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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师欠我三声狗叫 认识洪钧纯属偶然。 每天上下班，我都要开车经过北四环附近的阜通西大街。阜通西大街有两个车流量较大的交叉路口，当红灯亮起，车辆停下来时，总会有一些人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在车辆间穿行着叫卖。上班时间叫卖的是早晨出版的一些报纸，下班时叫卖的是下午才出版的《北京晚报》。 如果车行驶到路口遇上红灯，我都会买一份早报或晚报。那天，我要了一份晚报，可是掏钱时才发现将钱包忘在办公室了，慌乱中将口袋掏了个底朝天也只找出3毛钱，我说："对不起，钱带的不够"，说着，便将报纸从车窗递出去想退还给对方。 "不要紧，先拿着吧，下次再给我就是了。"卖报的年轻人冲着我笑了一下，转身又到别的车辆跟前叫卖去了。 我记住了那张带着笑容的年轻的脸。 后来，接连几天下班经过那个路口时都遇上绿灯不能停车，买报纸的钱我一直没法还给那位年轻人。 那天，终于遇上了红灯，我赶紧将头探出窗外寻找那位小伙子，发现他正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卖报。 "喂……"我朝他喊着。他看见了我，笑眯眯地跑过来。 我将上次欠他的钱还给他，谢了他，又买了一份晚报。 从那以后，我常在路口停车时看见他，只要来得及，总要从他那里买一份报纸。 一天早晨，我去小区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吃早餐，意外地发现那个卖报的小伙子在快餐店干活。他也认出了我，很腼腆地朝我笑了笑。 "怎么，你不卖报了？"我问。 "卖，每天下午去，上午在这里干活。"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他犹疑地看了我一眼，说："洪钧，18岁。" 其实，他怎么看也不像18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唇边只有浅浅的茸毛。洪钧告诉我，他每天早晨6点钟到下午1点钟在快餐店干活，两点多钟去报纸分发点领取报纸，然后拿到路口去卖，100多份报纸一两个小时就能卖完。 "听你口音是东北人，出来打工有多长时间了？"我问。 他听了，似乎愣了一下，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是，是的……出来有大半年了。" 他抹干净了桌子，然后端着一堆脏碗筷进了厨房。 从那以后，我还是常从他那里买报纸，也常去那家快餐店吃快餐。洪钧不像以前那么拘谨了，有时活不多时，会凑到我跟前来和我聊聊天。我发现，洪钧虽然极力装出一副很成熟的样子，却还是会常常露出他的孩子气。 凭直觉，我觉得洪钧不像农村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来自城市的气息，我不能将那种气息形容出来，那是一种感觉，无法说出来的感觉。 一天，我问洪钧："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他迟疑了一下说："上到初二就没上了。" 我说："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不能供你上学吗？" 他低下头说："不，不是的，是我自己不愿上。"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我不喜欢上学。" 我劝他说："你还小，应该上学，应该多读点书，你总不能干一辈子刷碗洗盘子的事啊？" "我就是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老师，我讨厌他们。"洪钧说。 "为什么呀？" "他们一个个都是爱说假话的伪君子，对学生说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都是骗人的。"洪钧愤愤地说。 没想到洪钧对老师有这么深的成见。我想他一定是受过老师的伤害。 "你这是将老师一棍子打死啊，难道老师都是爱说假话的伪君子？你太偏激了吧。"我笑着说。 "反正，我见到的老师都这样。"他固执地说。 接着，他跟我列举了一个个"证据"来证明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正确的。 第一个说假话的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个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其他成绩都不错，只有语文成绩不太好，特别不喜欢写作文。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说实话，开始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声音脆脆的，像百灵鸟，我和同学们在背后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白雪公主"。 也许是我的语文成绩拉了全班的后腿令她着急，三年级下学期开学时她对我说："洪钧，如果这个学期你能每天坚持写一篇作文，我保证趴在地上给你学三声狗叫。"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疑惑地问："您说的可是真的？" 她很严肃地点点头说："当然是真的，如果你能坚持，我保证不食言。" 我一听，心里激动得乐开了花，让漂亮的女老师趴在地上学狗叫，那该多有意思呀，那一定是轰动全校的新闻。 我将老师的许诺悄悄对跟我很要好的几个同学讲了，他们也都很激动很兴奋，大家都给我鼓劲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一天一篇作文吗，你一定能坚持。"他们都想看女老师趴在地上学狗叫的样子。 于是，我写作文有了巨大的动力。有时绞尽脑汁写不出来时，也想放弃，可是一想到女老师学狗叫的样子，我又硬着头皮坚持写下去，那个学期我真的坚持做到了每天写一篇。怕老师抵赖，我每个星期还将自己写的作文送给她看。 一个学期终于过去了，我一共写了100多篇作文。 期末考试结束后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可老师似乎忘了自己的诺言，只字不提学狗叫的事。我心里暗暗着急。 那天上午，是我们最后一次到校，拿了成绩单和各科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我们就不用到学校去了。女老师来给我们布置语文作业。我心想，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她学狗叫的事，也许她把这事给忘了。 她布置完作业正准备离开教室，我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您还欠我三声狗叫。" 她听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时，教室里一阵骚动，因为班上同学几乎人人都知道老师和我打赌的事，这时都想看老师是不是真的会信守诺言。 女老师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她恼怒地说："你还当真了？我是为了鼓励你才说的，你看，这个学期你的作文不是有进步了吗？再说，老师怎么能学狗叫呢？亏你想得出！"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难受得直想哭。 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只有你这个傻瓜蛋才信她的，活该！"我想都没想便抡起拳头朝他的脸击去，那一拳正打在他的嘴上，嘴流血了，他捂着流血的嘴说："你个傻X，有种你找她去呀，干吗冲着我来？" 我背着书包像丢了魂一样离开了学校。虽然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第一次突破了70分，可我一点儿也不感谢她，因为她欺骗了我。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从那以后，我以在她上课的课堂上故意捣乱来报复她，以不做她布置的作业来报复她。总之，后来我成了一个让老师既头疼又无奈的差生。 上初中时，父母花了一万多元择校费，将我送进了一所区重点中学。说心里话，我也想改邪归正，不冲别的，就冲父母为我多花的那一万多元钱，我也得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了他们。 开学不久，班上要竞选班干部。班主任老师当着大家的面宣布说，全班同学人人都可以参加竞选，谁得票多，谁当选。我也跃跃欲试，我想竞选文艺委员，我喜欢唱歌，还喜欢拉小提琴。为了能在竞选中获胜，我认真地准备了演讲稿，并将它背得滚瓜烂熟。 那是开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先是老师宣布报名参加竞选的名单，然后竞选人一个个上台发表施政演说。报名竞选文艺委员的，除了我，还有一位女生。她排在我前面，上台后她很紧张很慌乱，说得结结巴巴的。我上台后，先展示了自己的才艺，接着介绍自己如果当上了文艺委员将要组织哪些活动。讲完后，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投票结果，我比那位女生高出15票。可是老师并没有当场宣布当选者名单，而是说投票只能代表一方面意见，谁最后当选还要与其他任课老师讨论才能决定。原来不是说谁得票高谁当选吗，怎么又变了？虽然心存疑问，可是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认为这文艺委员我是当定了。 第二天，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从头听到尾，就没听到老师念我的名字，文艺委员是那个与我竞争的女同学。犹如一瓢凉水兜头泼下来，我的心一下凉透了。我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老师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呢？既然谁当班干部老师说了算，那干吗还让我们报名参加竞选？这不是将我当猴耍吗？我愤怒至极。 后来，我听一个很讨班主任欢心的同学说，将我从班干部名单中拿下来的原因是，班主任听说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不好。 我彻底地灰心了，也彻底地断了做一个好学生的念头。既然老师对我有成见，一开始就将我划到差生行列，我即使表现好又有什么用？ 我又开始破罐子破摔，课不好好听，作业也不好好做，后来就越来越不爱上学了。上到初二，我就回家了，再后来我就出来打工了。 说到这里，洪钧打住了话头。 老师没有信守诺言学狗叫，没有信守诺言，便将获得高票的他从班干部名单中拿下来，这些在大人眼里也许不值一提的小事，竟如此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这也许是他的老师始料不及的。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儿童是以一颗敏感而又纯真的心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他们相信一切，信赖所有的人，一件成年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不信守诺言的小事，也许就会改变他们对人、对生活的看法，看到了一点虚假，他们便以为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看到了一点欺骗，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不能信赖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发生在美国加州佛雷斯诺市佛里蒙特小学的一个故事。该校校长赖斯达特为了激励学生读书，别出心裁地给他的学生们许诺说："如果你们能在4个月内阅读完7000本书，我便会亲吻一只小肥猪。"他的学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4个月内完成了阅读量。赖斯达特校长信守诺言，他从当地一所大学的农业系借来一头肥胖小猪，在校内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吻猪仪式"，650多名学生雀跃万分地观看他们的校长如何履行诺言，当校长真的亲吻了那只小肥猪时，学生兴奋得又蹦又跳。 我还想起了发生在前不久的巴克利吻驴屁股的故事。巴克利是美国NBA老牌球星。当中国籍球员姚明加盟NBA后，他宣布，如果姚明能在本赛季单场比赛中拿下19分，他将亲吻他的评论搭档肯尼·史密斯的屁股。仅过了两天，姚明就在与湖人队的比赛中一举拿下了20分。 巴克利准备践诺。电视台得知消息准备到现场拍摄。可是史密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暴露自己的臀部，于是作了变通，巴克利花500美元买回了一头驴，亲吻了驴的屁股。 赖斯达特校长知道"承诺是银，践诺是金"，所以他信守诺言亲吻了小肥猪；巴克利知道"言必信，行必果"，即使场面尴尬，仍毫不犹豫地将嘴贴上了驴屁股。"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话却是中国的老祖宗说的。 不要小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它也许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 一天下班，我开车经过路口时没有看见洪钧。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一直没看见他，我以为他是专心去干店里的活了，或者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那天，我去快餐店买早点，在店里没看见洪钧，便向店老板打听他的下落。老板说："你说的是那个东北小孩呀，已经被他父亲领回去了。" 从老板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洪钧是离家出走的，他没有18岁，只有16岁，离家出走已近一年了，为找他，他父亲辞去了工作，寻遍了东北三省，后来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得到他的消息的。洪钧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他与班主任老师因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老师不让他上学，要他回去叫父亲来学校。他怕挨打，回家拿了几件衣服和500元钱连夜逃走了。他本想去深圳，到北京站转车时，钱被人偷走了，只好在北京流浪，后来认识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东北老乡，将他介绍到这家快餐店打工。那位老乡并不知道洪钧是离家出走。 洪钧还会回到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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