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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佛罗伦斯带着两个孩子搭轮船回加拿大去了。同年九月，伊利克接到一通电报，得知他又添了个女儿──莱琳，这是他不曾谋面的孩子。 他再度回到天津，和库伦先生在法国租界共住一层房子。当伊利克在伊尔撒姆学院念书时，库伦先生是该院的校长。后来，他成了天津中英学院中一名资深的教职员(日后，他写了一本天津的拉文顿·哈特传，和一本富教化意味的书，书名是让中国长大成人)。 在伊利克的经历中，这是他首度没什么特别工作可做，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特定的职业。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忙碌。他开始从事一本基督徒手册的翻译，希望将这书译成中文，成为中国牧师们的一本指南书籍。其中包括了六页的读经表，一年中每天的读经内容都有诠释。他花很长的时间从事这个工作；然而，他从来不曾和实际生活脱节，每一天依旧早起并有一希“安静的时刻”中，自我操练，他总是在这段时间里计划。 伊利克·里达尔在“安静的时刻”中，自我操练，好使他身、心、灵完全顺服上帝，与他同工之时，他里面似乎总是蕴藏着某股力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布奇门尼特牛津团，这个团体会在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推动一闻名的布道运动，这运动曾获得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支持。牛津团的基本论点，形式相当简明，即每个人必须承认他的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同时和曾以这种方法改变生活方式的人分享他的经历。它强调──的确有这个必要──四项基本原则(纯属道德性的)；诚实、圣洁、不自私、慈爱。由于这个团体必须和大众“分享”，逐日渐扩大。这个运动是由美国布道家法兰克·布奇门所创，后来，和具政治倾向的“道德重整运动”合并。一九一八年，布奇门曾参加一布道团来到中国，他在此首度举行了该团有名的家庭聚会。合阶层的人们都前来参加为期二周的密集课程──有传教士、牧师、政治家、商人、以及专业人员；很可能伊利克那位当传道人的父亲，也参加这一连串聚会，回去后就把这令人兴奋的新兴运动告诉他十几岁的儿子。 倒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伊利克曾是该团中的一名会员，或他曾对这运动表露任何兴趣。安妮·布倩曾和伊利克的哥哥罗伯在晓张福音医院时同事，根据她的说法，罗伯曾和该团接洽过。他和另一名宣教士威廉·F·罗兰德(平原和人民一书的作者)──是在晓张地区极忠心的宣教士之一──在休假结束后，同他们的太太返回晓张，就在布道所成立忏悔团开始聚会。安妮·布倩本身并不喜欢这个团体。 “我读过布奇门的书，并相当偏爱那本书；然而，当这两个宣教士家庭形成小集团，并成立特殊团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妥。我曾参加他们的聚会，发现自己产东喜欢这样的“忏悔”。一天，我对威廉·罗兰德这么说道：‘如果我们举行了一些中国人无法参予的聚会，那无疑是在两者间划下界线。’我告诉他我不会再去参加忏悔团的聚会。因我不愿意参加，使得医院中其他的同事也多不肯参加。“ 这种意见的分岐(若称为分裂就太严重了)，在伊利克还没到晓张前就发生了。“当时伊利克还不在我们中间，”布倩小姐说道：“同时，我们也不曾讨论过这件事。我想，当时任何人心里都明白，我们担不起分裂后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没多久，所谓的‘小圈子’也就消失了。伊利克不曾成为小圈子中的一员，因为这事早在他来之前就结束了。不过，这其中有些东西还蛮适合他的；因为这个团的原则相当好。在我看来问题就出在‘忏悔团’这些字眼上；我觉得这将破坏我们的团契。” 从大家口中得知，伊利克·里达尔对于生活及信仰的态度，很可能受到牛津团的影响。牛津团强调灵命操练也许对伊利克具很大的吸引力，但过于偏向属灵经历，如同在晓张区所设立，自成小团体的忏悔团(至少，布倩小姐这么形容他们)，相信伊利克对这是不感兴趣的。伊利克·里达尔是个好听众，但轮到他说话时，总会显得腼腆。他不是个能在大家面前剖析自我的人，而他也不是个孤傲排外的人。任何排除中国人的团体，绝不可能吸引他的。他是个以相当单纯的方式活出基督信仰的人。 他的另一位朋友哈瓦尔德·史密斯牧师──是天津英国租界中一名卫理公会的牧师，后来伊利克曾到他那儿避难──这样写道：“我不知道伊利克在什么时候或如何受到牛津团的影响。这个运动对他的生命只有下面的影响，能使原来的生命更深广，更坚强……伊利克将其”四项准则“应用到他所做、所说的一切事物上；但他并不曾以公开的或引人注目的方式来标榜这一切，他只是默默地将这些准则应用到他的行事为人上。” 在天津的这几个月，对伊利克而言一定很难渡过，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做任何积极性或富建设性的事。无论如何，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他的生命中起了极大的变化──如同其他数百万人的生命一样──因为日本的飞机偷袭太平洋的珍珠港。这之后几星期中，伦敦差会在中国的每一员都被迫离开他们在法国租界内的家园。伊利克和其他六名宣教士被接等到英国租界内几位英国卫理公会教友家里，他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在英国租界内，他们可以在街道上自由行走──不过手臂上得挂着条饰以辩别国籍──但却不准离开租界。 伊利克的许多同事的确觉得没事做，但伊利克却忙碌得很。日本人不容许任何超过十个人以上的团体聚会，这使得教会的聚会必须停止。但伊利克却想到个主意，他将牧师们依次排成一个顺序，每个星期轮流预备讲章，以便星期天使用。然后要太太们邀请客人在星期天下午到她们家里饮茶，不过，要控制好人数，每家不要超过十个人。然后将讲章影印足够的份量。分发到各个茶会去，使他们能在茶桌前举行短短的聚会，至于影印的讲章则和茶点一块儿按顺序传到每个人手中。 这段比较静态的时期，对一个精力充沛，闲不住的人来说，实在是件苦差事。于是，他和卫理公会同工的孩子们玩板球：在灼热的烈阳下，教他们的女儿打纲球；有时找四个人一起玩桥牌。一次，他在大清早五点钟，为他宿主的家人去排队等面包；另外在一个风暴过后的早晨，他起个大早，将屋子从上到下澈澈底底的扫个干净。他会写长信给佛罗伦斯，也很希望看到她寄来的信，提到孩子们成长的情形。他是何等渴望见着他那新生的小女儿！ 汤姆森博士引证伊利克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显示出此时他有意申请回国。那个时候，每个人要求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是否还愿意留下来；伊利克曾希望留下来，但没想到当时竟有那么多人愿意留在中国，这使他不禁想到：这里并不差他一个人，他若到其他地方或许能比待在中国做更多有益的事。于是，他写信去问佛罗伦斯，想知道她对他想到加拿大做福音工作这事的看法。他认为那里福音的需求挺迫切的，如果他回到那儿，可能还有一番作为呢！ 英国的新闻界对于在半个地球外的中国境内，正被炸弹轰炸，做生死挣扎的宣教士们并不太重视。反而是日本为敌的中国，现在成了英国的盟友，加上蒋介石夫人率领的筹募基金旅行团普遍引起大众的注意，尤其在那阵“旗子日”(注一)的日子里，还将“援助中国”列入他们的义卖项目之中。这些都成为报上的重要新闻。只有伦敦差会所出版的杂志和报告，才会偶尔提到在中国宣教士们的近况。他们的亲友们也只能从这些刊物中得到些微的消息。以下是从“中国内地会”的杂志中国民众中摘录出来的消息： ·……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朋友们：现在和战前不一样了，我们都不准许再寄礼物给在中国的宣教士。 ·……现今，任何一位妇女都不准搭乘轮船到“被占领”的中国去。我们势必暂时停止妇女新会员的训练。 ·……当日军占领长淄(译音)时──此地是兰德葛伦小姐和布奇曼小姐的福音据点所在──这两位小姐在物资上的来源完全被断绝。有四个月之久，三餐都以玉蜀黍粥度日……布奇曼小姐本来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没想到这几个月下来，健康情况大有进展。有趣的是，听说北京的一位美国宣教医师，也发现玉蜀粥对消化不良的人很有助益。如今，她除了在每天所吃的食物中加入一定份量的玉蜀粥外，也劝她的朋友们吃这食物。 ·……在康尼斯·普莱斯先生护送他妻子到晓张接受治疗，然后返回干德(译音)后，日军开始攻击并占领了晓张。因此，普莱斯先生和他妻子自此分隔两地。他依旧在自由中国的领域内，她则已在日军占领的沦陷了。 ·……一名驻开封的日军高级官员……两星期前到医院来就医。经黑士医师用×光仪器检查后，发现一颗子弹留在胸膛内，从那时起，他便带着妻子留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两星期来，他表现相当友善。 ·……当今这种混乱的时局下，欣闻中国传福音团体的领袖们，非但不打算撤退，反而计划如何更进一步展开工作，这的确是件鼓舞人心的消息。 ·……最后一批外籍宣教士已逐出土耳其斯坦。 ·……死讯：夏江(译音)的H沙米士太太被炸伤后不治身亡；四川的伊斯特尔·葛雷斯·西蒙兹，仅十个半月大，死于赤痢；成库(译音)的阿尔诺德·史特连吉先生，死于班疹赤痢；烟台的法兰克·西德奈·马尔林死于伤寒症。 ·……当今远档地区相当危急……许多的朋友都很关切在烟台的学校的教职员及孩子们。 ·……医院里的床位全部客满。还有一大堆吸毒病患等着进来。我今天接受了第五十八名病患入院。 ·……日军在天津英租界的外围设了电防栅，并在不同的出、入口处布暑哨兵和警卫。 ·……蒋委员长(蒋介石)今天在重庆对一宣教士团体发表谈话，他说道：“我们仍旧需要并欢迎从各地前来，为帮助我国百姓的基督徒们。请不要认为自己是来做客的，你们帮忙并救助我们的同胞，与我们共同创建新的国家，因此，你们是我们同甘共苦的友人。” ·……蒋介石夫人访美期间，有一回对美国圣经公会的会员演讲时提到：她和蒋委员长曾经请了些中国学者重译诗篇，这工作已经完成。如今，他们正在翻译新约。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是位佛教徒，最近这么说：“虽然我是个思想陈旧的异教徒，但我仍要向这些年来，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的宣教士们致敬，这几年中国正值多难之秋，很感激这些宣教士们对中国的援助。有许多的宣教士因而丧失了他们财产，身体受伤，他们的妇女们遭到极大的羞辱，忍受空前的苦难以及创痛。但据我所知，没有一名传教士曾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从缅甸边界的克兰夫妇而来的消息：“战争依旧不断……我们花了一个早上，打点行李，准备逃离此地。第二天早上，有个和我们不直接发生关系的村子被烧了，火势汹汹燃起，我们花第二个小时，讨论究竟该往那里逃。之后，一切恢复平静，我们又花了第三个小时解开行李，打算留下来。” ·……烟台的学校。日方将烟台学校的所有学生以及全部的外国居民，拘留在烟台区美国长老会的围地内。他们被拘留后，至今还未获得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只知道：在八月二十七日当天，日军进占该校，侵夺学校部份的房地，还强迫校方清出全部校舍。 ·……饥荒情况。读者们一定看过有关中国河南省有数百万人正面临饥荒的报导。我们知道：有数千名中国百姓饿死。据报导：蒋夫人部将经由妇女某基金会收到的捐赠，分配给灾区饥民，做为救灾之用……如果有人觉得该做些事来救济这些困苦的民众，可以将捐助款项寄到……救济中国地区的英国基金处。 蒋介石夫人。听说这位高贵的基督徒夫人现正在美国接受治疗，我们为她祈祷，盼望她早日康复。有这么个传言：蒋夫人离开美国后，将前来本国访问……有件事深深引起大众的兴趣和注意：就是配额基金的事……听说蒋夫人将这笔基金大部份的钱给了基督教的救济工作单位，让他们继续济助需要的人。 ·……中英友谊。我们竭诚祈盼：中国及我国两国领导阶层及人民间能产生真挚而友好的关系……这些年从我们和中国交涉的记录看来，还未达到我们原先的期望。但很显然的，我们的领导者们诚挚的期盼能为中国分忧，无论在她现今这段苦难时期或在将来的展望上，都能给予她些许帮助。诸如建议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就是我国表示友好的明证，也是一股向正确方向迈进的动力。 英国红十字会单位……已获湖南长沙的圣经学院做为工作本部所在。 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教士们。我们已得到消息：所有在上海、天津及青岛的英、美宣教士全被送进拘留营内……据外电消息：以下这些宣教士是被送入扬州的拘留营，这里有个日本人所建的营区，或许位于CLM的女子语言学校，这些人是：奇伯夫妇、米林、普莱斯、史考特、威勒、福雷斯奇曼、海门…… ·……中国的经济问题。现在最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所有的民生必需品价格不断地向上暴涨，根本无法控制，在中国较稳定时的兑换率是：一英镑换八十元中国币。如今，许多时候，兑换率可能增加到十倍……最近有人来信提到：在重庆，一套衣服要花上六十到七十英镑，一双袜子值五英镑，一磅马铃薯须要一先令二辨士。而佣人的佣金贵得哧人，想雇个佣人简直不可能。 ·……财政部长曾规定：凡是将钱捐献到教会事工或慈善方面，可获得所捐出钱的百分之五十的红利……但如今这种动物偏高状况下，是没什么效用的。 一位名叫凯撒琳·西门斯的宣教士医师，曾对河南省的饥荒做了如下的描述： “军方所抽的粮税愈来愈重了，从我到河南后，就不断看到许多二轮马车载着军粮，运出河南省。因此，该省境内并没有存粮，去年小麦又欠收，接下来的夏天可说是三十年来最冗长，最炙热，也最干旱的一季。至于往年在秋季产量最丰的谷物，像豆类等，今年都因干旱而无法生长。” “那年夏天，我们亲眼看到蝗虫过境的情形，当时，只见难以数计的蝗虫排列成牢不可破的战斗队形蜂涌而来。是时的稻田对他们而言虽非伊甸园，但在干旱的情况下，至少还残存一些秋收的余粮──这也是农人们对之寄以厚望的食物。当他们一过境，遍地顿成一片荒芜──看去全是黄棕色空荡荡的旷地，没有丝毫绿色的痕迹。 于是一些神明被搬到大太阳下烘晒，人们在这些神明面前日以继夜的敲锣打鼓，善男信女求雨之际，被神明附身的乩童预言说：什么时候会下雨……此刻为了播下来年的小麦，大家急需要甘霖；如今，离播种的时候仅剩两个星期──就在这时，黄河决堤，河水淹没了所有的稻田，直淹到市郊地区，播种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化淡乌有！” “入冬这几个月来，情况最糟了。有的人无法正视这种情形，逐将最后、好吃的一顿饭存留焉为，以免隔天挨饿……。” ·……被拘留的宣教士们。这些朋友被拘留后，就很少获得他们的消息。不过，最近从他们那儿传来的一则小小的消息……他们所表现的可敬精神以及带着欢乐的勇气极为感人，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有些许希望：在拘留营中或许有一小部份的人，可以回国…… ·……从云南西部一宣教士传来的消息。指挥官风尘仆仆，一路来到萨尔温江，希望能和哈顿取得连系──哈顿在去年日军进攻此地时，断了音讯。──但没能如愿……我们发现有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与他同行，这名飞行员因飞机油管被日军从地面所发射的炮弹击中，他本身还从那架被击中的飞机跳降落伞逃生的，两天前哈顿来到这儿，一切都尚安好！ ·……扬州来的消息。我们有一些第一手资料显示，日本侵略者对吕国人民施加经济压力。一方面提高物价，另一方面锐减民生必需品──总而言之，采取恐怖的独裁暴政，使得老百姓难以生存。最阴险的手段是引进泯灭良知的麻醉药品──像鸦片、海洛英等，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沦为药物的牺牲品。 ·……中国的保健服务。据估计，中国每天有一千六百万个病人；同时，每年的死亡人数没达一千万人，其中有四百万人若能获得适当的治疗，就不至于死亡。有人说：现今中国的保健服务大都归功于医药宣教士们在前些年所做的医护工作。不论中国的人民对医药宣教士们所做的服务如何评价，总之，特别这几年经历这场战争下来，比以前更能发现，宣教士们实在是以趋势的爱心来对待他们的同胞。 ·……被拘留的宣教士们。从拘留营传来的消息：营内的生活状况还算差强人意……从一位返国的宣教士那儿获得如下的消息……男子学校最近从烟台迁到潍丝，当地有两千名同盟国家的人民被关在拘留营内。听说，日方对孩童较礼遇。 ·……最新消息。我们很难过的接到郝依德太太的死讯，她是史丹利·郝依德医师的太太，十二月十九日在兰州因患班疹伤寒而过世。(郝依德太太在一九四○年时，曾将六个孩子托给烟台学校校长照管，支身到甘肃找她的先生)。 ·……潍丝。一个就读于烟台学校的男孩，最近刚回国，他这么写道：“从我离开中国至今，已经胖了二十五磅。” 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就更加稀小了。自东北占领区内寄出来的信件完全被扣留。日方严峻的控制在天津的欧洲人，大家只好揣测伊利克·里达尔和他同工们的下落：或已被释放回国，或被驱逐出现，或遭到更坏的待遇。传言最盛的是：他们已被带离天津，送进拘留营。 注一：“旗子日”是为了募捐公益事业基金而义志小旗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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