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的床下独白 谭克黎（ChrisTan）著 平山译 |
| 引言：一个白人护士，在非洲丛林中能做什么？听她在枪林弹雨中，躲在床下的告白……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我躺在床下的尘埃中，望著上面的蜘蛛网，希奇的是，我竟然都想些鸡毛蒜皮的事。比方说，阿山为什么不把那里打扫一下。 多么疯狂的念头！这可怜的家伙那时可能死了，也可能祸正临头。他太太和小女儿呢？帮他们的婴儿接生，真是一大乐事。小女婴的母亲阿美想努力做对每件事：她定期到诊所产前检查，也打了两针抗破伤风，她是其他妇女的好模范。 正是那样的人，值得让我花时间在南苏丹。我得承认，我搞不懂那里为什么会爆发内战。想起就叫人心碎，因我不想离开阿美和其他我爱的人。但是我的机构不希望我被俘成为人质，因此几个月前，命令我搬离孤立的工作区。 你看，苏丹人民解放军（简称“苏解军”）已经警告所有外籍人士离开南苏丹。最近“苏解军”俘虏了两名德国人，要他们步行几百哩路，穿过丛林到衣索比亚。紧接著德国救难人员大都走了，也许那是释放人质的条件之一，我不知道。但他们一走（还有其他事），就严重影响南苏丹医疗服务的发展。你可知道，有些苏丹人要走二十或三十哩路（或许更多），才能到医院看病。 当我的机构要我离开时，的确说过，如果当地居民说村子很安全的话，我就可以偶尔去探望他们。当然我还想接生阿美的第一个婴儿，我答应过她的。报导没提到那一带路上有地雷或武装部队，所以我就去了。我根本不该在那里过夜的，更别说一待就将近一周了。婴儿不会事先通知你，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出生，对不对？小怡那晚很晚才报到，因此，她们母女俩一入睡，我就回自己的床上去。 请记得打扫床下 阿山的缺点总是不打扫床下。实际上，那晚要躲到床下还真不容易呢，因为我在那里存放了所有箱子。他们担保，如果有枪战，那里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初次醒来时，很难相信：我真的听到枪声吗？我躺在那里，半睡半醒，希望它是个梦。接著又有几声枪响，我完全清醒了，依然动也不动，但心思一片混乱。“苏解军”知道我在村子里吗？他们会不会拿我当人质？我那些好穿好走的鞋子和袜子呢？衣索比亚很远的，我该试著摸黑穿衣吗？ 轻机枪扫射的声音又吵又近，我只想滚下床，躲在下面。我不知道当我敢再移动之前，已经待多久了。有好一段时间，听起来战斗相当激烈。枪战停止时，我摸著出来，在漆黑里找衣服。 总算穿好衣服，也找到鞋子、火把、医药箱。我甚至有勇气起身关遮窗板，还拉上窗廉，但我实在舍不得那热夜里的凉风。接著枪声大作，所以我躲到床下。我拿著火把，将床垫拉下直碰到地板，觉得够安全，可以开始检查药品了。如果“苏解军”真要抓我去走远路，希望他们会让我携带疟疾和赤痢的药，还有净水器。 那些小事花不了太多时间，很快地我又想东想西。灰尘害我一直打喷嚏，我不知道那晚克制了多少喷嚏。如果改天回去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打扫床下。 枪战整晚时续时断。我猜那些单一的枪声，是警察试图击退“苏解军”。他们没多大胜算，因为他们拿的都是老式步枪，比不上像衣索比亚等国所供应的先进武器。 难民生涯知多少 我好难过。衣索比亚为了自己的数百万饥民，呼求西方国家援助，但是对于几乎有同样需要的苏丹，他们却阻止救济物资运往该国。我也不懂苏丹人民解放军，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在受苦啊！我总是猜想，在英国或美国的内战中，或者像比利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普通老百姓会怎么做。我长大时的那段太平岁月实在很短，不是吗？ 在苏丹的村子里，我可以说走就走，回我的安乐窝，拥有自己的家具。但是阿山和阿美能怎么办呢？他们没办法潇洒地离开。但也不尽然，他们可以成为难民。阿山多大了？三十岁了吗？他记得家人在上次内战中逃难时，把小妹背在屁股上，小妹妹在往乌干达的途中死了。小怡就是以她来命名的，小怡会不会也成为非洲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之一？ 难民……我们对他们了解多少？不过另一项统计数字罢了。很难明白完全割离一切有意义的事物，是怎样的感觉。割离家庭、土地、工作、甚至家人。你只是人群中的一位，排队领取一碗食物。也许那里有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录下你那一刻的失丧、羞辱、和了无尊严。 我怀疑如果我经历过那一切，将何以处之？我无法了解阿山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动乱。当他在一九六三年离开这里、行经丛林到乌干达以前，学校已经关闭两年了。他成为难民时，没有受过小学教育。蹒跚返乡之前，在乌干达设法受了七年学校教育。家乡还是没有学校，要花好几年重建。说起来还得谢谢当地的牧师呢。马牧师让他们在周间，以泥土茅草盖的教会充当学校，也鼓励他们提供农产品来支付老师费用。 马牧师死了。“苏解军”那晚攻击时，是要打倒警察的哨岗。他们离开后，把该地区的生杀大权，丢给四处流窜的武装土匪。马牧师好像是因为恳求其中一队土匪，给同胞留点食物，就被他们枪杀了。 必须学会照顾自己 饥荒使每件事雪上加霜。去年那里的雨少得可怜，在更北边的“苏解军”主要基地，有些地区几年来还没有好收成过，百姓在挨饿。很多人有枪，所以他们打游击抢食物，一点也不希奇。我实在希望，他们能让我们进去帮助那些可怜人。 土匪和“苏解军”还偷走诊所的一切药品。在那地区，建立一个简单的社区医疗工作是很困难的。我协助训练当地的助产士，称他们为社区健康工作者，阿山就是想成为这种人。但是我很难让他进公办的训练学校，因为他受的教育很少。 阿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社区健康工作者。他为了学医而受雇打扫我的屋子，我好一段时间不懂。后来发现他是很好的翻译员，于是就开始让他随我出诊。过一阵子，我放弃自己教授预防医疗保健的课程--因为很明显地，他教得比我好多了。他总是抓得住观众。 他真的没空打扫我床下的尘埃。我曾经建议他找别人打扫这屋子，尤其我的机构同意聘他为我的翻译员之后。 他学得很快。我确信他和当地医疗人员，在我走后会继续帮助他们的同胞，只是他们不会有任何药物或绷带。我们总认为这些东西「理所当然」会有，不是吗？在英国，连最穷的人，病了都能去看医生，买他们所需的药品。如果出了意外，只要叫救护车就行。那就是为什么阿山如此热衷于预防医疗保健了。 「姐妹，你不会永远和我们同在，」他说。「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学会照顾自己。」 他当然对，村子里有许多疾病是可以预防的，但却不是全部。只要想想：得了疟疾，但却没有奎宁！ 与忧郁摔跤 你可知道那晚在床下，我猜自己会怎么做？如果“苏解军”要我走远路，而他们当中有一两位生重病（例如疟疾），我会不会企图隐藏奎宁呢？那时，我所受的一切训练会怎样？我下不了决定。我想，好吧，他们也许会搜我的袋子，发现我的所有药品，把它们都拿走。那么我就不必担心要作这类可怕的决定了。 唉，为什么我会走到这步田地？别人把这个苦难世界弄得一团糟，我自以为真有能力改善吗？一个白人护士，在非洲丛林中能做什么？ 前几晚看电视报导，突然想起在那凄惨的床下，大约凌晨三点，我遭逢可怕的忧郁，自觉何等渺小无用。更糟的是，我那晚出现在村子里，可能会使我的朋友惨遭不测。如果“苏解军”发现了我，而一些朋友正保护我时，会怎样呢？他们可能会被枪杀！我只能啜泣著滚进灰尘中，压抑悲哀。我一定是累坏而睡著了，因为阿美隔天早晨就是在那里发现我的。 她带来温水给我梳洗，还奉上一杯茶。她的笑容和她对我的爱，鼓舞我脱离忧郁。然而阿山和其他医疗人员，却催我打包准备离开，有些男人已经出去察看路上有没有敌军。 「可是那些伤患怎么办呢？」我问。他们说，“苏解军”已经带走他们的人。警方则大多死了，有些失踪。有一位快死了，我们却帮不上什么忙。另一位受的是皮肉之伤，他们处理得了。但有件事的确令他们忧心。 相见时难别亦难 「你不会忘了我们吧？」他们问。 「不可能忘的，」我告诉他们。「一旦战事平息，我就会回来。」 分手真是好难，许多妇女哭了。我这一走，彷佛象徵著和平又离他们而去。阿美和我紧拥许久，不愿分开。 我一出了村子，就停住脚步回头看。它好小，住家稀稀落落，有的小屋上铺茅草，有一两栋建筑物的屋顶是锡做的。就那样了，非洲的缩影。 很荣幸能在那里住过，也亲睹付出并非我们的专利。阿美和阿山这些人的爱心和勇气，丰富了我的人生。是的，我很高兴在床下待得还算够久，才不至于老是用床下的尘埃来论断阿山。 原载于《校园》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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