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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教高潮与教会复兴 在20世纪初期的20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辛亥革命、中国民国诞生、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基督教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使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沉重打击的基督教重新崛起。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中，基督教传教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堪称"黄金时代"。 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掀起了又一次灵性大复兴运动，美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宣教高潮。1888年，兴起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抱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奉献精神，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表示愿意献身于宣教事业，前往海外宣教，许多著名的宣教士如司徒雷登、赖德烈等都是受此运动影响来华的。据统计，从1888年到1919年，美国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其中来华者就有2524人，约占总数的1/3。与此同时，美国各基督教差会也大量派宣教士来华，美国的长老会、圣公会、监理会、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 据统计，基督教来华差会1900年有61个，1906年增至67个，1919年就猛增到130个，另外还有36个基督教团体独立经营的各种事业。其中最具实力的是内地会。20年内差会增加了1倍多。 外国宣教士1900年为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是54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大部分宣教士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等中心城市。传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形势。 1920年，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传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 1900年时全国信徒有8万人，1906年增至17万，6年间增长1倍，为信徒发展最快时期。到1914年有信徒25万，1918年为35万，1920年达36万，14年间又翻了一番。从1900年到1920年间，中国信徒总数增长了4.5倍。中国信徒集中于沿海城市和乡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的基督徒，占总数的71%。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中信徒数量有较大的增长，1907-1920年间，全国信徒人数增长105%，而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22%，同时期教会学校教师人数增长374%。1920年青年会曾对133所教会学校进行统计，学生中信徒约占49%，加上那些信仰基督尚未加入教会的学生，总数可能超过50%。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毕业生，数量就更可观了。这使基督徒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当时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1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3人就有学生1人，能识字读经的信徒已大有人在，尤其在苏、粤、鲁、直四省，教会学校学生最多，信徒的增加极快。 此外，基督徒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教育大幅度提高。因清末新政，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有了更为宽广的就业机会，收入也大为改善。各行各业都有基督徒美好的见证，最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先生和他不少的革命同志如陆皓东、陈少白等都是基督徒；民国政府国会议员中基督徒达60余人；1912年广东省政府的任职人员中，基督徒占65%；当时驻德公使颜惠庆、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次长李和、参政院次长王正廷等均为基督徒。 在中国基督徒质和量都大为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尤其是1907年以后，按立的中国神职人员逐渐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国牧师为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3倍。为培养传教人才，差会在各地开办了许多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到1920年，全国有神学院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中国教会的上层领袖大部分都毕业于大学水平的神学院校。1907年传教士百年大会时，经教会选派的5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但到了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时，115名代表中中国人占了1/3，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已占半数，中国教会领袖已成熟壮大起来，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民国以后，中国民众对外国人不再感到陌生，尤其是英语好的大中学生可以直接与外国人对话，中国教牧人员的布道更容易被群众理解，达到良好的效果。1907年的百年大会成立了"福音委员会"，三年后在汉口召开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庞大的城乡宣教计划，鼓励开布道会、奋兴会，呼吁所有的基督教组织共同传播福音。学界的宣教工作主要由青年会组织进行，1911年后青年会数次邀请穆德、艾迪等美国著名奋兴布道家来华举行大规模布道会，每次出席者都达数千人以上。演说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注意从科学和哲学问题入手，学术性较强。他们还针对当时中国青年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救国问题进行宣讲，指出拯救中国的理想之道在于耶稣基督的能力。 中国传道人中著名的布道家为丁立美牧师。丁立美原籍山东，毕业于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1900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有雄辩的口才，他的祈祷扣人心弦，很有吸引力，他在山东、北京、天津、通州等地布道，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信主。 这段时期在中国教会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布道会、奋兴会，掀起了广泛的复兴运动。具体而言，有教堂布道、乡村布道、街头布道、学校布道、露天布道大会等；还有布道周、主日布道、新春布道、圣诞布道等；有个人布道、家庭布道、文字布道等；还有面向特殊群体，如军队、人力车夫、监狱犯人等的布道。 1913年，冯玉祥将军在崇文门堂参加了穆德举行的布道会，对耶稣的人格和伟大的牺牲精神留下了良好印象，会后即报名参加圣经班，受洗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自己经常亲自证道，悔罪认错，他手下的不少将领也受影响而信主。他的部队中有随军牧师，驻军开奋兴大会，信主士兵达1万人以上。他的部队军纪严明，军中提倡博爱、牺牲、团结，有"模范军队"的美誉。 除重视向学生知识分子布道之外，一些教会着重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传教，以各种奋兴会和培灵会来挑旺他们的灵火，许多人在聚会中痛哭悔罪，请求赦免，接受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些人悔改后更加热心地向他人宣教，带领周围的人信主，很有果效。 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大复兴，还表现在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国情作了详尽的调查。1910年，英国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将全球宣教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讨论和研究了宣教组织的协调与合作等8个问题，并提出了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传教区进行调查的建议。1913年，穆德来华发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第一次大会，提出各差会要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有关中国的国情作周密的调查研究，以便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形成清楚和明确的计划，为此设立"中华续行委员会"。从当年开始，各差会的传教士就开始分门别类地收集各种与宣教有关的资料，并提供了详尽的报告。1918年，开始普遍的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绘制各省详细地图、行政区的划分、气象状况、方言区域、全国人口、交通、经济变迁、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分布状况、各差会近20年以来的宣教历史、各差会在华分布及力量比较、差会未到区域，教会医院、学校、出版事业，天主教、东正教在华活动状况等。调查历时3年，取得许多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成果于1922年出版，书名为"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直译为《基督占领中国》，中文名译作《中华归主》。 受此调查的鼓舞，为了使中国福音化，1919年底"中华续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发起"中华归主运动"。该运动旨在联络全国教会，"使基督教在个人与国家之上，得最明确之信用"，为此，大会提出提高信徒文化水平，发动全国信徒投入事奉行列，造就及搜罗优秀同工，实践远方布道，改良社会，栽培信徒灵命等任务。此外，还决定继续展开全国性布道运动，并成立了"中华归主运动委员会"，出版会刊《中华归主运动》。各地教会纷纷响应，积极推进当地的"归主"事业，号召每个信徒家庭举行祈祷会，在本家族中布道等。 然而，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反帝爱国情绪高涨，中华归主运动受到由此引发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冲击，归于沉寂。 二、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批判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掀起了一场历时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重心在于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 在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一边倒的浪潮中，令人欣慰的是还能听到些许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的5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1922年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以坚持信仰自由原则来反对非基运动。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的反教倾向，完全不同于19世纪由官绅发动和领导的排教风潮。与19世纪的众多旧式士大夫相比，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非基运动中走在前沿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代表着出自国内外新式学校的另一辈新式人物。他们承袭了上一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但所使用的反教理念和思想武器，已不再是传统的夏夷之别和人禽之辨。在民族主义的内核之外，包裹着来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和理性主义、实验主义都成为批判宗教的有力的工具。尽管规模浩大，但反教者们尽量保持了克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在非基运动中虽有教堂被攻击、骚扰的现象发生，但就程度而言绝非庚子事变所能比拟。 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人们概无例外地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支配，这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能够在非基运动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的原因。正如学者指出的："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的国家急于寻找新的自尊的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是它是在新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了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① 三、本色化运动 20世纪20年代，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基督教回应之一就是兴起了信仰与文化的讨论。从关怀的焦点与提出的策略来分析，可分为以下5种类型。 1、 自足型 这一型的要旨是主张信仰中的要目全在中国文化内，基本上就是儒家思想，信徒只要把它们发掘出来便可以了。其代表人物是燕京大学的吴雷川②。 1923年，吴雷川公布他对信仰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指出"道"与"教"的分别在于，道为真理，日光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家、基督教都是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故人们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人人皆可入教，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在宗教内窥见真理。宗教需要在儒学传统内再解释，教会也应为了符合民情民生而重建。 之所以选中儒家，不单它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粹，也包含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诸如上帝、天使，都见于《诗经》、《书经》中，甚至弥赛亚思想也可在《中庸》中找到。而圣灵，就是儒家所谓的"仁"，二者都是属灵的领域，其功能都是导引个人及社会走上仁人之路。 这种观点到了70年代，被谢扶雅推上了极端。他同样认为儒学与基督教应该平起平坐，用《中庸》的"执两用中"原则可以解释基督生平上的矛盾，即可在儒家的架构及用词上建立中国人的基督传。他最惊人的就是提出再编圣经，即删去其中与中国人无关的部分，收入中国古籍的精华，使我们有一部"本色化的圣经"，内容包括全部新约；部分旧约，包括五经、大先知书和诗篇；儒家典籍，如诗经、书经、易经及四书全部；重要的道家和佛家典籍，如道德经、庄子以及天台、华严的重要著作。 2、 平衡型 这类学者提出一共同的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哪些地方可以沟通对话，进而彼此协调？他们认为二者说不上哪一方比对方强，因为二者都是为了人民实际生存的需要才有的。可惜人不是仅只熟悉中国古典，就是只有西方神学的训练，因此就不容易有平衡的观点。 其代表人物范子美认为要解决信仰与文化之争，就一定要从新的角度来处理，即回归二者之源，那就是道，它是文化与信仰之本，各循不同的途径和词汇来表达同一的本源。人若追其本，就会发现最纯正的基督教和最优秀的儒学，可以合成一个全新的"东方宗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上帝"或"天父"都是伦理的基础，儒家力主忠、恕、孝、悌，而基督教则传天国及爱人的道理，后者可使前者变得更加简单而可爱，因为基督教的形上基础能澄清儒家在人伦关系和责任上的教训。 平衡型的近代人物有封尚礼，他也认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是可以也应该互助互长的，因此本色化就是二者对话的过程。应更强调孔孟崇高的伦理思想，它们与基督教伦理教训合起来，便是一条互相沟通的桥梁。他提出"中庸神学"，"中"是特殊启示中的神道，即圣经；"庸"是普通启示的理，即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至高原则。二者合起来就是信仰与文化的接触点了。人什么时候不守中之道和庸之理，就会出现文化和信仰的对立现象，纷争便起；相反，我们若从中庸的观点来处理，就会发现二者是相成而非相争了。只有充分利用伟大的宗教思想(希伯来民族在这方面甚为丰盛)，和伟大的文化思想(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擅长)，才能把基督完全地彰显出来。 3、 相成型 这一派学者认为耶稣的宣告是一切文化与信仰接触的最高原则：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先知和律法，乃是要成全。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需要基督教的信仰来使它丰富起来，反之亦然。二者虽非等同，但也不能以此盖彼。神的国度若要成就在中国，就需要二者的合作。 该派思想有几个前设：①儒家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它是人的工作，为神保存于历世万代中，神也借此向中国人显明；②启示需要某种文化形式作媒介，使人能明白启示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可剔除的，但传递媒介却可以；③中国人不必惧怕儒家与基督教思想接触，因为它们可以彼此互通优良因素，并有足够力量改造次好的。 这一派的重要学者有刘庭芳、诚静宜、谢颂羔和赵紫宸，其中赵紫宸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不单是20年代到50年代最重要的教会领袖之一，其本色化主张也有一整套神学思想作基础。 基督教能在什么地方使中国文化更臻成熟？首先是论到启示，赵紫宸认为孔孟之言也是神的启示，因为神既是万人之父，天地的主，祂就一定在中国文化中有其作为。但这个启示是不完全的，唯一完全也是最后的启示乃是耶稣基督，中国文化与耶稣基督就成了神在中国人里的两只手，耶稣的福音一定要在中国文化的场景内阐释及发展，正如昔日在希腊文化中呈现一样。 至于人性问题，赵紫宸认为孔子强调的德性事实上就是人本性的重要关键，也是神人联合的结果。可惜儒家教训长年在迂腐的注疏下变得僵化，圣经的道理却能使它复活过来。就以儒家之"仁"和基督教之"爱"来说，二者皆属人性之至高表现，因此也是等同的；仁之落实为孝，爱之落实为对孺子的爱；但儒家的孝现已沦为律法主义，各种规条只要求人盲从，能使其精神再生的，就是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所教导的。另外，借着基督教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教导，基督教实在能作为建设新中国的蓝本。当今中国正在努力自建，它不单需要子民有爱国报国之心，更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和洞见，这些都可以在本身文化传统之外寻求。 4、 相对型 认为信徒唯一的要务是传福音，不应浪费时间精力于文化或社会建设的，都属于这一类型。其共同的前设：①不可以忠于信仰与文化两个主人，因为基督要求人的是完全的效忠；②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一定要与旧人及其生活方式全然割断，好能迈向新的将来，即基督的再来，因此"文化改造"无疑就是被世界骗了；③若从正面来看这世界，它只是一个广大的福音工厂，若从反面来看，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系统，是恶势力的大本营，基督来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摧毁它，信心就是胜过世界的武器；④基督徒若真要改造世界，只有透过好行为来为基督作见证，不是实际事务的参与。 大部分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都采取这条路线，这一形态的代表人物是王明道。从本色化的目的即教会的角度看，他牧养的"基督徒会堂"是成功的，他于1937年便达到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目标，而且他的模式在福音派教会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只不过本色化必须包括观念(神学)与实践(教会)两个层次，王明道失于此而许多神学家则败于彼。 5、 改造型 倘若福音派信徒自20年代到50年代的本色化努力，是可以用王明道文化二元论作代表的话，那么自50年代到今天大概就可以称作改造型，意思是信仰要改造并超升文化。这种变化与两个现象颇有关系：其一就是外国宣教士在华人教会的教导及行政地位减弱；其二是华人信徒到海外接受高深神学训练者日众，提高了华人教会文化自省及信仰整理的能力。尽管这一派的理想是高尚及正确的，但至今仍没有人能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出来。 该派提出三个本色化原则：①活动性的涵括，指对文化的优点要懂得欣赏和接纳，以致信徒能健康地活在他所在的社会中，也为他的邻舍接纳；②批判性的面对，信仰对文化体系内的缺点作出审判，这不是那一个文化更优越的问题，而是文化若已包含信仰的全部，信仰就是多余的了。信仰必有某部分的要求是不为文化所承载的，所谓西方基督教文化如此，就是信仰成功地被本色化之后也是如此；什么时候信仰对文化再没有审判的力量，那不是文化被信仰成功地超升，而是信仰本色已被贬低到文化的一环而变得多余；③积极性的改造，意思就是信仰要改造文化的负面因素，以致文化能在一个新的模式内支持信徒的生活，同时文化也因注入新因素而重得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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