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个寒冷的十一月早晨，天还未亮，我抖索着手拨电话给我的朋友丽安女士。她住在马利兰州的银泉镇。电话铃一直响，我一直默默祷告。如果她今天没空，我们要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话，这一程长途旅行，一定会要了我们的老命。 一声睡意朦胧的“哈罗”，接着是热烈、甘心的同意，草率的安排，我们的朋友就上路到我们家来了。她破记录地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一百廿五英里的路程，一路开车到我们家来。 两天以来，我们想像中最糟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玛丽眼睛疼痛得厉害，头也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尽量瞒住我们。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了，我们才发现，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几年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们，如果中国玛丽眼睛剧疼的话，就是白内障(青光眼)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且延迟开刀的话，还可能致命。所以我们这边在四小时内，诸事都预备妥当，动身上路了。 所谓的“我们”是一个很谨慎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包括谁吗？除了病人中国玛丽以外，还有同工苏珊娜还有一满车我们认为非带不可的“必需品”。丽安开的旅行客货车是最大型的，却给我们挤塞得只留下一点点空位，好让她从后窗中得到一细丝的能见度。在中国住院真是什么日用品都要随身带，甚至家人还送饭给病人吃，留在医院里照顾她。我们没有在美国住院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的多带点好。我们的眼科专家，黄路加医生在费城的眼科医院当职。他跟我们很熟，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一定坚持跟中国玛丽一道来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劝阻我。我和中国玛丽自从回美国以来，廿三年之久，从来没分离过一天。现在我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年老，几乎全盲，又正在痛苦中的她——一个人离开我到医院去！黄医生神迹地(这是他用的字眼)办好了我也同时住院的手续，虽然医院已经挤满了病人。病历表上，黄医生注明我早就应该利用特殊精密的光学仪器，来接受一系列的检验。第二个神迹是，从医院当局得到许可，让苏珊娜跟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做“助理护士”。我们答应替她付病人住院的同等费用。第三个神迹是真的得到了一间三人住的空房。诚然，我们的主常常做不可能的事。医生曾经叫我们每十五分钟，替中国玛丽滴一次眼药水，减轻她眼部的压力和痛苦，就是到医院去路途中，也要照时点。至于我，像这么长的旅途，廿年来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去费城考美国公民证的时候。我不能坐轮椅，更怕人推，因为一推动我就头晕眼花。想到要再去费城，坐这么久的汽车去，真好像去月球而没有压缩舱一样，想到都要呕吐了。 我请求丽安：“请你能开多慢就多慢。每十五分钟在路边停一会，让我恢复一下平衡。”她很巧妙地试图解释给我听，“高速公路的规则”，又是什么“最低速度”。我不大懂，我只晓得我可能半路就晕车晕死了。她真的尽她的本份，把速度降低为急速的爬行，又每十五分钟就打信号，在那四条线道的公路边停下来，让我喘一口气，让苏珊娜替中国玛丽滴眼药水。我们大家都随着旅程的进展，紧张得满头大汗。我们不住的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祈求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关。当丽安开到公路的最后一个三叉口，要转入通往费城的公路上时，她把车停在“只准紧急时停车”的牌子下。苏珊娜又点了一次眼药水，我呢，抓紧前面椅背，免得天地在我身边游走。那时，庞重的货车，疯狂的汽车，，紧靠在我们车窗边，飞擦而过。我们车子两边的窗子，还是用纸板挡着的。因为几天前下过一场小雪，我们两个老人都受不了那白灿灿的反光。丽安没时间看地图，或者问清楚路线，我们五点钟就把她从床上叫起来了，她也即刻就离开了家里，她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相信到了时候，神必预备。 在她再次换档开车以前，尖锐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两辆警车即刻“哧”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个彪形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戴了太阳镜，大踏步地走近丽安的车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停在紧急地带，知道不知道？”“警官，”丽安回答，“我们是紧急事呀！我在尽量赶快送这两位老人家到医院去。” 他一看我们情形，即刻明白而同意了。丽安又告诉他，自己不熟去医院的路，他马上叫一辆警车去执行别的职务，他自己对丽安说：“跟着我就行了，只要紧跟在我后面，红灯、车速都不用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警车上的红灯，又闪又转的活动。总有半小时之久，警官领我们冲过红灯和拥塞的车辆。那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在车辆中窜进挤出。我相信我当时已经昏眩过去，以为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亲在天门口迎接我。 终于，我们以急刹车方式停了下来，正精确地停在医院的挂号部门口。警察替我们找到黄医生以后，以手揭帽表示回答我们的致谢，就离去了。这位警察做了神派给我们的天使！因为神曾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我91：11、12)。这次对我们来说是：“免得我们在费城的市区迷宫里走错路。” 电梯离大门只有几码远，丽安还是叫了两架轮椅，实习医生帮忙扶我们出来，入电梯。丽安留在车上看行李，而且车子只暂时以双停方式停在大门口。同时，她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三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 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生还在摇头啧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 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给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放你在那儿睡。” "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会掉下床来！” "床边有围杆呀！”她紧张的请求。“我不要围杆，我要睡在矮床上！” “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 她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放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她们的，我跟来帮忙。” “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得麻烦了！”她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了，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祂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闹事了，高兴得吻我，谢谢我合作。 我们两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接受检验。我们被推下楼，从这间房推到那间房，一架架的机器凶狠狠地瞪着我们。对于我们两人，这些检验真是试炼与苦刑。中国玛丽已经又虚弱又疼痛，我又累又晕，而且日常的生活程序都大大搞乱了，使我们非常难受。那天晚上我们受更详细地检验，检验了整天。到晚上十一点，外科主任才把我的轮椅推到一边，跟我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李曼小姐眼睛从前断过一条血管，留下了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替她开刀。” “如果开了，她会怎样呢？”我惊惶地问。“她可能会大量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很严肃地回答。“不开刀怎样呢？”我探索地再问，“她会极其痛苦至死。”医生不太情愿地回答。 太空人飞往月球的途中，一直要跟德州休斯顿的总部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修正；我也照样将我的心，藉着祷告，时常保持与我的总部主耶稣联络。我求祂现在给我清楚的指示，祂真的给了。我接着对医生说：“好的，如果她两条路都是面对死亡的话，我宁愿她从手术台上到主那儿去，不愿她这样慢慢痛苦至死。” “很好”外科主任说，“等我跟另外三位医生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十一时半了，她和三位美国医生举行了一次密谈。似乎过了极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再叫我，好像叫到法庭去似的：你愿意签字，负她在手术台上出血死亡的责任吗？” 我的主清楚地引领我回答：“是的，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签。”我俩被推回房中时，差不多早上一点了。那晚还有好几位护士来，替中国玛丽准备开刀的事。我真是感觉到慈悲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天清早，丽安从她住宿的地方回来了。我们立刻一起祷告，求我们的主亲自做“至大医生”。不久，几个男护士进来，将中国玛丽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推床上，要推她到手术室去。他们做得那么轻柔，那么快捷，又那么纯熟那么安静，真使我惊奇不已。在我长年的疾痛中，我曾在中国进过七个不同的医院，还进过日本大阪的圣巴伯医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轻柔的手法。丽安跟着推床出去，但她只能跟到最后一道门的十尺之外。那扇门内躺着许多病人，等待着开刀的时间来到。 我的心再次与天上的总部联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是的，一切都在我主的控制之中。 中国玛丽开刀开了四个钟头，开刀完，黄医生连手术外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赞美主！手术成功了！”在“至大医生”的看顾下，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完成了缝补的工作。中国玛丽还是要很小心，像这样的危急事件还是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在祂的各方安排之下，我们能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手术。我的检查也给医生们更清楚的诊断，使他们知道怎样保存我仅有的视力。 我们曾经谢绝访客，因为我们需要完全休息。可是，各方友好打来问候的电话，仍络绎不绝。有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居然想尽办法，通过了医院的禁关，来到我们床边。他就是密勒博士，虽然他担任宣教士四十年以后，正式退休了，可是他为主做的工作一点也没停止。暗室之后的伊朗文译本，就是他负责预备的。听说他每次在医院里坐电梯的时候都跟身边的人做见证，分福音单张给他们。正是做了一次宣教士，永远都是宣教士！ 我们在医院住了十天。要出院的时候，我送给外科医生和护士长，每人一本“暗室之后”。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卅五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来要书。还有许多人要我在书上签名留念，我都来不及数有多少位了。 回到李曼村的路上，没有那么多事故，可是有更多的喜乐。主让我们在祂的课室中，学习到了另一课程，名为“信靠我，甚至远征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