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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革命团体胚型基础的形成 孙中山和陆浩东被逐离家乡后使他们在香港入读新式学校，这样的选择使他们不能成为上层士大夫阶级的一份子，因为他们选择西方教育，更比出过去所受过的中国式教育相当不足。 正如史扶邻所说：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及一个现代医生，当儒家既定的体制对他的才干采取不屑的态度时，他就转身去投身他的边缘集团，去作一个革命者，孙中山此时念的是香港的拔萃书室，这是一间英文男校，在此时期孙中山在家人的阻力下接受洗礼，不久后陆浩东也跟着受洗。在香港这段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学业、同志以及后来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方向和一些初步的联系，特别是基督徒身份的确立以及和教会的联系，使他们在救国事业上得到必须的支持，由此这个基督徒革命团体的胚型基础进一步得以成形和长大、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檀香山 受礼不久，孙中山辍学于萃拔书室，其后转念中央书院，但不久就被其兄孙眉自香港召回檀香山，原因是希望能够阻止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但这个时期的孙中山是有志从事传道事业以救国的，但在中法埲争( 1885 )后，中国战胜却签下条约失去安南(越南)的宗主权，这成为刺激孙中山从传道救国转成革命救国的关键。 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孙中山的初衷是传道救国，但因为在香港和广州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神学院，最后孙中山选择了读医，因医疗工作在当时的传教士和华人信徒来看，除传道外，「无其它服役能如此接近基督教者」。 这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医疗传教会这个组织的目标主要是「减轻人类的痛苦，以及以科学探索真理以破除迷信，同时训练中国人成为西方医学的医生」看出。 在选择读医前，孙中山曾考虑读陆军、海军以及法律，这都是救同胞的学问，但他最后选择读医的原因，据他后来的回忆大抵有两点，第一是「我很喜欢这门学科，相信我将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职业」，第二是因中法战争的结果对清廷不满，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藉行医为入世之媒」。不论孙中山选择何种形式，其目的皆是要拯救同胞脱离苦难。 基督徒革命力量最初的凝聚场所，除了孙中山在中学阶段的香港和檀香山外，主要是孙中山在大学时代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医学院中。两个医学院都有基督教背景，包括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香港西医书院，这两个医学院提供了场所，组合了后来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首的最高层，包括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的领导核心。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广州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念了一年书，这段时间孙中山和他以前在香港拔萃念书时的国学老师，后来从香港调到广州伦敦会的传道人区凤樨建立了革命同志的关系，后来区凤樨更以会计长的分份来帮助他的革命计画。 此外，孙中山亦在广州结识了另一个革命同志郑士良，郑士良原本在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三合会中担任头目，在他接受基督教后，三合会传统的「反清复明」的观念，因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会新学教育的影响，就转化成为「民主革命」的理念。 郑士良是第一个向孙中山提示会党可以用作革命的第一人：后来在兴中会第一、二次起义中，郑士良运动的相当多的三合会人员，特别是第二次起义，他所运动的会党成了主力。郑士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以及中国早期革命方式影响的重要，可从孙中山所说：「予由谈论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窥知一二。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香港 香港自 1842 年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就成为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为何孙中山从广州博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的主要原因，他说：「香港有英文医校，予以其课业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于是孙中山在此念了五年医直到毕业。 孙中山在这个时期认识了陈少白，并和香港教会人物建立了友谊关系，如王煜初牧师、王宠惠、何启、康德黎等人对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事业都有相当影响和帮助，特别前三个中国基督徒亦很注意中国的改革，甚至后来曾参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其它如形成「四大寇」、结识辅仁文社的社员等，都是在香港这段时间发生的。 这个时期，不但凝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如在广州的情况一样，这些基督徒圈子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因为他们的大前提不是信仰而是救国。四大寇中尤列和杨鹤龄原是广州算学馆同学，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孙中山、陈少白和他们很投机，常在杨鹤龄的杨耀记商店大谈革命，当时四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遂被当时的人并称为「四大寇」。期间，陆浩东就职于安徽芜湖电报局，郑士良在归善家乡，两人亦时常到香港加入四大寇的讨论。不过，后来杨鹤龄并未直接投入革命，尤列在乙未之役也无甚表现。 辅仁文社是香港基督徒杨衢云、谢攒泰、何汝明、温宗尧联合其它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于 1892 年组成，基于不满满清之无能，觉得有研究新学以使国家富强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为「开通民智，研究新学」，据谢攒泰说，辅仁文社也是一个「革命总机关」，也意图计画革命，不过始终没有什么行动而已，要到 1895 年辅仁文社部份成员被稍后成立的香港兴中会吸收以后，杨衢云、谢攒泰等人才在兴中会名义下进行实际的革命行动。 其它部份成员却选择了另一条救国的路，如温宗尧后来参与维新派，任维新派的自立军在上海外交代表，到新亥时才投入革命阵营，不过辅仁文社是最早鼓吹革命的正式组织，比兴中会早两三年。 结识杨衢云不久，大约在辅仁文社创立四个月左右，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结束他所谓的「革命言论之时代」，以后便积极于行动，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为未来的革命事业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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