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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十二日那是中国百姓男女老幼习于庆祝的花朝节，各处的树上大小枝头，缠满了红色布条，同庆万花生辰，真是触目所见，红紫缤纷，迎风招展，愉快轻盈。 我的父亲当时正在总督衙门忙于批阅公事，无暇参加这类的庆祝。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太太和小姐都平安。」 「又是一个女的！」我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这两个字便成了我的乳名。虽然我的父母不太欢喜我的诞生，可是并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满月的那一天，吃过红蛋的亲友们都带来了许多美丽华贵的礼物，并向我的父母道贺。家人预备了筵席，他们在我的家高高兴兴吃满月酒，席上都特备了鸡汤面一大碗，面表示长寿的意思，中国人每逢庆祝生辰，总是要请吃面点缀点缀。 事实上尽管我的父母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但是不久，我的妹妹又出世了，就给她取个乳名「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一个妹妹，这是第二十个了，她的乳名因此叫做「多余」。我们姐妹都长得美丽，唯有我比较平平，可是只有我这个「太多」，曾离开深闺得进入教会学校，又远渡重洋到美国，更荣幸的，就是能写这本书献给神和各位读者。 杭州在我国东海岸，那里是我的故乡，蔡家住在这里已有好多代了，它也是先人祖坟所在地。杭州是我国名胜地方之一，青山翠谷，西湖如画，古刹浮屠，点缀其间。尤其是湍急飞奔的钱塘江，自城南绕过，流入窄长如瓶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涌入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均为白浪所淹，这种奇观，便是有名的杭州潮，杭州是如此美丽，所以有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苏州)杭(杭州)」，实在是有所据而言的。 我的祖父于十九世纪初期生在杭州，那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统辖之下，朝廷选用人才，是用科举制度，所以这个时代也就是所谓「科举时代」，祖父中了举之后，又在京试高中，由朝廷派他做广东抚台。于是他就远离家乡，别了我们的祖母、和伯叔父、姑母，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不幸染病逝世。当我的祖母听到这恶耗，痛不欲生，接连数日，呆坐不语，无论我的伯叔父和姑母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寝，不言不语，因为一家八口的生活，顿失凭依！祖母平日养尊处优，现在势须亲自操作，且须辞去婢仆，卖掉房屋，将衣饰典尽当光，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但她决计不辞一切艰苦，来供儿子们读书，使他们将来都能成就功名，继续书香门第。 我的父亲在伯叔中排行第二，常常把他幼年的苦境告诉我们。每逢我的哥哥们埋怨功课太难时，他便会向他们说：「你们想我是怎样的求学呢？我们连老师都没有，也没有书本；常要冒大风雪，步行数里的路程向人借一本书，并且答应要在几天之内一定送还。你们的伯叔和我一天辛苦工作之后，到晚上围坐桌旁，藉着桌子当中一盏极微弱的小油灯，把借来的书赶着抄。当我们饿了，就从篮子里抓把冷饭吃，到了冬天，手冷得连笔几乎都不能拿，你们才不知道甚么叫做艰难辛苦呢！」 我们一家就是这样勉强度日。伯叔父们大的教小的，自修苦研，到了弱冠之年，他们便预备像曾祖父和祖父一样参加县试、府试和京试，以供朝廷录用，而踏上仕途。惟有姑母，因为是女子，没有让她读书，当时的女子只应该学做些家务的事而已。 伯父和父亲进了秀才之后，又同到南京应举人试。到了指定的日子，两兄弟一同进了考场。他们都穿着蓝布长袍，黑色马挂，头发梳成辫子，带着黑瓜皮帽，每人带了个考篮，装着有水果、笔、墨、饭碗和筷子。 考场进口处，张灯结彩十分美丽，大门口有两个管门的人，当考员进门时，就过来粗粗的搜查一下，看看没有夹带才给入场。门内是一个大院子，已有许多考员和考场里理事的人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大阁搂，四周有一列一列的考棚，每列考棚有考房一百间左右，考房前面是敝开的，对着长窄的衢子，没有遮邂风雨的东西。 两兄弟非常紧张，形影不离，以壮胆量。后来他们分开在两间考房里，就把各人的篮子放下。考房像间小小的电话亭，每间内有一条狭木板当坐椅，墙上有壁灯放亮，还有一口钉挂篮子，另外又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到了规定的时候，考官们召集考员到空场上点名，并发给每员一份卷纸——就是考卷，只有这卷纸可以用，所以各人必须很小心地把考卷放在衣袋里。天将晚的时候，考官们走到大门前，举行关门仪式，关上大门，再加封条，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任何原故都不能进出，这预示考试将要开始了。 在中间那座阁搂上，有位考官，打着锣把应考员生召集在大院里，大家望见他摇着一面旗，大声喊说：「喂！死了的冤魂哪！本届所有的应考员生们都在这里，现在有冤的可以报冤，有仇的可以报仇。」应考员听了这喊声，不禁毛骨耸然，精神都紧张起来，有的恐惧战兢，几乎晕倒。不久锣声又响了，考员们才各人回各人的考房。 这时有个公差打个大灯笼，灯笼上面写着试题，慢慢走过考棚；让每个考房的考员够时间看清楚试题，三昼三夜，考员无暇睡眠，也不能彼此交谈，监考官来回逡巡，预防考员作弊。 打锣吃饭的时候，考员都拿着自己的碗筷到大院里，那儿有一锅锅热腾腾冒着气的米粥，各人按量勺在碗里，稀呼呼地喝完，又各回考房。考员事前经过长期的准备，添上心中的焦虑，再加上三昼夜聚精会神做文章，往往有人在这紧张严厉的气氛中死了的，他们的尸体都由一个秘密的门送出去。 文章做完，考员将姓名写在试卷附袋内的纸上，然后封密，将试卷交给试官，一俟试卷全部交完，这时才将已封的大门打开。考员离院，个个精疲力竭，甚么话都不愿说，只想急急觅地躺卧多为休息。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员必须熟读精研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题目。考试官细阅每篇文章，鉴定了好坏，拟定了各试卷高低等级，送呈主考官作最后的决定之后，才将录取试卷的名袋开启，就将被录取者的名字依照等级公布，凡在榜上名列前茅的，主考官常予传见，并加勉励。这种考试的制度，在我国已采用了一千多年。 一天，报录人拿着报帖来见祖母，上面写着的是我父亲的名字已经高中了。祖母无钱打赏报喜的人，不得不拿件好衣裳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打赏报喜的人。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只是伯父很失望，回到他的睡房大哭起来，但是一会儿又来了个报录人，报帖上写着伯父的名字，伯父也中了，祖母又拿件衣裳到邻舍抵押借钱赏给报喜的人。这时全家非常高兴，做了点菜，虽是简简陋陋，却是兴高采烈，一同庆祝这个「大喜」！ 伯叔父后来都做了大官，伯父做了河北省的藩台，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省的藩台，住在南京，不久他署了抚台，并兼了许多重要的职位。三叔做了京畿道，四叔做了保定府知府，五叔做了扬州府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所知府。素被人轻视的女子(当时中国人重男轻女)——姑母，嫁给了太傅——皇帝的老师，他(姑丈)的官阶比伯叔父的职位还高些。我家是经过了苦难，受了教训，才知努力而得着这些甘甜！ 许多年后，父亲做了南京的学道，通常穿着华丽的宽袍，戴上红顶雕翎帽子，出入都是坐绿呢八人抬的大轿，又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的跟着。 父亲是位仁慈宽厚的长老，总是深切地同情贫穷苦难的人，常常照顾他们。在一次举行考试的晚上，他要看看考员们的情形怎样，就把自己的官服脱下，换上了公差的衣裳，走下阁褛，听到大院黑暗的一个角落里，有人悲痛呜咽的声音，确使人有心酸欲裂之慨！父亲循声而往，发现有一个考员畏缩在石阶上伤心哭泣。便问他道：「你是甚么人？怎么一回事？」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无锡人，先父早已去世，家母守寡抚养我成人，因为家道贫穷，本来没有力量来这里应试，承亲友的爱心，借钱给我，始能来此。当我将试卷放入衣袋时，不幸滑了出来，掉在污泥上！天呀！我污了试卷，失去了应试的机会，我也不敢回家去，因为告诉了我的母亲，那一定会叫她太伤心了！所以我现在惟有死路一条！」父亲听了他的话，心为之动，对他极表同情，就告诉他说，「我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给你，你可以从新做你的试卷，我即刻去拿来，你就在这里等一等。」一会儿父亲拿一份新试卷给他，那考员抬头注视他的脸，认出他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我终生不能忘掉大人的恩典，因为大人救了我的母亲和我的性命。」 当年父亲经过了考试以后，他奉祖母的命，到北京去同他的未婚妻完婚，并嘱咐将他的妻子带回家。在中国常常当男女年幼的时候，便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婚事定下，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是从来未见过面，有时甚至双方的父母指腹为婚。我的父亲订了婚，也从未见过对方的面，尤其是女家远在北京。那时没有邮政局，男女双方多年没有信息，父亲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北京，他惊奇地发现他的未婚妻已死了两年，她的棺材放在那里等他！按照中国的风俗，她已是他的妻子，他要把她的灵柩运回杭州，将她葬在蔡家坟山里。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但他必须要再结婚。后来和一个同乡的女子结了婚，她为他养了七个孩子，她又死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过了些时，父亲又到北京，就在北京娶了一个年青美丽的女子，他们彼此十分相爱，这个妻子就是我的母亲，她不只是美丽，更是非常能干，她对父亲的工作，帮了很大的忙。她细长的身材，端正的脸，均匀的容颜，加上黑得发光的头发，梳成髻搭在后颈，戴上金玉的妆饰，更是美丽大方。她一共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侍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繁重，所以她劝父亲纳妾来分担些家务。妾也生了两个孩子，总共我们有二十四个兄弟姐妹，真的是个大家庭。在大家庭很普遍的中国，我们的家庭也算是相当的大了。 父亲担任许多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又回到南京，在那里从一八七零年年住到一九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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