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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兴起 十八、十九世纪，新派神学的兴起，这股潮流在教会内部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及文化气候也在急剧转变。教会在内外的压力下，也曾感到迷惘。然而在神的保守下，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也是教会复兴及扩展的时代。首先让我们看看在这两世纪中，教会所经历的挑战。 启蒙运动将理性及批判精神抬举到极高的位置。理性主义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主义的宇宙人生观便几乎完全占据了欧洲人的思想。欧洲人开始认定他们可以用理性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宇宙的任何现象，而任何现象都不外乎是自然现象罢了。至于神迹奇事—一些不能用自然科学理解的事物—便被认定为不可能存在，以致值得怀疑的了。然而，圣经中却偏偏记载满了神迹奇事的记述，于是圣经的可信性便大受疑问了。这样的疑问加上启蒙时代的批判精神，便产生了圣经批判的热潮。 真正有系统而全面的对圣经历史记述作批判，提出疑问的，最先的应该是德国一位东方语文教授雷玛勒(Reimarus)。雷玛勒认为旧约的神迹奇事尽都是一些幻想、虚构或夸大的记述；至于新约，真正的历史人物耶稣与门徒在福音书中描绘的那一位实在相去甚远。真正的历史人物耶稣只是一个狂热的革命份子。在他失败后，他的门徒在绝望中突然省悟起耶稣生前的宣道活动，其实带来了不少的收入。于是，为了继续耶稣的宣道活动，以致有利可图，门徒便将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宣传耶稣复活的故事。因此，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根本是不可信的。 当雷玛勒的学说传出，欧洲很多信徒在信仰上受到极大的摇动。。一些正统的神学家便企图透过史学方法，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去确立圣经的记载，是具有高度的历史可靠性的。于是「历史的耶稣」这问题便在教会中引起广泛讨论。有一些学者认为门徒所记述的耶稣生平是非常可靠的，只是因为他们的误解，把一些超乎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看为神迹奇事。例如耶稣医好瞎子，他们不知道耶稣用药物医好瞎子，便大惊小怪的误以为神迹。耶稣能平静风浪，乃因耶稣完全熟识当地的地理、气候，当船在湖的一边遇到风雨时，耶稣知道只要船驶到湖的某部份，风浪便平静了。有些更用一种极度怀疑的眼光去看到新约的记述。他们认为圣经很多的记述只是一些神话，把一些抽象深奥的人生道理，用图象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用图象去表达真理的文艺手法便是神话。因此，要了解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神话的描绘，而是神话背后的道理。有一些更认为基督教之所以兴起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这种历史背景，与政治、思想的各种因素凝聚起来，便造成基督教的产生，因此，要了解基督教的真义，便必须掌握基督教的历史成因。也有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最重要的启示，是耶稣的人格及他标榜的道德理想。 这种种的学说在神学家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多神学家放弃了传统的信仰，从一个完全新的角度去解释基督教的真义。有的神学家将基督教的道理看为欧洲人民精神的产物，也有的认为基督教的中心是一套崇高的伦理思想。经这些神学家重新解释基督教，神的启示、神不可测的旨意与奇妙的作为—总之，那些现代人不大能接受的东西—便从基督教的信仰中抽掉了。而他们所信的那一套基督教与圣经启示的基督教已是相去甚远了。 信仰的生活受到严重的损害、教会自然失去了原先的活力，更遑论可以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而就在这时候，欧洲却急剧转变。 首先在政治上，美国的革命及民主政制对欧洲造成颇大的震荡。欧洲的君主独裁或贵族政治渐渐受到挑战。同时，启蒙运动促进了自由人文主义的发展，对于旧有的政治制度更造成沉重的压力。主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演变而产生的。随着法国大革命，主后一八一四年整个欧洲都仿佛卷入了革命的漩涡；经过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旧有的制度虽然保住，但欧洲人的意识形态已经很不同了。其实旧有的政治及社会架构已处处呈现崩裂之势；再过不久，便要全面崩溃了。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渐渐兴起，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大的加速。而英国也在这时期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单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也同时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科技发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欧洲人的宇宙人生观，叫他们更深信宇宙就像一部完美的机器一样，而因为这缘故，人对于神迹奇事更难于接受。不过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立时可见的，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感受到它的后果。然而，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影响，便是立竿见影。 经过工业革命，以往城镇的手工业被大型的工业取代：而机器的运用也使到很多工人失业。这些无业游民困苦贫乏，酗酒及各样的罪恶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在社会中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同时，大型的工业将不少人从农业为主的乡村吸引到大城市。这些农民带着旧有的思想及价值观念，一旦在城市中生活，便出现身分的危机，这样也造成严重的酗酒问题。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经济架构的基本改变：资产渐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贫富也越来越悬殊。 这种变迁，表面上只是造成一小群富有的人和一大群贫穷的人，但事实上，整个欧洲文化的道德架构及社会运作都在急剧的转变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帝国主义也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面貌正面临重大的改变。 在这一切的转变中，教会的反应却非常缓慢：无论在政治思想及伦理思想方面，教会都似乎看不到转变所带来的冲击，更谈不上对转变有所回应了。教会如何对应机械宇宙观？教会如何反对严重的世俗化趋势？教会如何帮助那些在贫困中生活的人？教会如何面对严重的酗酒问题？还有资本家的道德观？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这一切的问题正严重地考验着教会的信仰是不是适切和活泼的。 就在这一切的问题困扰着教会时，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 A．D．)带动的信仰更新与复兴。不久便出现了传福音的热潮，差传运动的展开，更刺激教会对神更深的体验与奉献。复兴运动从英国推广到美洲，再由美洲影响其他的地方。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神的灵一动工，任何不利的社会、政治因素反成为积极的因素。神奇妙的作为真是令人折服。 复兴运动 正如前面提到，教会在十八世纪面对内外的压力；在教会内部，新派神学严重地损害信徒的属灵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纷乱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人有一种迷惘无助的感觉。就在这时候，神藉着一些忠心的仆人将教会的局势扭转过来。 神兴起了约翰卫斯理及怀特非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A．D．)，为教会展开新的一页。约翰·卫斯理生于主后一七○三年，而怀特菲德则主于一七一四年。他们先后在牛津进修，也就是在牛津，神将两个完全不同性格、倾向的人结合起来，一同服事他。 约翰。卫斯理在主后一七二○年进入牛津，六年后被选为牛津林肯学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A．D．)此时也进入牛津。不久他们兄弟二人与一些主内的弟兄聚在一起，组成「圣洁会」(The Holy Club)按时查考圣经及祷告。不久，他们更从内省的属灵追求推进到福音工作上去。他们开始监狱的布道工作。由于他们严谨的属灵操练，牛津的同学们便讥讽地为他们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绰号。 怀特菲德于主后一七三三年进入牛津求学，不久便加入了以卫斯理为首的「圣洁会」。 主后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毅然离开牛津安逸稳定的生活，远赴美洲作宣教士。他们在乔治亚州努力工作，不见什么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于主后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国，留下约翰继续工作。到了主后一七三八年，连约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怀着挫败的心情回到英国。但神却藉着这些挫折叫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便成为他自己复兴的起点。回到英国后，他认识了一些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会的聚会中，约翰·卫斯理听到有人诵读路德《罗马书注释》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实地体会基督救赎的恩典。 这次经历之后不久，他便前往德国，与弟兄会的人生活一段时候，体验操练敬虔的生命。从这时起，他整个人生命的方向都改变过来。 与此同时，神也呼召怀特菲德到美国乔治亚州宣教。怀特菲德的遭遇却很不同，他所到之处都引起很大的复兴。在新英格兰，他的讲道与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 A．D．)的讲道所产生的影响汇成一起，成为一股巨大的复兴力量。美国的大复苏(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时开始。自主后一七三八年开始，怀特菲德多次在美国巡回讲道。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的工场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因此由他带动的复兴主要在美国；英国的复兴，却主要由约翰·卫斯理带动。 卫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复兴之后，便奋不顾身地为主工作。他们四处宣讲神的道，但很多的教会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对他们充满感情的讲道，不太欢迎。于是他们只好到一些教会以外的小组那里讲道。主后一七三九年，怀特菲德从美国回英国工作，这便是卫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转折点。原来怀特菲德将他在美国惯用的露天布道在英国如法炮制，结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请卫斯理兄弟二人与他同工。于是，约翰·卫斯理的巡回露天布道生涯便告开始。而他所到之处，信徒便大得复兴，很多人深切认罪，并且重新向神委身。 约翰·卫斯理不但有布道的恩赐，更有组织的恩赐。他不像怀特菲德，讲道复兴信徒后便往别处去，不太注重跟进工作。约翰·卫斯理却很着重跟进工作。他的讲道复兴了信徒，但复兴之后又如何？假若不给他们适当的栽培，恐怕复兴的热潮过后，便什么也没有留下。约翰·卫斯理把复兴的信徒组织起来，将每一区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长。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励，班长更有责任督促班员操练敬虔。对于那些因一时感情激动而加入团契，而并不渴求真正属灵操练的人，约翰·卫斯理非常严厉地对待他们，甚至将他们逐出团契。因此，团契中的人都非常认真，所以能保持团契的属灵素质。 因约翰·卫斯理的复兴工作，本来冷漠的知识分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对神也失去信心的劳工阶级突然间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对象，他们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泼起来。他们开始关心社会中一些因工业革命受伤害的人，一些在社会的变动中失落的人。传福音的托负也越来越重，因而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基础。这一个运动便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展开的宣教运动。假若没有大复兴，宣教运动也不可能会展开。 在普遍关注传福音的气氛下，不少人自然关心到欧洲以外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的命运。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宣教的心志便在这种气候中孕育出来的。克理威廉十八岁开始在侵信会作传道人，因为事奉的教会弱小，不能供养传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糊口。但他在事奉与谋生中却不断为宣教工作祷告，为失丧的灵魂祷告。在不断的等候中，主后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将心中的负担，透过讲解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至三节宣告出来。他的讲道有力地震撼一些传道人。不久，他们组成了英国浸礼会差会，而克理威廉便是他们第一个宣教士，远赴印度将福音传给那些信奉异教的印度人。 由于克理威廉的热切负担，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后一七九五年，著名的伦敦会成立。不久，其他的差会，如圣公会的教会宣教会，也相继成立。 这种对宣教的热忱从英国蔓延到美国。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学，在米尔斯(Samuel John Mills，1783～1818 A．D．)的领导下，一小群大学生聚一起为宣教异象祷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祷告运动」(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开，而美国的宣教运动也便这样开始了。 这些宣教的运动将福音带到亚洲。马礼逊(Rokert Morrison，1782～1834 A．D．)便是这运动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其实与这时期的宣教运动很有关系。 然而，除了福音扩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之外，这宣教运动对西方教会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着宣教的热忱，人对神的委身便越真实。于是在十九世纪初，特别在美国，另一次的大复兴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大复兴加强了教会内部的生命力，也间接地加强了宣教的实力。 我们可以说，十八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末，这一百年是教会有史以来扩展最快的时期。从社会学家的分析来看，这真是令人费解。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根本对教会极其不利。然而，当神要兴起他的工作时，任何环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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