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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政治家曾说： 『当1807年马礼逊进入中国时，已种伏了革命的根苗。』这句话并非过誉，因为清末的革命的确是由基督徒发起的，革命以及随之而陆续出现的革命风潮，其中的参与者不全都是基督徒 ，不过 1902-1903 年间之前，反满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动和领导、1900 年在庚子之前，忧国之士仍报终君思想，欲以和平手段改良政治和社会现状；在这时期，中国基督徒已筹算和实行排满，推翻现有政权的革命了。 基督徒虽然发动了这场革命，但并不是教会内部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基督徒个人自觉性的抉择、同时在革命思想以至实现行动过程中，基督徒并没有隔绝非基督徒，两者可以合作无间、因为革命的基督徒的大前提不是要实现教会的使命，而是要实现民族的使命。 中国基督徒发动和参与革命是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他们接触了基督教，一旦结合中国状况以及地缘等因素，又有些同时加上由教会教育或亲身体会而来的对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就促使他们选择以革命为救国的方案了。 新的群体：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出现 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绝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教育程度都很低，甚至是文盲，家境也很贫穷，一般人也多不愿意送子女进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外国差会大量注入资源，天津﹑北京条约又准许传教工作在内地的发展，致使学校栽培了不少受过西学熏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有些更信了教、十九世纪因移民﹑工作或留学到外国的华人也不少成为接受西方洗礼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中就此出现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相关的。 价值的抉择 中国基督徒不一定反对传统，但往往视新接受的基督教价值比本国固有的传统更高，而这价值是中国传统和现实所无的、其中最为当时基督徒革命者着重的是人道主义 (humanitarianism)，这往往成为其中一些基督徒参与革命的动力，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对生命的尊重引发出西方人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主动进取的精神、中国基督教的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由这种对生命尊重的观念所触发、这些基督徒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见到祖国非人性﹑伤害人的政治，就产生不满，同时也引起一种『拯救』的意念。 革命就是要解决这种不满的现状，实现拯救受苦的同胞、他们知道这理想是可行和有效的，他们当中一些人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可以证实的具体例子、他们相信，基督教不但和他们个体生命有关，也可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命、这些基督徒个人接受了基督教，当他们掌握或观察到这种理想的优越性时，比对一下自己国家民族令人堪叹的状况，就产生一种抱负，要将这种理想实现在民族生命中。 新思维的批判 中国人信教后，基督教的内容，就自然成为他们习知的传统所形成之现实的一个参考架构，这参考架构一形成，就对这现实起了一种批判作用。 批判思维的发生，是因为基督徒接受了中国传统以外，并与这传统格格不入的一套信仰，而这信仰要求皈依者将之视为一种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换句话说，这信仰是个人的一种『终极的关怀』。 对原先是传统读书人来说，一旦皈依基督教，原先的儒家价值就变得次要，甚至变成新信仰批判的对象；对没有受太多传统教育影响的基督徒，他们的批判就更没什么阻碍。由基督教来的批判思维，不止于纯粹指出或揭露现实的问题，也是对现实有所要求、对国家社会来说，基督徒这种要求是要它变革，是照着基督徒的理想 (包括信仰和文明 ) 的样式来改变。 超越观念的批判 基督教在最早期即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有上帝比世俗权柄更超越的观念，以后早期教父在政教问题上也认为地上政权是从上帝所赋予的，所以要顺服、这样一来就把中国传统神圣化的帝王观念消解了、既有了比君王更超越的上帝作为效忠的对象，对君王的『忠贞』就不是绝对的了，推翻他也不构成一个道德伦常的问题、这是当时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王观念。 他们同时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交扥君王所管治，君王就要对上帝负责。早期革命绝少士大夫参与，只有基督徒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以及秘密会党，才肯从事被当时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反清革命，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爱国主义而非文化主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基督徒革命者所具有的民族爱国意识并没有因信仰基督教而有所冲淡，反而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理想，而加强了他们对国家更积极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文化主义多于真正的民族主义，根据他们的定义，文化主义是『视整个文明为重要的单元，而不是较广阔的文化中较狭窄的国家政治单元』。 这使晚清士大夫勉强地接受西化，同时也甘心忍受异族君王的统治；因为这些统治者没有征服他们的文化，反而成为汉人文化的效忠者。 晚清基督徒革命者在爱国一事上不是文化主义，也不是纯粹要实现基督教的理想，更不是以打倒传统为职志；他们所关注的是异族统治之腐败庸弱 ，引致民不聊生，外患仍频、他们的关注是政治上而不是文化上的，基督教理想只是作为改良祸国殃民的现存政治的一个药方而已。孙中山也曾说： 『为吾人之宗旨，无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革命之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由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国、』可以看出，若当时当政的不是满人而是汉人，基督徒革命者也会一样去推翻它。 边缘身份的抉择 中国人信教以后，很容易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的边缘人物，这种处境是一个非基督教社会所加诸他们的。 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没有具备跻身士林条件，或取得社会认可的地位，往往是出于他们的选择，而并非不得已、有些人还年轻时，就认知到还有一条路，这认知使基督徒知识分子放弃经子业，他们知道，除了中国传统学问之外，世界还有更优越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值得追求，还有一些是因为反满的种族情绪、他们从事革命，并没有打江山﹑建立自己功业权位的意图，而只是抱着一颗赤裸之爱国心，以及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 总之，基督徒走上这条反清的路，不是基于没法循正途跻身社会上流阶层，而是基于基督教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理想，以及被祖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所触发，从而走上这条反清的路、这也是他们在革命事业中肯舍弃个人利益，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计的原因、他们是从旧社会传统出来的人物，但他们本身却服从他们所预见的新秩序，而同时也抱着这个理想去从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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