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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中国南京，一早醒过来就听见窗外的鸟在歌唱，真高兴，接着奶妈们进来服侍我们这一群幼小的孩子起床，替我们穿上花花绿绿的丝缎袄坐在床上。我们就像一排饥饿的小燕子似的，等她们拿一盒盒英国饼干进来。那些饼干形形色色有的像扇子，有的像花瓶，有的像蝴蝶，都是英国商人为要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送给父亲的礼品。我们小时候不大懂得父亲是个名人显要，后来慢慢看见人家对他的礼品尊敬才明白了些。他来自传统的儒教之家，代代都是中举的举者。父亲在清政府手上任过许多重要的职位，最后就是江苏省的制台。我们孩子们就是在这个大富大贵的家庭中生长的，可是我们的心灵却一片黑暗。 我们对父亲的显著地位也不大在乎，在乎的倒是洋商送他的礼物。还记得他收到好几箱汽水，那时汔水是极其珍贵的产品，可是我们不敢喝这种洋东西，喝了变成洋鬼子才糟，结果叫佣人把汽水倒进沟里，瓶子才留下装酱油、麻油。还有亮亮晶晶的煤炉，一套套的连管子带炉头都齐全，多漂亮，可惜我们都不曾欣赏使用。这些名贵的礼物，成打的让佣人堆在花园的角落里生锈，我们小孩们就围着这些怪物，大发挥其想像力，玩各种各样游戏。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像西方孩子跟“爹妈”那样亲热得近乎友情的关系。我们对父亲总是肃立起敬，鞠躬为礼，新年的时候才能跟他同吃饭。 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新年看舞龙踹高跷的节目了。官员们都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父亲穿着绣花官服(每个节期都有特定的吉服，穿后就收藏起来，等待明年再用)，前面堆满了银牌，是为他以制台的身份赏给表演的人的。 锣鼓齐鸣的声音由远而近时，我们就更加兴奋起来了。一条长长的丝质瑞龙，由兵士们高撑而来。舞动时，只见蛟龙时而翻腾，时而滚动蜿蜿跳跃，最后分开排列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同时爆竹、烟花放得满天通红，震耳欲聋。这种场合，我总是紧紧抓住奶妈又怕又要看。 父亲不是基督徒，但对西人非常友好。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他是代理总督，当时慈禧太后颁令，命他杀尽所有的外国人。他冒生命的危险把诏令中的“杀害”改成“保护”，救了我们那一省的西国人。慈禧太后至终没有发现这个改动，因为她自己也在逃亡中，八国联军，这时已攻进了北京，营救受监禁的西人。 我们小时不知道围墙外的天地。我们住在宽敞的房屋里，哥哥们婚后，就另住一座厅房，还是在围墙以内。结果一百上下的人住在那所大宅中，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以后会跟一般的人民混杂而住。 可是这种隔离并没有将我们与罪恶隔开。我们不是不知道善恶之别，然而我们常常故意犯过。 我对奶妈比对母亲还亲近，母亲坐在牌桌上的时候，我曾溜到她房里去偷蜡烛给奶妈，好让奶妈带到乡下去送亲戚。那时一百枚铜钱穿成一串，母亲有个小柜子放了串串的钱，我有时也曾去偷一串给奶妈。 我家大部分的人都吸鸦片，吸上了瘾。起因是西方列强与中国通商时，坚持要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丝茶等。中国政府当然不答应这种毒害人民的条件，但当时的商人并没有这样的良心。 我们家每个吸鸦片的人都有自用的烟枪，银质雕花的，细致玲珑，佣人经常擦得雪亮，以备随时使用。鸦片一抽，精神振作，痛就止了，可是力气跟着也消失了，一种懒洋洋的感觉侵占了全身，食欲也减少了。(我常常听人说，中国就要被瓜分了，因为抽鸦片的人根本不想抵抗)。 看见我家里的人这样受鸦片之害，我甚至在信主以前就恨透了鸦片烟。我常常肚子痛，但是我决定不用鸦片来止痛。有一次肚子痛得特别厉害，家人劝我只要抽一口就行。果然，痛马上止了，舒服得很，我反而害怕起来。后来肚子再痛的时候，也想再抽一口，可是我下决心，宁死也不做任何毒品的奴隶。 我信佛教十分虔诚，常常烧香默念、恭诵佛经。我常在嫂嫂的陪伴之下，去杭州山上的灵隐寺拜佛。通往山上的石级很长，我们许了愿三级一拜上去。我当时很热心，什么善行都想修，甚至想预备作尼姑。可是我身体虚弱，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致往往等到快近山顶时，才开始每三级一拜。 和尚常到我家来念经，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他们的法力，也就是因为这样迷信算命，才改变了我婚姻的道路。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家来央媒提亲，拿了我的八字跟那家小男孩的八字放在一起推算。推算结果是：我将来的命运不极端好就是极端坏。结果那男孩的家人不敢冒这个险。神奇妙地计划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人的迷信，他也关顾到了，保护我脱离不幸，直到进入祂的羊圈中。(当然任何迷信……都是神所禁止并恨恶的)。 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心灵开始渴望想飞到一个新的天地去学习新事物。那时我早已读完了家庭教师认为女孩子应读的书。附近刚好有一间女子学校，是一位西教士李曼小姐开的。我就求父亲准我去那女校读书。我的乳名叫‘太多’，是我出生时父亲顺口说的(因他已经子女满堂了)。 虽然这样，我还是个孝顺的女儿，父母也都爱我。可是父亲认为他对我的宠爱，仍不够理由去打破传统——让女儿出去念书，受高等教育。我不管这些，一直要求他。最后，他无可奈何，只好警告我说：“可不许吃洋教！” “爸爸！我答应您了！”我快乐得叫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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