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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不如说是无意义的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 尼采
奥尔森以前是一个职业的橄榄球员，他有一套定义完整的痛苦哲学：人乃是有适应力的活物。别人会发现你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这好比你走进一个谷仓，你首先合到肥料的气味；你若站在那里五分钟，就不会再闻到这种气味了。这对于膝盖，道理也是一样。你伤害了那膝盖，你觉得痛，于是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玩耍：你略为改变走路的方式；或者你使用另一只脚；或者你改变站立姿势。膝盖经过手术后，我要每星期将水份排出。最后，皮膜变得那么厚，几乎要用椎子才能把针插进去。我到了一个地步才这样说：“该死，让针插进去，将那些废物抽出来”。1
橄榄球运动的所有运动员都要同样接受身体检查、戴上头盔及彼此碰撞，而社会会为他们进行艰苦的练习，并大量酬报他们。因此，痛苦的来源有许多方面——不但有橄榄球，也包括爬山、三项全能运动、海军陆战队训练新兵营地、受敌方询问具的拷问——都是人人愿意接受的。过去无数世纪，有人甚至推崇自己造成的痛苦是伟大献身的记号：质粗的毛衫、鞭打越残酷，敬拜者就越虔诚。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单单为了虚荣，会故意使自己受＿苦。有数世纪之久，中国女性为了美观，愿意受苦缠足。现代女性除了穿看过于狭窄的鞋子外，也会拔除眉毛，且让身体在有害的紫外线下曝晒，又让面部、胸部和臀部接受整形手术——全都是为了达到漂亮的文明标准。我们自愿忍受痛苦是为了加增个人的声望，因为社会赋予这些东西有特定的意义，令人值得追求。
试比较两种强烈的痛楚：臀部分娩的痛楚，和患肾结石的痛楚。注意神经细胞数目所受的影响，以及痛楚的强烈及密度，两种情况的痛楚可能十分接近。然而，生产一事本身蕴含意义。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记住那痛苦了，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到世上来。（约十六21）。母亲的痛楚产生有意义的东西——一个新生命——为这缘故，她甚至会考虑重复这个经历。但是，对那个患肾结石的人来说，痛楚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现代的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更为受苦的意义而挣扎。我们不再看受苦是诸神的审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受苦？我们承认轻微痛楚有一些意义，譬如那些我们自愿承受的痛楚；但一个生来就有缺陷孩子的痛楚又有何意义？或是囊性纤维变化？或是智力迟钝？对我们而言，苦难才是要治疗和克服的东西；但对总不会离去的苦难又应如何处理？。
通常，我们只会看见受苦的消极意义：它干扰人的健康，当我们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时，就猛然煞车。我曾说过，任何问候卡商店明显给人一个信息：我们完全希望受苦者“病好”。但是，正如一个患末期癌症的妇人对我说——“那些问候卡没有一张适合我病房里的病人。我们没有人会病好。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对其余的人来说，这些问候卡将我们看成病人。想想那个词汇。没有效的”。
末期癌症的意义何在？
我收到米德韦斯特的一位牧师的来信，他记述痛苦意义开始解开时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面对的苦难是情绪过于生理的。他的医生称这情况作“精神崩溃”，但这情况其实更属于意义的崩溃。
最令人痛苦的部分，就是上帝彷佛沉默了。我以为对着寂静的黑暗祈祷。我为这事思想了许多事情，唯有上帝好像沉默了。一部分的问题是出于我的忧郁症，而另一部分是出于基督教的团体。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我是一个使人为难的障碍。他们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解决我所忍受的痛苦。有一个牧师为我的琐事和信仰祈祷，这些绝对与我的处境无关。他们不能感受我的痛苦。
别的人只想避开我。讽刺地，约伯的朋友可能对他的心理是一种帮助，至少他们迫使约伯发泄他的感受，纵然是忿怒的感受。他们的宣告虽然无用，但却是解释问题的所在，又给约伯一个印象，或者上帝就在附近。在那个层面上，除了我的妻子外，基督徒团体中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
尊重痛楚
我们可以为受苦者做一件最重要的事：重建经历的意义感或重要性。
事实上，问题出自我们已经传递了事件的意义，纵然是一个相对的比例。当我主领有关痛楚的研讨会，举例说明这方面问题时，我会要求会众一起参与。我要求他们做出罗马人“拇指向上”或“拇指向下”的信号：如果我所说的痛楚是可以接受的、是惹人同情的苦难，请把拇指向上；如果我所说的痛楚是不被接受、难惹人同情的，请将拇指向下。我得出以下具代表性的反应：
因滑雪而断脚：全场都拇指向上。滑雪刚开始时好像有绳索拖着，令人蹒跚而行；经过多次重复后，好像翻了两个斛斗似的不受控制而落下峭壁。朋友们在石膏上写下有趣的话，使受苦者变成真正的英雄。那种关注几乎使痛苦成为有价值的事。
麻疯：拇指向下。从我与布兰德医生共事的一段时间中，我认识了麻疯病人。他们极力游说人改用“汉森氏病”这个名称，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对麻疯病形象的回应方式。虽然这个病实际在每一方面与它本身旧有的观念相异，但患上麻疯病的人却仍会被人审断，得不到同情。孤独是此病带来的最坏的一面。
流行性感冒：反应不同。有些人拇指向下，是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喜欢发烧、呕吐和身体痛楚。而另一方面，因为感冒较为普遍，故惹来甚多人同情；我们人人都知道感冒的感觉。我们说：“放松一点。多留在家中几天，你就会恢复精力”。
腮腺炎：反应是依据你所提出的年龄而定。患了腮腺炎的小孩很得人同情。人过分奉承他们和迁就他们，或者他们得允许额外多看电视和吃冰淇淋。我仍然记得并留恋童年时患腮腺炎的经历。但是，患上腮腺炎的成人却是一个笑话——就算腮腺炎对成人构成更恶劣的险境。
这个表继续下去。
痔：这情况令人十分痛楚，却成为社交上的一个笑料。
艾滋病：一个艾滋病受害者会得到什么回应呢？我认识几个患艾滋病的人，他们听见教会发出一个十分清楚的信息：“你得不到我的同情。你自作自受，这是上帝的惩罚。走开！”我不能想象有哪一种病比艾滋病更恐怖，或不太引起别人同情的病。
偏头痛、颈椎受伤、癌——每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形象”。我们用微妙的方法，有时或用极明显的方法向受苦者传遍受苦意义的评价，使他们更易或更难应付痛苦。
我如今相信基督徒能够提供主要的贡献，就是使人不会因错误的理由而受苦。我们可以“尊重”痛楚。最重要的意念是，所有痛楚都是痛楚，不论痛苦是来自偏头痛，或脓毒性咽喉炎，或严重忧郁症。帮助受苦者（或是接受自身的痛楚）的第一步，是承认痛楚是正常的，值得人做出同情的反应。这样，我们就能开始把痛楚赋予意义了。
基督徒可以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利用一套价值观解释受苦。我们可能像嘉迪雅床边的访客，继续加炭，令火焰不灭；我们可能加上令人内疚感的话：“你有祈祷吗？你是否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你？”或说令人混乱的话：“是撒但引起这个痛苦吗？只是自然的现象？上帝是否特别拣拣选你作别人的榜样？”我学到痛楚是内疚感的制造商，简单得连笨人也不可能误解。我们都做不应做的事，就是当痛楚发作时，我们容易为所发生的事责怪自己。
在别人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连善意的话也会产生有害的效果。“上帝必定是太爱你们的女儿，才这么快将她接回天家”。我们或许禁不住这样说，让痛失爱女的父母期望上帝少爱他们的女儿一点。“上帝不会叫你背负过于你能背负的重担”。受苦者或会期望自己有较弱小的信心，使他承受较轻的担子。
我已经会晤了不少受苦者，知道这一类解释公式所引起的痛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所引起的痛楚。在基督教圈子中，一个为人所知的女人痛切地形容下颔机能不良所引起的剧痛。这种痛楚控制她整个人生。然而，她却说：当基督徒写信给她，按照他们喜爱的公式解释“上帝为何容许受苦”去苛评她时，这种伤害最厉害。或者，基督徒能够提供主要的贡献，就是使人不会因错误的理由而受苦。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痛楚。
埋藏了的宝藏
我们按照圣经的模式追寻受苦的意义，是应循前瞻的方向行，朝向受苦的结果，而不是停留在它的起因上。
坦白说，如果我们花掉所有精力解答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这一个问题上，那么，对我来说，许多受苦仍是无意义的。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只因写信给朋友偶然批评斯大林，就要被囚在艰苦劳动的集中营逢八年之久？为什么要杀掉几百万犹太人去满足一个疯癫独裁者的怪念头？这些受苦本身并无意义，永远都没有意义，除非受苦者家矿工在矿脉发掘钻石一样，寻找当中的意义。
佛兰克曾在希特勒集中营被囚一段时日，他说：“绝望就是没有意义的受苦”。佛兰克和贝特尔海姆从无理性的大屠杀的受苦中发掘它的意义：观察人生活在集中营极恶劣的情况下，使他们有了洞悉，成为他们日后所有工作的基础。对威瑟尔和其他人来说，“作见证”成了他们受苦的意义。现在，他们终身尊重没有生还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默想新约圣经和圣徒的生平。监狱成了他以及他后来的同胞索尔仁尼琴在宗教信仰的严酷考验的场所。他们二人都描述一个过程：首先，人类邪恶的真相使他们确信必须有救赎。然后，他们透过集中营内众信徒活生生的见证，看见转化的可能。正如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雅地说：信靠上帝也许不会带你离开集中营，但却足够使你安度每一天的生活。
虽然我的受苦与这些先锋相比乃属小事，但我也努力从中发掘其意义。我从圣经的应计开始，知道受苦可以在我里面产生有价值的东西。我综览罗马书第五章列出的每一点，保罗在那处提到忍耐、毅力、盼望和自信，我问自己：“受苦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德行?”受苦产生忍耐或坚定不移，是透过将我放缓下来，迫使我转向上帝；受苦产生毅力，是藉着号召我内存贮存的力量。我继续读下去，一直追问上帝如何在受苦的过程中带给人意义。
多恩说受苦是一种“金条的宝藏”。因为金条不是铸成钱币，成为流通货币，它不能时常帮助我们支付地上的需用。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走近家乡——天堂——那“藏在他内部，如金在矿坑”的宝藏就有永恒的价值，也有荣耀的价值。如果我怀着信靠转向上帝，痛苦本身就能得着救赎，藉此帮助我们在基督的形象中塑造品格。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类比去表落同样的思想。受苦可能是经济学家所称呼的“冻结资源”。现时从远处看，它或许不像资源，但逐渐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意义，乃是可以帮助我们将痛楚转化的持久意义。
分享的意义
在本章开头，我引述一位牧师的一封信，他的忧郁促使他对受苦意义的崩溃。他不能理解他的受苦，而在他受苦的过程中，基督徒的群体也不能帮助他。最后，那牧师委请精神病院治疗他。虽然他这样做，他的家人却站在他一方；有了他们的支持和专业援助，他最后能攀回健全的地步。
多年后，同一个牧师带著更新了的健康心理，面对另一次危机。他出生仅一星期的孙子死了，这事件使整个家庭陷入混乱和悲伤中。他本应在孩子面前当上强者，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丧礼后的星期天，他在自己新牧养的教堂讲道，他在讲台上开始读出诗篇第一百四十五篇。他试首专注面前的字句，但却不能集中。他的舌头变得迟钝，他的面颊颤抖，他的泪腺大开。他不能继续读出上帝是良善和公平等尊贵字句。
这位牧师将他的讲稿放在一旁，带若哽塞的声音告诉肃静的会众有关他孙子的死。就在他说话时，他的思想闪过他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光，又回到他无助及失败的感觉。他很害怕。
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他回忆说：“当群众离开教堂时，他们说了两句重要而有帮助的话：第一、多谢你将你的痛苦与我们分享。
第二、我为你难过。这句简单的话是最有帮助的话。我并不觉得孤单。当时的情景与我以前患上忧郁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上帝和他的子民没有离弃我。他们接受我的悲伤。”
第二群会众只用简短的话，内中没有特别的智慧，向他们的牧师传达一种分享感受的意义。他们重视他的痛苦，故此，他们感同身受地表白出来。
追寻受苦的意义往往是孤独的寻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洞悉我受苦的意义。然而，只要我们拥抱悲伤和站在受伤者身旁，确实可以帮助他人找寻意义。
帮助他人找寻意义的技巧，当中涉及承认走上医治上，是有若不同阶段。费歇尔描述她本人如何处理卵巢癌经过：我需要时间了解正在我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又要接受我日常生活作息被迫改变的事实、我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对未来的计划。或者，给受苦者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忍耐他们——让他们有空间做出怀疑、哭泣、发问，和表连强烈而往往极端的情绪。
我发觉我不能一下子承受我经历中的每一件事物，我需要有自由时间处理我的感觉。库布勒罗斯勾画出悲伤者常会经过的五个阶段，不论他们面对自身的死亡，或处理一个所爱者的死亡。这些阶段——否认、忿怒、讨价还价、忧郁和接纳——不是时常按照这个次序发生，也不是人人都需经历全部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却证明了一个人度过剧痛经历所需的时间……
我不是天生就可以与人分享感觉。因此，我时常难以向人——甚至向与我最接近的人——解释我复杂的感觉，和我对这个经历最心底的回应。但是，我需要良好的聆听者——愿意花上一至二小时时间，只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我很幸运，有忠实的朋友，有一个专业辅导员的邻舍和愿意随时帮助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人聆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作何事。3
费歇尔跟着说，给她最少帮助的人，是那些向她提供答案的人。有一个女士提出意见，认为费歇尔喜欢吃汉堡包和巧克力碎片冰淇淋，故饮食是她患病的原因。其他人力劝她少依赖医疗的方法，而多靠医治疾病的祈祷。
我不能太有力地强调公式化的答案是何等有害。使徒保罗劝告人：“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罗十二15），这些智慧之言特别要应用在危机的时期。箴言书更坦白地指出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就像冷天脱衣服，又像碱上倒酸。（箴二十20）
正当我致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另一个城的朋友打来的，医生刚诊断他患了艾滋病。他为过去在性行为上犯了罪而在内疚感中打滚，觉得懊悔、可耻、自恨和被上帝厌弃。他失去所有生存的意志，极度需要援助。
有些人看艾滋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是一个特别的、对准目标的审判信息。我却不是这样看。
反之，我把它看作普遍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原则；正如滥用烟酒会使身体掉进某种危险中，同样，性滥交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就算他犯错，而疾病是一种直接的惩罚，我作为他的基督徒朋友，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要给予思典，向他证明耶稣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在性方面犯罪的人，使他确信上帝的爱和赦免。换言之，我的任务是把他专注回顾以往的焦点转移到前瞻。连他的内疚感也是一个信号，他可以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缅怀他的罪；或是，他可以将那种内疚感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曾应许要挪开人所认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分享内疚感的意义不是审判，而是饶恕。分享受苦的意义是复原，并与受苦者联合。
上帝的问号
有时，我们对受苦者只能提供一个意义，就是确定受苦虽然对他们并无明显的意义，但对我们却是有意义的。
卢云的小书有一个奇特的名称——《负伤的治疗者》，当中记载孤单、被弃者的质问。人能为他们的痛楚提供什么可能的意义吗？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年轻传道人面对著一个年老、正要接受手术的男人，没有提供意义，唯独说出他爱心的关注。卢云说：“如果没有人等候他，那人不会想继续生存。每一个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旅程后，都渴望有人在车站或飞机场等候他。人人都想与留在家中、等待他回来的人诉说他的故事和分享他的痛苦与兴奋时刻。”4
我妻子在芝加哥城服侍一些最贫穷的人，并领导推行拉萨尔礼拜堂所定的一项计划，特意找出孤独、被弃、无人照顾的老人。我多次看见她把自己投进一个老市民的生命中，尝试说服他／她相信他们的生或死是重要的。她用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受苦“增添光彩”。
珍尼特辅导一个九十岁老人克洛特先生，他二十年之久拒绝接受白内障手术。他七十岁时，已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但无论如何，如果上帝今他到达如此地步，必是希望他眼瞎。他说，这或许是上帝惩罚他年轻时看女孩子的原因。
我妻子花了两年时间诱哄、争论、持续、爱，才说服克洛特先生接受白内障手术。最后，克洛特先生同意接受手术，只为了一个原因：珍尼特感动他，说他重获视力对她——珍尼特——很重要。克洛特先生已经放弃对人生的盼望，人生对他并没有意义，但珍尼特却转送了一个意义给他。连九十二岁高龄的克洛特先生也不再放弃，所以，这样做对某些人有着不同意义。最后，这个老人同意接受手术。
珍尼特实实在在分担了克洛特先生的苦难。她藉著经常的采访，说服他相信有人关心他，而他活着或死去，有视力与否都是重要的。这个分享受苦的原则，就是卢云的《负优的治疗者》一书的论题，或者也是我们能够解释受苦意义的唯一确实贡献。我们这样做，乃是遵照上帝作事的样式，因为他也肩负痛苦。上帝与我们连结，一生活在苦难与贫穷中，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明白的。受苦永不可能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曾亲自分担之。
有时，我们纵然尽力尊重别人的痛苦，也会遇见好像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我此刻特别想到一个患了早老性痴呆病的人，他的女儿试着服侍他的所需，但每一天她却因见到父亲凄惨的外形而心碎。或者。我想到一个严重智障儿，智商只有30－40的程度，可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活过很长的寿数。他不能说话、不能思考，却要花掉他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专门照顾他。
对这样的一个衰老成人和这样的一个小孩，意义何在？我从东德基督徒极富怜悯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得到莫大的启示。这些人所成长的社会，比西方人更熟悉受苦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伸手援助现代社会里面，那些最不“贵重”或“最无用”的成员。
特罗基舒医生是负责医治严重智障的小儿科医生，他问：“他们人生的要义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可以医治外在的毛病，但在这个受损的脑袋里，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基舒医生多年来未能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无论他怎样执行医疗的职责，却没有答案。后来，他教授一个初阶课程，特为训练医疗中心的新助手。经过一年的训练期，课程快将结束时，他请那些年轻助手填写一份问卷。当中有一条问题是：“自从你全身投入服侍残废人的工作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以下是他们的答案其中一些范例：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是以前从不会想过自己能做到的。
——我在这里工作期间，赢得萨拜因的感情。我有机会亲身与一个残废人相处，完全不再觉得她是残废的。
——我现在对人类受苦一事更敏感，这工作引起我助人的意愿。
——这工作使我问：什么事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我现在觉得有人需要我。
——我学会了忍耐，并欣赏最细微的进步征兆。
——我观察残废人时，发现了自己。
——我变得更有忍耐。我自身的小问题好像不再那么重要，而我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不足。最重要，我学会欣赏人生中短暂的乐趣；我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证明爱可以比恨或暴力成就更多的事。
当特罗基舒医生读完上述以及其他的回应后，他突然领悟了他问题的答案。那些受苦孩童的意义可以在他人——他的助手——身上作工，他们正学习的功课，不是复杂的教育制度所能教导他们的。他想到他多年诊治、却少见进展的两个病人。”丹尼尔和莫尼加是否只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深入而显著的问题是上帝可能给我的问题吗？这两个严重智障的孩童是否就是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5
* 情绪的痛楚如严重忧郁症，所陈述的苦难范围会很大，但我不能在本书开始提及它，因为它是专注生理上的痛楚。我推荐John H Timmerman A Season of suffering（Multnomah Press． 1987）记载一个家庭与忧郁症搏斗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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