流。孟子也奠定了他在道统中的“亚圣”地位。 尧舜既殁，圣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则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尽心上)。 同样是人，同样的性善，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尧舜。五霸的德行，不过是假借仁义的美名为幌子罢了。比较早的商汤和周武的德行，却是要靠修养身心来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尧舜，是天纵英明，生来的圣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于天性使然，一点不需要后天的努力。可见人性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尧舜以后，圣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这样子搞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民族、文化还有前途吗？子子孙孙不是越来越没有出息了吗？啊、啊、啊！不敢想，不敢想下去了！要赶快提倡复古： 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要想国家大治吗？有办法！要恢复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 至于个别的人，则要尽量返回到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已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西方的人性观则相反，基督教认为人性恶，一无良善，即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但藉着神的拯救，就可以达到完满成熟的地步。即是要不断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发展。所以是向上发展的。西方的进化论亦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人性也是进化的，越来越好。最好的永远在将来(盼望新天新地和与神一样丰盛的生命)。于是西方人在这两种观念下，向外追求，带动了文明的迅速跃进。 而中国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不但不许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自己已经完满无缺了(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哪需要向外追求学习？ 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所有的美德，都是与生俱来的呢！都蕴藏在我的天然本性里面了。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我们是这么完美，而外国都是变夷之邦，化外之民，只能用我们的文化去教化他们，哪能用他们的文化来污染我们？因此绝对拒绝改革和向西方学习。 于是注定了中国文化僵化、停滞、解体的命运。中华民族的长期苦难也就与这种民族精神同其久长了。 现在可以发现让中国现代化停滞不前的阻力，是来自强烈的保守性，自满自足，不屑外求，和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本性。前者是观念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欲迎头赶上先进国家，首先得解除保守思想的束缚，掉转头来向“前”看。至于道德问题，如果不能重振，经建成果会被自私的人性蚀光。甲午战争开战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战舰数量大过日本，但仍然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而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将大量军费中饱私囊。谁都知道北洋海军的大部分军费，都挪用到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去了，贪污腐败成为极普遍的现象。 今天的情况到底好到多少？心里有数。中国才开放十几年，好多特权人士已经成了商业巨子，请问，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国家能够强盛起来吗？ ３．由于儒家伦理的包容性与科学的绝对性难以调和 儒家讲求仁、恕，既以仁爱待人，并恕人之过(其实是没有原则的纵溺)。故充满对错误的包容态度。尤其子女对父母，妻妾对丈夫，臣下对君王，总是曲予顺从的，哪敢反抗？而父母对所爱的子女，也是宠溺有加，犯了错误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有看见。是非观念很薄弱。因此养成了马马虎虎的做人态度。但是科学讲求的是绝对精确。韩航的飞行仪只差了一点，就误闯俄境，遭到飞弹击落。太空船只要有一点误差，就永远回不了地球了。真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科学精神要求绝对，不能容许一点差错。 其实作人、处世、治学、科研、都应该养成正确的态度。 笔者一次邀请了两位美国牧师到家里吃饭，客人在十分钟前已经到了门口，但是他们却不立刻按铃进来，而是坐在车上等候。等到前一分钟才下车按铃，进得门来，不早不晚，恰好到时。这种守时的精神，令我感佩不已。来美国十八年，参加过无数次的各种聚会，还没有碰到过有一次是不准时开始的。反观自己的同胞，每次参加婚礼，都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五时观礼，六时入席”。往往要到七时，甚至八时，婚礼还没开始啦！民族性如此，相沿已久，岂能奈何？怪不得中国文化开不出科学的花朵来；没有发展出哲学的系统来；没有建立起法制的精神来…。 不认真，马马虎虎，是科学精神的死敌。刚来美国时，看到商品标价都有一个零头，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甚至还加上个九十九分，就是不肯加成整数。觉得他们好罗嗦，也不怕麻烦？加成一万块，大家都省事，该有多好？这大概就是“不怕麻烦”的科学精神吧(开始很麻烦，等到机器、工具设计出来之后，就省事得很了)。须在商场高度竞争下，一万块和九千九百多块在心里的感受上是不同的。反正有计算机代劳，收银员动动指头--新式的只要用电眼扫描一下标签，价码就出现了。而且绝对不讲价(除了车子、房子可以还价以外)，大家都省事。不像中国人做生意，卖方是漫天要价，买方则就地还价，有的还告诉你，如果不要收据，还可以省(偷)下税钱(又牵涉到道德问题)。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中国人用一双筷子就可以吃饭；老美则要用一大堆餐具，又觉得他们的手不够巧。中国人用一支笔可以画完一幅画，西方人则用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刷子，画什么用什么工具。因此到工具店去时，会看到数不清的工具。哪像中国的能工巧匠，就凭一双手，就可以作出精致的成品来。但就是因为人家有“不怕麻烦”的傻劲，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才创造发明了今天的科技文明。因为工具齐全，一个工人就可以盖一栋房子(上梁例外)。一个钉枪能胜过一百双手的速度；一把电锯，一个耕耘机，一个机器人……胜过多少人力？至于飞机轮船更甭说胜过牛车了。 现代化的意识是在每个领域都要合于科学精神--绝对化。工商业管理的技术，资金的运作，人事的制度，产品的精确等，都在力求完美，落伍的企业，难逃淘汰的命运。政府的作业，也都电脑化，你有多少收入，该付多少税，都在电脑里了。你何时入境，何时出境；何时犯了交通规则……都能在一瞬间查出。你有没有欠债未还，不守信用，欠付房租；不按期缴费，开过空头支票……立查可得。在未来的地球村上生活的国家，如果不能建立信用，便成“拒绝往来户”，甚至被开除球籍。信用包括“经济信用”(有没有倒过债，到期不还，违约背信，货不对办，变相漏税，恶性顷销……)，“人权信用”(有无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集会自由……)，“道德信用”(破坏自然生态--像滥杀野生动物，侵犯智慧财产权。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贪污纳贿，逃税漏税，国民道德败坏……)等。都会影响到国际视听。而这几乎全与道德有关，也与科学的求真精神有关。并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只是钱多，充其量是个为富不仁的“暴发户”罢了。 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来？ １．由于仁君思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为“仁政”，只有最有德的人才能为人君。就如尧舜那样的“圣君”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作理想国的统治者的说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金字塔顶尖上的那一位才能作君王，不同的是东方是道德型，西方是智慧型的而已。但儒家之德是通过格物致知，西方之知则可达到“知识即道德”的境界，似乎更是神似了。既然是“顶尖儿”上的那一位主政，那当然是君主专权啦。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在儒家想来，是不可思议的。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民主这一观念。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民主政治是最坏的政体。何况是东方圣人！ ２．由于以孝治国 儒家的“仁政”是以孝道治天下的。即把孝顺父母的态度，移转到对君王的尽忠。君王则把人民当作子女来爱护。而父母对子女的一切都有全权处理，比方婚姻大事，就完全由父母作主，子女是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置啄的；有的婚姻甚至子女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指腹为盟了。可见父母的权威之大。“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若是不亡，便是不孝”。天子既然要“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也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礼记孔子间居)。“定于一尊”了，当然一个国家只由一个主人治理了，他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比父母对子女的权威又大了许多了。“君要臣死，不敢不死。若是不死，便是不忠”。在这种观念下，如何会产生民主政治？人民作主要比子女夺权当家，藐视父母的罪行还要严重得多。中国社会要从家庭制度改革开始，子女争取到婚姻、职业自主权以后，才能进而冲破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这是民国以前无法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二。 ３．由于封建世袭 儒家的礼教(后又称为名教)所教导的，就是为了发扬自周朝以来实行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君主可以“家”天下，并且可以传之久远。传位的制度被称为“宗法制度”，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这个制度虽可保持社会的安定，但也使得民主政治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４．由于民间迷信 很多夺天下的草莽英雄，在起事的时候，都要制造一段神话骗人，或说是真龙下凡，或说是天降异兆，要不就是身有龙骨，或有人君之相，具“九五”之八字等等，既然命定如此，大家只好服从天命。 子曰：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论语季氏第十六) ５．由于民智未开 中国的古文，实在太艰深难懂了。往往读了十几年书连怎么断句都不会。至于弄懂，恐怕又得下十年二十年工夫。使得受教育成为极其奢侈的事。读书那么难，有了学问的人，自然都有机会作官，成为特权阶级。特权越高，权力越大，越与平民处在对立地位，越发成为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一般人民，永远处在朦昧无知的状况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叫他怎样参与政治，争取人权？他要出版自由作什么？他能发表什么言论，提出什么主张？他拼命耕作，都难以维持最低生活。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平安度日，有一口饭吃就心满意足了。全国百分九十的人几乎都是文盲，你要他们出来作主，这个主可怎么做呢？太强人所难了吧？ 直到基督教传入中国，才有第一本白话文圣经。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才将口语代替文言，又引进西洋文学的标点符号，只要识得千儿八百个字，就可以读得懂报纸了，教育才能很快地普及到民间。民智才逐渐启蒙。才能学着参与政治。 何况，教育也并不保证民主就可以成功。贿选案层出不穷，这是选民的水准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教育只是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不能管得住人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利。 儒家主宰了两千多年的教育，把教育搞成了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历史上出现过的几部白话小说，也被正统派排斥于主流之外。官方公文，更是全部文言。连便民都谈不到，更别说为百姓着想，普及教育，还政于民了。 ６．由于个体淹没 民主政治的根基建立在人权自由上。人权自由则与“个人主义”不可分。民主的精神在尊重每个个体的神圣权利，宪法就是要保障每个个人的各种自由。个人自由不能确保，便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家庭制度，家庭越大越体面，五代同堂被视为最大福气。像红楼梦中的几个大家庭，可为取样。在一个家庭中，个体是没有地位的，每个成员都得绝对听命于一家之主。读什么书，选什么职业，和谁结婚，都是家长说了算。绝无个人自由可言。宝玉与黛玉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就是绝无个人自由的明证。在这种家庭制度下，个性被淹没，个体淹没在家族之中。人的自由意志从小就受到压制。人的主动性无由培养。被动性的人格于是形成。你不需要思想，只要接受亲长或权威的思想就好。你不需要操心，只要接受“上”面的安排就好。在这个家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服从，听话，乖！这样的环境下怎能期望产生民主的斗士？怎能有胆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为了家庭，个人的一切自由都可以牺牲。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良的民族，是最容易统治的民族。就是儒家的绝对孝道训练出来的。 民族政治的前途，端看这些“主人”有没有独立、成熟、主动的人格。否则免谈！还是一切听上级的好。 民主，的确是当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也是最难、最难成功的政治制度。君不见若干非洲殖民地在帝国主义还政于民后，变成无政府状态，乱作一团，遍地饿殍，匪盗横行，要联合国派兵保护，救援食品才能送到平民手中。就这样，年幼的儿童已经饿死一半以上了(写本文时，美国正派兵三万登陆索马利亚，保护救援物资免于被亦匪的暴民抢走)。要这样的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到底是福是祸，还真难说哪。 ７．由于道德品质 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民主是争取到的。但绝不是少数人争取得到的--因为这些少数一旦当权后，他们又会回到专政体制去保护既得利益。民主只是少数野心家夺权的幌子。民主运动必须是全民化的。至少也是大多数的国民都有了一致的觉醒，并有决心，以行动来争取民主。民主才有落实的可能。 但民主的素质则完全取决于国民的道德素质。民主政治之成败在于人民的是否守法。人人滥用自由，必将导致社会动乱，甚至达到无政府状态。 人民是否守法，则取决于国民道德的成熟度。 民主就算从天上掉下来，也得看人民有没有接受这个礼物的资格。 美国南北战争后，黑奴初被解放时，很多黑奴不知道如何享用这个自由，也无法谋生，甚至不会当家作主，不知所从，好多人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主人那里去。 前民运领袖林希翎说：“我走到哪里，人们都把我当英雄。但是我认为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九五七年群众在会批斗她的人，正是当年欢呼，尊她为英雄的人。她说：“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假话，你们哪里是人民，你们是婊子。”骂得很刻毒，但很真切。婊子心态是有奶便是娘，有钱便卖身，有权便称臣。如此人民，怎谈民主？ 一九八一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卡那弟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说： 由于群众的盲从，无知，愚蠢，故野心煽动家可以颐指气使，愚弄牵引；由于群众的可欺、谄媚、奴性，所以暴虐的统治者可以横行霸道，称雄一时；由于群众的慵懒、消极、健忘，所以将自我的命运任由“老大哥”主宰；由于群众的残酷、无耻、卑贱，所以顷刻之间，他们可以向拯救他们的“英雄”扔石头，射冷箭；由于群众的对权势的慑服、崇拜、与自贱自虐意识，所以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以及其他红白恐怖下的大小独夫，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必然。 民主，民主！大家都在奢谈民主！若不是从国民根基--品德着手，恐怕未必是福。 三、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制精神来？ １．由于礼教的阶级观念 法制精神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观念上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果不平等，不公平，法律的尊严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儒家的礼教，阶级观念非常森严，就是贵族中也有帝、王、公、侯、伯、子、男七种等次，每种等次也有阶级的不同，像清朝的王就有亲王与君王的不同。每种阶级都有特定的礼仪，一点马虎不得。最悲惨的是奴隶，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有如牲畜。平民中也有些列入下九流的贱民，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在周朝除了政府用法律控制阶级的界限，还制定了礼教，用教育的手段，以分别贵贱。使人各守分际，永不逾分。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礼记王制第五)。天子穆穆，诸候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诸候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公候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礼记曲礼下)。 法律之前并无平等可言，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第一)。法律只是欺压下层阶级的手段。使得人人痛恨。 尤其是妇女，受尽了不平等待遇。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嘛！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妻死可以再娶；女人就不行，必须从一而终，夫死要守节。有人问理学大师朱熹关于寡妇若不再嫁，因为无力维生，饿死怎么办？朱熹回答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道学家心目中的女人，的确低人(男人)一等。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论语阳货)这种话，更是对一半的中国人(女人)人格的侮辱。女子要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传)！中国女人真命苦！中国女人稍有不对就可被休，有所谓“七出”：一、无子。二、淫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仪礼)。但女人若不满意丈夫，可就没有提出“休夫”的权利。比方说丈夫是性无能，丈夫与人通奸，丈夫不顾家，丈夫酗酒，殴打老婆等。有些朝代的皇帝死后，还要妃嫔殉葬。正史孝行传对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扬！女人不过是男人的财产罢了。中国男人的多妻制，是载之经典的，简直是天经地义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繁辞上第七)。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昏义有所错(易繁辞第七)。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所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礼记昏仪)。 清未民初大儒辜鸿铭，曾大言不惭的说，儒家是最讲民主的(？)，但他却公然倡导多妻。他的妙论根据是：夫妻就好象是茶壶与茶杯，一个茶壶要配四个茶杯，哪有只配一个茶杯的？所以一个丈夫理应有多个老婆。这么幼稚的逻辑居然出自于一位学贯中西的北大名教授之口。可叹这种腐儒充满各处。这正是儒家传统所必然结出的果子。 儒家既是以讲仁道自命的，为什么这仁却不及于女人呢？女人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呢？胡适生前说过：“一个容让女人裹了上千年的小脚的民族，我怀疑它还有任何的灵性(大意)。”结果遭到围剿。 ２．由于人治的权威主义 儒家倡导“仁政”，以仁治天下。君主都是完美的(？)圣人。连政府的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书籍的有德之士，所以断狱的地方官称作父母官，视百姓如子女。既是亲如家人，哪里动不动就称法论刑的呢？因此儒家自始就瞧不起法家。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哀公问政)。 而是要以礼仪来教化万民。所以建立了人治的传统。人的权威远远在法律之上。虽然也有法律，但法律完全站在君主的一面，作为他巩固政权的工具。君主自己则站在法律的上面，成为法律的主人。君主的话就是法律，一说就算。“君无戏言”，“一言九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如果皇帝喜欢谁，虽然犯了死罪，也能一句话就赦他不死，因为“恩出自上”嘛！他既是一国之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他当然有生杀予夺之权。 因为是人治，所以法律的弹性非常大，并无绝对标准，所谓“法律不外人情”，这“人情”一进来，出入就大了。人是主观的，是有成见、有好恶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私情一定会影响判案的公正。除了情，还要讲“理”，一个案子，要“情、理、法”兼顾，最后大概就无法可讲了。怪不得到处在讲关系，托人情！只要关系打通了，天大的事都可以化为无事。 直到今天，中国仍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司法不能独立，讲法是行不通的。台湾陆委会委托邱彰律师对两百位在大陆投资的商人作了一个调查(见中央日报，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副刊)：若发生商务纠纷时，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想上法院，另有百分之六的人上仲载庭。其余百分之八十八的人，竟全部答以“想办法找关系摆平”。法律不如关系，法治不胜人治。法律保障不了人的权利。现代国际之间来往非常频繁，由于国情不同，沟通非常困难。外国人和中国人做生意，吃了很多亏。有一个澳资集团，投资在桂林开酒店，由港人任经理，他发现酒店里有一个水管工人不守规矩，把他辞退了。没想到第二天饭店就遭停水了。原来工人的爸爸就是自来水厂的厂长。港人上告，谁知下一天又被停了电(电厂领导干部是水厂厂长的朋友)。再一天，旅客进出酒店都有公安人员搜身(水厂厂长一通电话给公安部长的结果)，使得酒店无法继续营业。最后法院相见，酒店竟打输了官司(官官相护)，需赔偿中方四百多万美元。结果酒店被拍卖，扫地出门。透过官场的人事关系，硬是把“资本家”给吞吃了。这样的“新社会”到底比已经斗烂、斗臭了的旧社会好多少？怎能立足于国际社会？ ３．由于人性尊严不能建立 首先，是人口的一半--女性都是男人的附属品，妻子只是丈夫的泄欲工具，和生育子女，操作家事的免费奴工而已。人性没有尊严可言。被法律所歧视。其次是为数众多的奴隶，他们更没有尊严可言，被法律所遗忘。再次是身为子女的，在父母面前没有尊严可言。父母可以随时杖责或厉斥，甚至可以用家法处死而无罪(直到宋朝时，杀婴的父母也只判二年徒刑，但并未执行，杀者照杀)。法律永远站在长辈一边。复次，全国的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家奴，绝无尊严可言。当人俯伏趴倒在皇帝面前三拜九叩，三呼万岁并战战兢兢的说：“臣该万死，皇恩浩荡”时，人的尊严已经扫地。习惯了奴颜婢膝的人，怎能梦想与皇帝人格平等？要求受到平等互尊的待遇？人性尊严一天不觉醒，一天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法制是奢望。 纪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宾相。在娱乐节目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使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在圣人的眼光里，人民如草芥一般毫无尊严可言。杀人如杀狗(西方连虐待狗都犯法，何况是杀人？)一般随便。而国君呢？在圣人眼中就大不相同了，简直尊贵无比，奉若神明。 自古以来，死在暴君手下的无辜人民，罄笔难书。上朝时礼节稍有不慎，就可能犯了“大不敬”的罪名，轻者梃杖一百，重者立毙杖下！连文章中不小心犯了皇帝的名讳，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且一人犯罪，还会连累多人，罗织上“反”名，更会夷族，甚至十族，一杀几万人。人命不如蝼蚁。人有何权？ ４．由于法律逻辑付诸阙如 法律牵涉太广，一定要有严密的逻辑头脑，给予精确的组织。并且认真执行，按律行事。但中国人特重伦理，而伦理关系是毋须逻辑思想的。所以建立不起法学系统。 又以孔老夫子的例子来说明：孔子任代理宰相之职，把一个学者少正卯处死。罪状是什么呢？一共五条： (１)“心逆而险”。只是主观的认定他居心阴险，并无不法的行为。 (２)“行僻而坚”。行为怪诞，不接受劝告。也构成死罪吗？ (３)“言伪而辩”。说谎话而坚持是事实。 (４)“记丑而博”。记忆力强，学问也渊博，但所知皆丑陋(不知犯了刑法哪一条？)。 (５)“顺非而泽”。自己的错误，却把它粉饰为好事(都可以不举证就定罪。且是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样的判决，没有一件有人证，有物证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几句抽象的形容词，就定了人的死罪。少正卯了不起就像今天放荡不羁的“嬉皮士”而已。只证明孔大圣人没有容人的雅量，缺乏政治家的风度，只能听歌功颂德的谀词而已。孔大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他以后的凡夫俗子，更是是非不分的冬烘头脑了。怪不得把包公当青天。因为头脑清楚，会判案的官太少了。是非曲直，量刑轻重，并无客观标准。 ５．由于执法人员操守不正 中国自古以来，最黑暗的就是狱政了。贪官最主要的财源就是收取贿款，谁孝敬的钱多谁赢官司。这只要翻翻历史小说或民间故事就晓得了，是不须多加解释的。因此才有“钱能使得鬼推磨”，“钱能通神”，这样的成语。才使得人人怕官，怕打官司，怕有权势的人。也养成了极大的包容性--以邪恶势力的妥协。而作官的人，钱送上门不要白不要，就算想作清官，也没人会相信，还不如从善(贪)如流吧。所以又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做清官也难，你自己可以不要钱，但属下的大小官员要。上面的关系也不能不打点，否则混不出前途。像儒家大臣李鸿章，左宗棠每次进京也都要花几十万两银子。送给恭亲王的礼金一出手就是四万两。袁世凯孝敬庆王的数目还要大得多。这些哪里来？ 在这种上下交相贪的环境里，吏治怎能清廉得了？法制怎有可能？国库哪能充盈？国家如何强盛？人民怎会向心(一开放就往外跑，一跑出去就不想回来)？ 今天当然不同了，但我不懂的是一个民选议士，往往要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竞选费，这些投资将来怎么回笼？为什么老干部七老八十(有些更老)了，还不肯退休享清福？真的为了替人民服务，还是另有文章？ 一个贪污无能，而又不守法的管理机制，会是二十一世纪的领导者吗？ 四、为什么没有成为道德大国
人的灵、魂、体三者必需平衡发展，不可偏废，才能获得和谐和幸福。中国文化中虽有过“天、地、人(神、物、人)”的类似观念，但只往“人”学发展，以致物(科学、经济)与灵(宗教)都没有好的发展。而人又必需要有心灵的滋养和慰籍，既无选择余地，必然向偶像崇拜发展，以死人、动物、山川日月当作膜拜对象，迷信无知，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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