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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反 应 前章所述各种学说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是繁杂反应的因由，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来探讨的。总括说来，两个问题主导了整个教会的思路。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如何最好地护卫及保持真理？这两条思路对教会以后的许多年都有着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诺斯底派对教会的一个好影响，就是刺激基督徒领袖更加努力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把信仰的根据和理由记录下来。这种新鲜、理性的活动也并不是没有其危险，因为这会逐渐地取代人们对基督的挚爱。基督教也就慢慢地由对着主的献身和热爱改变成对于一些真理的了解及赞同。 虽然这种信仰的理性化，在最初是因着要对抗诺斯底派，这种倾向不可避免会在以后的世代发生。事实上，这是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为狡猾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真是四处可见。在任何一群信徒中间，只要他们热心爱主，且圣灵的生命也在其中感动，不久就会慢慢发生信仰理性化的倾向。为了防止错误教导，常常导致人们易于忘记正确的信念并不能保证属灵的生活。 近年来，福音派的许多真理又再一次地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当人们恢复到圣经教义中的同时，福音派正统也同时发展，这种正统竟都带下属灵的死亡。人们可以会满口重生，新生一类的言词，却不见得经历到圣灵的工作，而唯有藉着圣灵动工，没有人能真正在属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正确无误地述说圣经真理或是机械式地宣称一些所谓神工作的经历，均不可能取代基督的生命。 教会对玛吉安派的反应主要是集中在他们所用的圣经正典上。我们前面也提到玛吉安否定全部旧约以及大部份的新约，他认为只有经过他修正的部份才是神圣的经典。如果玛吉安所宣称的不是正确，那么教会就必须提出什么才是神直接的启示。不同的教会领袖在397年迦太基会议(the Council of Carthage)以前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经过那一次的大会，新约二十七卷得以广泛的确定。 我们必须记得，这二十七卷并不是因为藉着教会领袖的认可就具有了额外的权柄。相反地，是因为这二十七卷本身具有属灵的权柄，而教会领袖们不过是接纳这个事实。圣经的权柄乃是根据于圣灵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教会承认圣经的正典乃是表明教会承认圣经在信仰及生活上都是最高的权威。任何的教义均需以圣经作标准来检验，任何的争议也应以圣经为标准来解决。 当然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确定圣经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进展。可是早期大公教会藉此崛起成为自立为信仰和圣经的监护人，此举就不足赞赏了。我们发现早期简单的圣经模式很快就被神职系统所取代。一旦远离了神圣计划的模式，这种新成立属灵的专制体系自然就成了信仰的保护者和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在防止错误以确保他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乃是教内一小群特权阶级，一方面他们因着维护信仰而得着权柄和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命有独家权柄来订立信仰教义及解释圣经，但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不得在他们的交通中有份。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基督教还没有完全学会唯一能够保护真理的方法就是实行真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只要有人活出向基督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信赖圣灵会保守信仰以及圣经的纯正，并不需要任何属人的组织来挥手。人们想要保护真理的动机良好，就以自己有限的体会将真理局限在一些属人的组织中，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真理永远不能受局限。 当大公宗派的基督教概念日益加深之际，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无论信仰多纯正，生活多规矩，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异端。有时这些人就被指控为摩尼派。因着对真理本质的更多觉醒以及对圣经权威的尊敬也就带来面对异端时的更大警觉。很不幸，这种警觉竟然鼓励了巫师搜猎行动。清除异端运动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不但对所谓异端而言，就是对参与清除运动的人而言也受害匪浅。这种运动在早期教会中形成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人们的精力都集中于除恶务尽而不是建立良善的狂热中。当基督教变成了极端消极除恶，这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摧残。我们的主所说稗子的比喻对于祂的子民在历代中都有非常实际的提醒(太13：24-30)。我们并不以为稗子是好东西，只是教会主要的关怀并不是根除稗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都一定会有稗子，只要麦子能坚强地成长，稗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限了。当错误的邪说兴盛的时候，时常就是教会衰退的征兆。对着这个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在血气中去除尽邪说，乃是要追求在血气中注入属灵的生命。如果早期教会能多花一些精力在积极属灵的成长上，而非消耗在除去各样的异端，那么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就会更有能力面对更狡猾的攻击。 无可置疑，在教会与错误教导的第一会合战争中，众教会大体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教会逐渐偏离使徒的模式，然而，在某程度上，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还是和外在的组织相合。诺斯底派，玛吉安派以及其它异端，他们都还是将真理与错误混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与在圣灵生命中合一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清楚，他们在应许之外。可是当一些争论是有关神学上的问题时，而有一些错误发生，战场就改变了，教会好像变成了内战的光景。当过分将信仰知识化，而对于各样有争议的问题又愈来愈少有弹性时，这对于交通的根基是有很大的伤害。心思胜过了灵的地位。人们似乎不够体会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真理容纳的局限性。对神学的各样探讨，可能是重要，甚至可以救人，但是恩典乃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恩典的基础上，灵里的交通才有可能。当恩典这个必需的因素消逝时，各样的争论就无可避免地扩大至极端死硬的心态，而只好寻找人的裁判来定对错。这种裁判的机构就是背离了圣经的原则，而经由各教会专制体系所形成的代表聚集在一处或成为所谓的大公宗派会议。这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 为了对基督教真理能有一精确的说明来对付当时流行的异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需要多次召集教会大公会议。他们确实提供必需而且重要的服事。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属人而拥有权威的大公教会的代表。而这正是我们主要的关切。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详述在几个世纪之间，大会中所提出一些需要审慎研讨的议题。但是略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大会上他们探讨的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众教会代表至终还是以属人的规条取代了圣灵的作为。 在前章中，我们讨论到亚流(Arius)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教义。主后321年，他被亚历山大教会开除长老的职位，可是他在罗马帝国东部仍然广受尊敬，当时许多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一样非常忠于在安提阿的神学派系。因为亚流影响太大，甚至东方的众教会也受到分裂的威胁。当时的康士坦丁大帝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他对此一威胁非常的关心。他具有最大的善意，加上最小的神学基础，想要催促亚流和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好。他遭到完全的失败。于是想到把当时世界上各教会的领袖召集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来商讨此一难题。当时约有三百位主教来自两方面背景的参与此一会议。亚流亲自领导他这一派的代表团。大会乃是由当时尚未受浸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 此一会议之结果乃是发布一教义宣言，明白地否定亚流的看法，并且对于任何持守其信仰者加以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而来的咒逐。只有亚流以及另外两位主教没有签署此一宣言，他们遭到不准往来，逐出教会的处分。然而亚流却成功地争取到康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及资助，所以争战还是继续下去。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成了历年来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发展的一个高峰。终于有一小群人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教会说话。他们的宣告虽然不见得普遍地被遵守，正如亚流依然继续争论所证明，可是无疑地，他们的声音是代表着权威。而且主后381年，第二次的会议即在康士坦丁堡举行。皇家支持并认定尼西亚的宣言是合法的，也就更加强化教会的中央集权控制。 造成罗马成为普世大公教会的中心有许多因素。在西方的众教会中，只有罗马教会可以宣称是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且罗马的基督徒长久以来一致的教导以及生活中的实践，基督教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在西方新兴的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很自然就会到罗马寻求指引，因为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首府，所以对在那里的教会有多一份的特权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自从康士坦丁大帝开始偏袒基督教以来，多方面的资助和保护更值得人们对罗马教会另眼相看。等到主后334年，康士坦丁大帝把首都由罗马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士坦丁堡后，教会就继承了皇廷，那时教会的地位更为高升。等到尼西亚会议以后，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已经被公认是众教会的领袖。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政治势力衰退，罗马教会更是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建立他的地位。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地达成。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少许的偏离逐渐所带来的后果。一开始不过是属人组织的方便权宜，跟着而来的就是对抗诺斯底派等各类异端而将信念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教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就更加深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对于各种教义的权威。组织化的教会最强调的就是正确信仰的重要性。其实正确的信仰本身不过是冰冷的正统而已。给神圣的真理加以精确的解说就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系。最后罗马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是如此的令人难于置信，统一的教会竟凭藉规条来厉行。教会的基础由属灵的生命变成了头脑中对信条的认同。 当教会最终的关切乃是维系其组织的生命，已经犯了不再超与属灵生命共鸣的最大错误。属人的组织只能根据法律行事；也只能判定人外表的行为，而无法知道人内心的念头及动机。当然在教会中是需要规条，但是规条永远必须屈从于属灵的生命。教会乃是基督居住在他子民中间掌权的地方。只有对着他的顺服和忠贞才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和依归。他的管理深入人的灵与魂，那就是人各样行为的根源。每当拒绝这一个属灵的管理之时，必将导致腐败。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极易抗拒属灵生命的律而试着以自己属血气又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神的工作。其实正因为教会不能完全顺服基督的主权才会引发各样的异教。当人们拒绝圣灵工作，就必定需要利用各样的圣礼仪式来制造出一种神祝福以及生命活力的假象。 我们在此必须就前面所描述的背景，就是当整个基督教日趋复杂，不再属灵时，完全依靠基督的生命而有的见证却依然得蒙保守。无论当真理消逝在礼仪和组织之间到什么程度，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又如何转变成神学推论的密云，个人及团体的见证依然并未绝迹。有时看起来这些个人或是运动所持守的似乎过分严肃，或者缺乏一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合一的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必须以较宽广的教会历史背景来衡量，而不可局限于当时的事件。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真正属灵的教会历史常常是由历代中遭到组织化基督教圈子所蔑视的一般人所传承，而非经由传统的基督教。 虽然很早教会就开始偏离简单圣经的规矩，不过教会真正的根基尚未全然失去。依格那丢(Ignatius)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公教会。”可见在他的想法中，他并未离弃属灵生命是聚会唯一的根基的教训，可是在教会秩序的实践上，他却与新约圣经颇有出入。我们曾经看过他如何高举所谓主教(或牧师)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人们偏离圣经的形式，并不表示就会造成属灵的生命完全熄灭的局面。形式永远不及生命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即使在一些与使徒教导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也能有圣灵满有生命之流。不过千万不可就此论断，形式是不重要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来表达，就必定限制了他的显明。这样的缺欠不是造成局灵生命的最终死亡，就是属灵生命由一个残缺的器皿转移到一个可作更完整表达而合适的器皿。早期教会偏离属天秩序并未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然而却给以后各阶段的教会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那就是要面对许多耗尽精力的疾病。 俄利根(ORIGEN) 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首推在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的俄利根。藉着他敬虔父母忠实的带领，俄利根自幼就经历到福音。他的父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是第一个教导他圣经的人，在俄利根下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信仰而殉道。后来俄利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历山大的神学院院长，他以敏捷的头脑，加上对圣经的熟谙，以及就希腊哲学所受的训练，来研究许多信仰上的难题。藉着他的笔，我们有了第一次建立系统神学的尝试。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也是平信徒，因为他异于寻常的投入加上他的学习，就赢得了教会中有地位人士的敬重。然而他卓越的能力并没有为他带来跟教会中那些人所尊重的神职人员和睦的关系，因为神职人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教导的特权，并且感到俄利根夺取了他们应有的尊重。俄利根的成功、激起了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玛翠斯(Demetrius，另译底米丢)的忌妒，在主后221年从长老的职份开除。他余生的二十三年岁月就在巴勒斯坦该撒利亚过着放逐的日子。自主后250年至254年，在罗马皇帝德修(Decius)受教唆下，他受逼迫遭拷问而死。 俄利根对着教会的本质有着特别清晰的概念。他认定教会的根基是属灵的，所有接受神圣生命的人都属于教会。所以教会不可以任意地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一个像俄利根这样受人尊敬而且生活有好榜样的教师无论走到哪里，在那些存心为主保持复活生命之见证的人中间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不必担心俄利根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人抹黑为异端，只有极少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没有被人视为异端的，甚至常常还是被一些和他们一样对真理忠诚的人所反对。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这一类的事情，然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将会来到，只有在那一天有一些动机良好的信仰保卫者将会发现那些被他们视为毒草的异端居然在天家里也可能有一席之地。 诺洼天派(NOVATIANS) 在主后250年，罗马皇帝德修(Decius)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要求全国百姓向官方宗教表态效忠，此一圣旨导致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大受迫害，因为这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必须按所规定的仪式向官方所设立的众神献祭。对于在教会那些充数的、只有异教的心，而包着薄薄一层基督教外表的基督徒而言，公开地承认异教的神，不会给他们的良心造成任何难处，然而也有一些乃是经历极度暴力折磨而被屈服的。当这些迫害的日子过去以后，对在威胁下否认信仰的信徒，再一次重回教会领圣餐之事，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些软弱的弟兄，在困难压力之下，为救身体而付出良心受苦的代价，真实地悔改，当然期盼能重新恢复昔日的团契交通。无疑的是有一些曾经是挂名基督徒的人，也有为不同理由而想重新建立此一关系。 是否应该接纳这批曾经失败的人呢？此一问题在众教会中都有激烈的辩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严厉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否认基督就不得再被接纳在圣餐中交通。他们并且有一位罗马的长老诺洼天(Novatian)做他们的领袖。教会大部份的领袖决定采用较为宽大的政策。诺洼天以及他的跟随者被大公教会逐出教门，只好在小亚细亚到西班牙自立门户。这一批人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一直被人称为诺洼天派。 人们也给他们另一个称呼：凯撒耳派(Cathars，或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被人称为诺洼天派或是清教徒并不在意。然而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却不只一次地看到该撒派的名称，特别是罗马教会对于他们眼中的异端分子常扣上的大帽子，虽然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生活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信仰是根出于使徒的一群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遇见该撒派的人。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派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对教会的日益放纵。其实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在教会中坚持单纯的信仰并遵守使徒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做法。 我们很容易就把诺洼天的分裂简单化地看作不过是他们太过严厉而教会的领袖们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表现。一般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批严谨派或许对跌倒的人比不上主自己有的恩慈。毕竟彼得也曾在还不像这些人所受的迫害下就否认了主，可是经过悔改带来神的恢复，使他余下的一生仍能为主所用。但人却很少来靠近神所预备好了，并且随时可以显明的怜悯与宽恕。 在另一方面，当大多数的主教们为着迎合一般教会中基督徒的生活标准而采取慈悲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他们判定所有跌倒的人要先经过一段考验时期，然后才准完全恢复交通。这样的判定是绝对的合理。如果在这一段考验时期，是藉着圣灵的分辨力直看是否存有对主而有恒久的挚爱和忠贞。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无可置疑地是有一些真正悔改而合情合理地恢复交通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不过是在外表上遵行一仪式，并非真正的信徒也被接纳到教会。这些主教们所采取的宽大的态度本身是正确的，可惜却导致了人们看重教会礼仪的外表，以及严谨地遵守这些礼仪。 在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Bishop of Rome)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hian，Bishop of Carhtage)之间为了浸礼到底代表了多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居普良认为只有大公教会拥有真正的圣礼，而且在这些有效的圣礼之外就毫无拯救。所以如果有人与母会分离或是被教会宣告为异端，那么这些人所行的浸礼就是无效的。司提反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假设，那就是神圣的恩典是需要藉着这些礼仪才能得到的。居普良的立场是来自他对教会的看法。而司提反的看法则在他坚持礼仪本身才是重要，非在于实行时的环境。这一场争论到主后257年司提反死后，加上次年居普良殉道而告一段落。罗马教会圈子大多采纳司提反的看法。 居普良对教会的看法也影响他对于诺洼天派的态度。诺洼天派从未被视为异端。其实诺洼天派自外表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而且全心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诺洼天派的正统立场并不能让居普良接纳，因为在居普良的眼中，信仰是否纯正，品德如何，都没有属灵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和大公教会没有交流就算不得什么。对诺洼天派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生命，可是对居普良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所行的诸般圣礼。 虽然诺洼天派的人，对在迫害下跌倒的人可能是太过严厉了一些，不过从较广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教会交通唯一根基这一件事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礼仪复杂的异教。如果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定罪诺洼天派，我们就必定会对以后多次在教会历史中要恢复见证而追求圣洁的努力也加定罪了。让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婴儿期，为了拯救教会免于过早地腐败，曾经很严厉地施行审判，而那次审判在今日看来，必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严厉(徒5:l-11)。所以诺洼天派太过严厉的反应也许是历史中为了保护基督的见证免于许多暗流所攻击而必要采取的一种行动。 孟他努派(MONTAIVISM) 第二世纪中叶，在大公教会里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孟他努派，他们跟诺洼天派一样，盼望在团契中能有较高标准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人们再一次对组织化教会日渐放纵的一个反应。当教会愈发组织化，主教(牧师)就拥有更多的权柄，而且很自然就会令人愈来愈看重这些神职人员所行的礼仪，例如浸礼和圣餐。这种趋势正是孟他努派认为会对全体教会属灵生命造成威胁，他们觉得圣灵的工作正逐渐被对组织和礼仪的倚靠所取代。 主后156年在弗吕家山(the Mountains of Phrygia)上，孟他努开始教导的工作，人们就称他们为孟他努派。孟他努考虑当时教会的光景，很自然在他的教导中就会强调圣灵在神子民中的地位。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强调是不健康的。恰恰相反，当一些过度使用形式以及依靠天然的学习正在使教会丧失能力之时，这种强调是需要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孟他努的强调也落到另一个极端里。根据他的教导，在这个属圣灵的时代，圣灵依然如同使徒时代一样行神迹奇事，而且也相同地透过先知们包括他讲话。主的再来已近，他并要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孟他努派里的先知们所有的活动，特别是女先知们的作为，极度搅扰了当时死沉且又冷漠的教会。当然，在此我们也看见孟他努派对于教条主义反应的最高峰。主教(牧师)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先知是圣灵工作的典型。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先知具有被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新约中像亚迦布(徒11：27-28，21：10)。我们也不可断言所有先知说预言已经过去。正确地认识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弗 4:11)。今日说预言必需是按着圣经。只要清楚地解说圣经，并且圣灵加以膏油，就能使死的字句变成非常活泼而有功效。非常遗憾，像这样的先知讲道在今日已经不多见。事实上这也是今日教会属灵昏睡症的一个原因。当然，无可置疑，孟他努派的着重乃在于像以亚迦布为例子那一种比较令人兴奋或是一些难于预料的先知预言。 我们必须记住，当高举主教(牧师)权力的时候，教会中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间让任何形式的先知服事来表现。依格那丢(1gnat山s)并不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强调主教(牧师)的卓越地位，以致令人以为任何不经过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正统教和孟他努派运动就在牧师与先知，或是严谨的仪式与属灵生命自由的表现之间的争执。 孟他努派和诺洼天派均非异端。就着基本真理而言，他们都是正统派并未偏离使徒的根基。(译注：著者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孟他努派看重预言和属灵的恩赐超过圣经的权柄，导致许多的错误，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伤害。详情可参林荣洪所着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如果依格那丢今日还在的话，他恐怕会称他们为“边缘派”。当逼迫来临时，孟他努派并没有其它教会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处理那些受迫害而背叛主的信徒，也不必考虑事后怎么接纳悔改的人。相反的是因为孟他努派都是倾向宁愿殉道。他们蔑视那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谎的教会领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孟他努派他们的特点。他们着重道德，他们那种有传染性的狂热，他们团契中的温暖，他们对主的热忱。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以热情洋溢出名，而孟他努派的人真是实名不虚传。他们的主流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也可在今日五旬节派的运动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同是过份及火热的灵。虽然正统的基督教反对孟他努派，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生命是带着神大能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以对孟他努派太过严厉，以免削减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同情的支持也让孟他努派能在组织化的基督教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带着属灵生命的新酒是无法长期装在正式宗教的旧皮囊中。原本在教会中对王忠心并且也和组织宗教保持联系的这一批孟他努派还是分开，成为另外一个会众。最早的分离是在东方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东方这一批孟他努派的人比较火热，所以较早就促成了分裂。在西方与大公教会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一阵子，不过最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孟他努派当时有广大的跟随者，在弗吕家山附近，一直到第六世纪他们才被犹斯丁年皇帝(Emper or Justinian)所削减。第二世纪末，他们传到罗马帝国在非洲的省份。很可能，在非洲的孟他努派他们已经比较不再那么尖锐，也不像弗吕家山那一带的会众把他们的热情完全表达在外面。相信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运动里的人学习除去了一些过分的地方。在非洲，到了第三世纪，孟他努派居然赢得当时最有声望的迦太基神学家(Carthaginian the ologian)特土良的认可。特土良一直与大公教会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并且发现他和这一批“属灵人”的团契也能扶持他的工作。虽然有人批评孟他努派是泡沫般肤浅，但特土良这样一位有根基并且有经历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若不是孟他努派的人持久热忱地以基督般的品德所做的见证，特土良是不会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的。当基督的跟随者(孟他努派的人)到了放下见证火炬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起来继续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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