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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正教初传 在马礼逊来华宣教之前，新教已有过一些尝试和动议，1624-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并于1626年开始向台湾派遣传教士，据说在当地发展了数千名信徒，还开办了学校。但当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台湾时，当地的教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此后，欧洲时有向中国宣教之议，如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于1661年曾声言"可以召集一些教友去中国出版圣经"。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有3名贵格会的成员试图前往中国，但在途中遇阻而还。 此外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呼吁在中国建立超教派的新教教会，虽引起一切注意，但并没有哪个差会派出宣教士。 1798年，英国的威廉·莫斯雷发表文章，吁请人们重视《圣经》的汉译与传送问题，并提醒人们留意在大英博物馆有部分《新约》的中译手稿。"英国与海外圣经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就提请注意这份手稿，并考虑将其印刷发行。 到19世纪初，向中国派遣新教宣教士渐渐成为英国教会关注之事。1801年，英国圣公会传教会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 马礼逊(1782-1834)的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虔诚。受其影响，马礼逊在16岁那年加入了长老会。1803年，在牧师的鼓励下入伦敦霍斯顿学院学习神学。学习其间，马礼逊开始对海外传教有感动。1804年，他向伦敦会提出申请，要求成为该会派赴海外的宣教士，立即获得批准。不久便被送到高斯波特传教院受训，该院院长宝格认为将《圣经》译成中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派遣传教士在中国长期居住，从事翻译。经过观察，宝格发现马礼逊可以承担这项任务，就劝他接受派遣。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考虑，马礼逊接受了伦敦会派他去中国的决定。从1805年开始，他就跟一位中国青年学习中文，并到伦敦博物馆抄录那份中文《新约》手稿，并从英国皇家学会借抄拉丁文中文字典手稿。这两份手稿后来对他翻译《圣经》和编纂辞典颇有帮助。 伦敦会最初打算派遣包括马礼逊在里的三四名宣教士前往中国，但除马礼逊之外，征募其他宣教士的努力均告失败，最终只得派马礼逊一人前往。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的苏格兰教会被按立为牧师。随后，他接到伦敦会给他的指示信，信中说由于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难以给他具体明确的计划，要马礼逊自己见机行事。不过建议他在第一年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学习中文，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传授有关西方的知识，并用所掌握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接近中国人；但他的中文水平达到较高程度后，他可自行决定留在广州还是到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而随后几年的使命是编纂中文辞典和学习指南，并将《圣经》译成中文。后来的事实证明，马礼逊忠实地执行了上述指示。 伦敦会曾指望让马礼逊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但因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怀有戒心，严禁传教士搭乘公司船只到东方，故只能决定马礼逊取道美国转赴广州。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出发横渡大西洋，4月20日达到纽约。逗留3周后，5月12日乘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9月4日到达澳门，三天后抵达广州，开始非法匿居，请中国人教习中文，并在中国政府的禁令之下，"偷偷地取得"了四五百本中国书籍，内容包括中国语言、宗教、哲学、医药、法律和历史。马礼逊在研习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相当有恩赐，1807年底，他已能够向在英国的朋友寄送一份广州方言字汇。1810，他翻译并雇人刻印了《使徒行传》，次年又翻译印刷了《路加福音》。与此同时，马礼逊还在准备编撰中文语法和辞典等书籍。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朋友："我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能用中文写作，而且能用官话和本地土白对话，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没用多长时间就使广州的外国人社区知道，他已成为一个中国语言文化专家。在非法隐居广州初期，处境相当困难，精神压力也很大，他甚至一度想离开广州到南洋活动。 1808年秋，马礼逊在澳门结识了英国人莫顿博士，并爱上了他的女儿。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与玛丽·莫顿结婚。当天，东印度公司聘请他为广州商馆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这不仅使马礼逊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有了保障，而且使他有了合法居留广州的身份。从此开始了他与东印度公司长达25年的关系。但东印度公司雇员这一世俗身份与宣教士作为神职人员的身份从道理上来说是相互冲突的，为此他专门向伦敦会提出说明：接受此职可以使他合法地居留广州，进一步掌握中文，减轻伦敦会的经济负担，使东印度公司减少对传教士的敌意等等。伦敦会对此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此后，马礼逊便以双重身份生活在中国，他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能使这两种身份调和一致，而且还能使之相互补充。 他在公司负责英国商馆与中方的文书往来，并参与特选委员会与中国官员就各类事件进行的谈判，此外他还担任商馆的牧师。他的工作深得公司肯定和重视，并于1811年把他的年薪提高到1000镑。 马礼逊的主要身份还是一名宣教士，他用中文翻译、写作并刻印散发了许多宣传品，这包括1813年译出《新约》，又在伦敦会派来的第二位宣教士米怜的协助下，译完了《旧约》，马礼逊将这部中文圣经命名为《神天圣书》；《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1811)、《问答浅注耶稣救法》(1812)、《养心神诗》(1818)、《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1832)等，分别在广州、澳门、马六甲等地出版。同时，他还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利用其他宣教士和中国雇工在中国本土和南洋地区散发这些小册子。 虽然马礼逊来华工作是铺垫性的，伦敦会也没有要求他领人信主，但作为一名宣教士，马礼逊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为教会服务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依然把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宣教活动作为他的主要人生目标之一。刚到广州不久，马礼逊就在信中提到"要始终考虑到千百万未闻我主耶稣的中国人的可悲境况。"他刚安顿下来，就开始设想"在礼拜日召集到几个中国人--两个或三个，向他们谈论关于耶稣的事"。尽管这样做需冒被发现和被驱逐的危险。他的这一计划最初是在他雇佣的中国中间实施的，他的妻子日后回忆道："几乎从他开始定居中国之时起，马礼逊先生就努力引起其中国助手和仆人对礼拜日之事的注意"，向他们宣扬对上帝的崇拜，又尽力诱使他们一起唱赞美诗、祈祷。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终时刻"。不过他始终难以把这种活动扩大。他在1808年时只能向他的雇员读《圣经》，使他的私人教师和仆人和他一起祷告，讲道的听众只有一人或两三个人。 马礼逊在几十年的宣教士生涯中，吸收信徒的数量是有限的。在他来华7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名叫蔡高(1786-1818)的中国人由马礼逊施洗归主。蔡高在1807年就与马礼逊相识，和哥哥蔡兴一起为马礼逊刻印中文《新约》。蔡高在刻印过程中，逐渐认为"耶稣的功绩足以拯救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1814年上半年，他向马礼逊表示希望受洗，并写了一篇表达其信仰基督的忏悔书给马礼逊。7月16日，马礼逊在澳门为蔡高施洗，蔡高便成为新教宣教士在中国所结的初熟的果子。不久，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先后信主。另有一个雕版工人梁发，虽然表示要信主的时间还先于蔡高，但马礼逊觉得他在人前羞于承认其信仰，所以又考验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816年才在马六甲由米怜为他施洗。梁发信主后奋力布道、撰写福音单张。1823年马礼逊选择梁发在自己回国期间，负责广州、澳门的传教工作，并行了按手圣礼，这样梁发就成为第一个中国牧师。 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1818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米怜为校长。既向东来的欧洲人讲授中文，也同时教授当地华人子弟英文。 1834年，马礼逊因病去世，终年52岁，葬于澳门。他的两个儿子马儒翰、马理生也定居中国。 二、传教与不平等条约 1842年《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五口通商。 《善后章程》，洋人可在五个口岸自由进出及居留；领事裁判权。 1843年《虎门条约》，英国人可在五个口岸的议定界址内建屋居住；最惠国待遇。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五口议定界址内兴建房屋、学校、医院、教堂。 1845年，中国正式弛禁天主教(经交涉基督教亦被包括在内)。 1846年，清政府答应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天主教堂。 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定《天津条约》，中国全境开放，洋人可在各地游历；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免受不公平的待遇。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容许宣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条为擅自加入，为法文版所无)。 1860年以后，传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阻拦都在理论上被清除。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 当时的宣教士对这段历史各有不同见解。美国宣教士雅裨理(1804-1846)认为鸦片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另一位宣教士倪维思(1829-1893)更直率："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中美望厦条约》签定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指出："显而易见，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全能之手明显地导演着这场运动，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 也有相当一部分宣教士和西方的外交家，认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促使中国民众对外来势力一概排拒与抵制；而且用不平等的条约规定传教的权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带来了契机，但是也会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将基督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最终给传教设置障碍。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到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来宣教，违背了《圣经》的教训。 来上海宣教的美国人晏玛太，在给美南浸礼会差会的报告中说："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四五年。中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人击败，被迫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五口与外国通商，赔偿了沉重的战费。这说明，为什么中国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也分不清外国人的国别......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上海传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同一个已被征服但却不可掉以轻心的敌对情绪作战。" 当英法联军即将北上津、京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华宣教士梅得尔神父被该国公使问及，是否要在订立条约时迫使北京当局归还明末清初时被没收的耶稣会旧教产，他回答说："我们只坚持为接受我们福音的人民做善举，假如人们归还给我们，我们也得用之于中国人民；我们不要求、也不希望什么特殊照顾。假如我们要挟过多，人们必将痛恨我们，反而妨碍了我们的慈善事业。此外，我们最好还是一心依赖天主的上智，和天主委托玉成这种使命的人们的仁爱。"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作为西方外交官于1848年曾以炮舰威胁清政府处置青浦教案，但在11年后的1857年，对中国民众排斥基督教的立场有了较大转变。他写了一篇题为《对基督教的容忍》的文章，批评宣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人受到官吏的虐待，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认为"基督教会在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者的西方列强。" 三、从民教冲突到义和团事件 基督教逐步由沿海渗入内地的过程，也是全国各地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较出名的有青浦教案、定海教案、西林教案。自6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后，则中国举国反洋教的舆论和行动几如波涛汹涌，逐浪而起。这30年间有重大影响的教案不下30起，尤以长江流域为多，同时也屡见于华北和西南地区，卷入其中的不仅有下层民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士绅和官吏。据统计，从1840年到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30年间。 综观这30年间中国社会的排教行为和言论，可以发现中西双方矛盾的焦点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㈠宣教士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代表的官绅阶层为敌。"吾非除旧何由布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兴"与"毁"的冲突，使教会与官绅进入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对立之中。 ㈡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社会中形成具有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联系，更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将基督教与列强的强权政治视为同物。 ㈢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扰攘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之乱，直到同光年间，仍在官绅百姓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惧的阴影。 ㈣中西双方社会、宗教礼俗的冲突。"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据不完全统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内地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一种估计为5000人。 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充满了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赫德指出："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官方鼓励的产物，但是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中国。简单说来，这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的自发的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以实现中国人的计划。就通过实力来达到它所提出的目的，即达到根除外国宗教和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实验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就它所作出的试探--试探自发运动是否能起作用--来说，或者就其作为检验方式方法以供将来选择的一次实验来说，它并不是一次失败。"他认为，总有一天中国民族将实现民族的自抉和自治，并把外国人赶出去。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延缓中国民族觉醒的过程，一个是瓜分；另一个是"基督教得到奇迹般的传播"。事实是欧洲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中国，因此赫德预测："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发展这个中华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对世界其余各国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国有权这样做，中国将贯彻她的民族计划！" 四、传教策略的再认识 义和团使得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检讨，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受和约保护，颇涉政治嫌疑，为中国人恨恶。因此，一位美国宣教士卜舫济在论到外国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在京津的军事行动时也说，"在回答这项指控时，我们至少担心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是要服罪的。基督教传教士参与这种政治干涉，也不是没有罪过的。"①另一位美国宣教士明恩溥曾说："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②他承认外界对宣教士过分热衷于政治和诉讼的批评是"公正的"，教会必须对此加以反省。"在此紧要关头，决不能害怕暴露，应当坦率地承认和摒弃某种方式，用新的和更好的方式，代替那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和毫无价值的方式。"③ 当时，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教会与20世纪的中国应当以怎样一种关系相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长赫德明确主张：传教士和教徒的地位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教徒应当遵守法律，传教士则不应介入地方诉讼事件，以免招惹当地社会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他写道："教徒和传教士的地位得明确，为此制定的条款必须是完整的和严格执行的。教徒当他皈依基督教时，并不意味着不再是中国臣民。像其他中国臣民一样，他们必须继续遵循所属国家的法律，和提交该国法庭。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须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武力的；传教工作才能改变目前无能的状况。"① 有鉴于此，英美政府和教会内部都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作了响应的限制。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于1903年发出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避免再引起教案，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德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也提出，传教士不得从事宣传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宣教士也明白，入教者中一些人的素质不高，因而需要注重栽培和教导，对于插手他们的纠纷事件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样一来，20世纪以后各地因民教纠纷而起的教案，与19世纪相比大大减少了。 义和团运动还使在华宣教士认识到，要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仇恨和排斥情绪，以前的传教方法也有必要加以改革。在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传教，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散发福音单张等手段，吸引人信主。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和他领导的内地会，他们的果子多是社会中下层群众，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所鄙视排斥。20世纪以后，一些传教士认识到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丰富传教方法。有些人主张办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美国监理会宣教士林乐知就是一个典型，他于1866年来华，在上海传教，后因美国内战而失去了与监理会的联系，为了维持生计，便在上海的一家美国商行找了份工作，后又受聘于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西书和教授英文的工作。他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发现以这种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并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的方式，更容易被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便热心办教育、出版等事业。 另一位英国浸信会宣教士李提摩太也是如此。他于1870年来华，当时传福音常用的方法是开堂讲道，他也如此照做，但看见来堂者多是乡人无知之辈，文人绅商多不肯来。李提摩太想到圣经上有一教训，若引领出众的人，教他信道，再由他去感劝乡人，自然事半功倍。因此，他便下功夫查考研究中国经书，且买来各教典籍，以掌握各教宗旨要义，目的在于得知各教词汇，写一本基督教问答，借用中国旧有的词汇，发扬基督教义，以耶稣真理为骨子，装饰为中国化罢了。他还积极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 一些宣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建议美国政府加紧培养亲美知识分子，利用庚子赔款把更多青年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并在中国开办学校。明恩溥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完全把这笔钱退还了事，而是要把它用来使类似暴乱将来再难发生。"②1906年，他本人到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防止义和团运动再次爆发的最好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和设立教会学校，并建议退还一部分清政府赔款用以开办学校。他的建议受到总统的重视，评价颇高。后来，美国政府果然用部分赔款办起了清华大学，而李提摩太在山西也利用庚子赔款办起了山西大学。与此同时，英美的传教机构加紧派遣传教士来华办学校、医院及慈善事业。这些都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人求变革、求富强的需要。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教会学校中长大，接受了基督教，或即使不信，对基督教也有好感。 1907年，是基督教第一个宣教士马礼逊来华100周年，在华各宗派各差会于4月25日至5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三届传教士大会--百年大会(前两届分别于1877、1890年召开)。重要目的在于讨论百年来在中国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适合中国社会的传教方针。当时，在华宣教士的总数已达3833人，与17年第二次大会相比，增加了3倍多。这次大会的出席者共1179人。 会议最受关注的专题是"传教士问题"，这是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对民教纠纷等问题的重新反思。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5条决议：①感谢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士及教徒的保护；②重申传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③表示当前撤消"保护传教"法令的时机未到；④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使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造成反对政府的不忠诚行动；⑤请求官方在文件中取消"教民"的提法，以避免对教徒的歧视而引起冲突。 此外，会议对传教士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也进行了充分讨论。1905年以后，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开学堂，中国社会出现了办近代教育的热潮，官办和民办的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及大学纷纷涌现，无疑对教会学校形成挑战。会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作了教会办学问题的报告，他认为中国出现的这些新式学堂有三个特点：①是"洋"，无论学制、教材和教学方法都照搬西方；②重知识传播而轻道德教化；③以传播科学为主，在宇宙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基督教"性质。鉴于上述理由，基督教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抓紧兴办教会学校，并在教会学校中加强传福音和基督教道德教育。为此，大会要求各差会从本国派遣有较高造诣的宣教士来华办学，以提高教会学校的质量。 大会还对中国教会的现状进行讨论。在汕头宣教30多年的汲约翰作了《中国的教会》的专题报告，他承认民教纠纷和教案的发生是传教士在中国培植西方基督教的结果，在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大觉醒的今天，中国教会也不愿意再受外国控制。这时期中国教会已有少数信徒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组织了若干不受外国差会人力、财力资助的教会。汲约翰从改变教会形象，更有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角度出发，提倡教会实行三自。关于自治，他认为中国教会目前还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传教士必须积极为教会训练人才；关于自养，他认为中国信徒多为农民，难以负担教会的资金，因此要建立"宣教基金"；关于自传，他提出组织中国信徒四处布道的方法。汲约翰希望逐渐减少宣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作用，把精力转到教育、出版和神学方面。这是第一次在传教士大会上提出中国教会的三自问题。 百年大会最后通过四项备忘录：《致中国教会的备忘录》、《致本国教会的备忘录》、《关于鸦片的备忘录》、《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 在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方面，强调基督教的非政治性，希望中国基督徒安分守己，潜心祈祷读经修身治家，反对教徒参与反政府运动，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在教会传教事业上，提出今后教会工作的方向：大力发展基督教教育，尤其要重视女子教育；提倡各宗派的合作和联和；要用西方文明改变中国人的观念，领导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心智变革"。 这次大会总结了传教事业的得失，调整了传教的方向和策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为教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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