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份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一、恩上加恩 一九三二年，袁相忱的外祖父母因铁路工作不景气，就辞去工作，与袁相忱的母亲一起从天津迁到北京居住。袁家就在东华门北河沿锡拉胡同十四号那里租了房子，一家人从此才得以团聚。十四号的房子是里外两处院子，精明能干的袁母罗孝纯就把这两处院子共二十多个房间都租下来，自己一家人住三间北房、一间东房、四间耳房，其余的则再租出去，自己做起了二房东，每月都有不少的收入。 团聚的新鲜劲过去后，母亲才发现，相忱己变成一个沉默忧郁的年青人了。因为平时缺乏良好的沟通，此时再想无隔阂地沟通已为时晚矣。可能是孩子长大了，有独立的空间和思想的原因吧？母亲这样想着，也没有深究，照旧是每日念佛、打麻将、说闲话。相忱也依然经受思想上的挣扎与痛苦。在此期间，他与萧安娜和石天民老师依然有良好的关系。自从他在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受了点水洗后，开始比较热心地向神靠拢，但还没有完全归属神。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风刺骨，屋内相忱正一个人坐在灯下做作业。煤油灯黄晕的光把他清瘦的身影在墙上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九点半钟，相忱做完了功课，一个人坐在桌前，忽然心中一阵感动，一个意念清楚地放在他的心中了--真的有神。这意念是清晰而无条件的，是用心理学和生理学都无法解释的，说不清它的来处，却感受的到它的真实。以前总是觉得没有神，但这意念顷刻间就把神放在他心中，使他无条件地顺服，无条件地接受神。他立刻就把煤油灯拧熄，跪在地上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愿意接受你为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地上的一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为之欢呼。 袁相忱牢牢记住了这个属于自己新生命开端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忘记了自己出母腹的日子。小时候，家里为他过很热闹的生日，但他太小，只知道拿礼物、吃好东西，具体日子倒没记住。九岁以后，家境没落，父母就没法给他过生日了。母亲偶尔伤感地提及此事，说袁相忱小时候过生日的种种高兴景象，袁相忱也不记在心里，只模糊记得是阴历六月，具体日子就没有问母亲，所以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辈子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他告诉别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生过两次的人：一次是从肉身的，一次是从神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日，都应该好好记住。”他只知道自己是农历六月出生的，初几就忘掉了，至于公历几月几日，就更不知道了。他的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正是因为他想不起真正的出生日子，就干脆自己把生日的公历日期定为六月六日，方便记忆。 第二天，袁相忱来上学的时候，忍不住逢人就讲耶稣在他身上施行的奇妙拯救，告诉同学们，惟有信靠耶稣，才能得着永久的平安和喜乐。萧太太和石老师知道后，很为他高兴，而有些同学则取笑他，说他是痴人说梦。相忱却不在乎，他开始热情地参加各种聚会，可以说是逢会必聚，还向熟悉的人们传讲福音。 相忱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一位牌友，人称祥婶，是位旗人。祥婶天天来袁家与相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一起打麻将，相忱每天放学回来都能看见她。相忱也曾向外祖父母和父母传过福音，但他们坚决不信，甚至连倾听相忱说话的耐心都没有，外婆还说：“你是年幼无知，上了外国人的当了，你以后清醒过来会后悔的。” 相忱坚持每星期三次去王明道先生那里听道。他在真理上非常追求，认真地查考圣经，有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师请教。他在英文的学习上也更加勤奋，参加了青年会开办的英文查经班，各种聚会他都热心参与。渐渐地他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义：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用耶稣宝血换来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在圣诞公宴上的受洗，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在神面前认识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义，并且按圣经的教训，应是浸洗，点水洗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向石先生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先生听后很高兴，又向相忱讲解了当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为了受浸的缘故，被学校革除教职，石先生本人如何为此自动退学，并且又进一步向他讲解了受洗的意义。当石先生了解他真的是明白了神的救恩后，就与王明道先生商量，让相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受洗，那也是王明道先生第二次给人施洗，共有十几个人，在万寿山后青龙桥处受洗，那水是从颐和园中流出的。后来成为宽街堂长老的孟向召与相忱一同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照片上写着：“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 也就是从受洗这件事开始，相忱开始反观青年会的信仰问题。他逐渐明白，青年会在信仰上是有很多问题的。严格地说，青年会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只能算是一种民间团体组织；在青年会的学校中，不讲耶稣、不讲十字架的救恩，只谈服务同胞、改良社会，以慈爱、博爱、牺牲的精神来服务大众。青年会的办学宗旨来自圣经上的一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一九三三年秋，相忱升入高中，他就读的学校是青年会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简称财商。当时财商的办学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开设的也都是簿记、财会、打字等热门专业。在三十年代，年轻人只要学会这几样，就不愁在银行等好单位找个职务，可以穿西服、打领带，过一种白领阶层的舒服日子；并且财商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时可以不收学费，等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后，再分期还清学费。这一措施，吸引了很多人。 财商的紧张学习并没有使袁相忱放松对信仰生活的追求。他依然热心地参加聚会、传福音，那起初的爱心使他的生活充满了短暂的快乐，快乐之后就是更深的思考与内心的争战。他常常反问自己：“袁相忱，你己经归属耶稣了，但为什么你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的内心为什么还有爱慕虚荣、骄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的不义？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圣洁无暇的人？”他反复诵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约在一九三三年冬，山东灵恩会的牧师武熙考来到北京。当时北京的大教会都不敢请他去讲道，因为怕有极端灵恩的因素在其中。只有青年会英文夜校的崔校长接待他，他就在崔校长家中聚会讲道。因为相忱也参加夜校的英文查经班，所以崔校长就邀他来聚会。袁相忱一共去了三次，头两次没什么好感觉，因为聚会的场面太混乱了，信徒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说方言、有的大声喊叫、还有的唱灵歌，他只感觉到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好印象。第三次，他上完自修课才进去，当时大家已开始祷告了，他也就跪下祷告，这时，崔校长来到他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赦免他的罪吧！” 当时，袁相忱并不明白许多圣经的理论，但从此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因为圣灵已将神的爱浇灌在这个最需要爱的孩子的心里了。神的爱、神的灵也洁净了他。感恩与赞美充满了他的心，他那对神的起初的火热，随之变成一种深层次的与神之间的双向交流，他的属灵生命更趋稳重和成熟。此后，袁相忱又进一步查考圣经，他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神的工作的开展，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要想依靠圣灵，就必须先叫圣灵打倒和征服自我，没有自我了，圣灵的大能才能不受拦阻地彰显出来。他明白了一个重生的信徒，必须要努力追求圣灵充满，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看到了当初圣灵如何带领使徒们战胜逼迫，将福音传遍罗马帝国和欧洲。他恒切地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的灵不断地充满我，求你每天让我与你更接近，让我依靠你的灵，过得胜的生活。” 二、蒙召装备 一九三四年夏，袁相忱结束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到了升入高中二年级的预备期。此刻他也正走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中。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因为没有相信福音，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就想自己应该为中国做些事情，做些课本里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救人灵魂的异象，把救人灵魂的工作看为至宝。神的呼召一天天地清晰起来，那就是要他出去传福音，拯救同胞的灵魂。这呼召不是藉着一节经文或在某一情况下神托付给他的，而是在他心底慢慢升起，但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就这样，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都处在顺服神的呼召与服从父母的痛苦抉择中，这期间神也在不停地用他自己的话语启示他、坚立他。相忱在自己的小东房里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时，得到了神的启示--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终于，在快开学的一天，吃过晚饭后，相忱鼓足了勇气，告诉父母：“我不愿意再读书了。我信了耶稣，我要去传福音，好使别人也能相信耶稣，得着永生的福份。” 父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相信他说的话。相忱又一次重复了他的志愿，这一次，回过味来的父母回答相忱的是粗暴的喝斥，但相忱依然很坚决。 他告诉父母：“我决心已定，不要再为我缴下学期的学费了，缴了我也不会再去念书了。” 袁相忱说：“我不能够再学习了。耶稣让我看到人的灵魂是多么地宝贵。” 父亲问：“人有灵魂吗？你能看到什么？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呢？即使有的话，他什么时候叫你不读书了？”相忱回答父亲：“上帝叫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所喜悦的，也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理所当然该做的。” 第二天，父母显然是经过了商量，改换了另一种方式，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先是让外祖父母劝说相忱，因为他们知道，外祖父母一向很疼相忱，而相忱与他们的关系也较亲近，所以两位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或许能起到作用。而这次他们却想错了，外祖父母的劝说也失去了作用，相忱不与他们辩驳，但总是在他们把话说尽后，他才很坚决地对他们说：“我考虑过了，我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之后又是母亲劝说，内容大同小异：作一个传道人没有钱，也没出息，将来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现在都二十岁了，找不到好工作，总不能让父母养活一辈子吧？最后，是父亲再次出场，这个一辈子心里刚硬、严厉的父亲甚至用哀求的口气对儿子说：“圣经上的十诫不是叫人孝顺父母吗？听父母的话就是孝顺父母，你就听我们这一次吧，全当是照着圣经的话来孝顺我们。” 全家人一致认定：这是一个被洋教迷昏了头脑的不可救药的、也是无可理喻的、胸无大志的孩子。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发疯了？但相忱却更加坚定，义无反顾地走神要他走的路。 相忱在他的事奉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也是何等的可喜，但他万万没想到，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家庭逼迫的痛苦时期。有时候“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却是如何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和逼迫。 凭着神所给的异象，相忱退了学，准备一辈子传福音、一辈子为主作工。但在退学的初期，他还不明白神会如何引领他，只单纯地籍着祷告与交托，把自己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由他来定夺。相忱清楚自己目前最需要的是静心学习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装备。不久，神所安排的机会来了。当时，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了一个圣书学院，专收中国信徒，培养当地的传道人，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清楚神的呼召，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上。相忱当时只有二十岁，他去报名时，老师很遗憾地告诉他，因他不够年龄，所以他们不能正式录取他；若他想学习，只能按旁听生对待，四年后，也不能像正式生那样取得毕业证书。相忱回答说：“做神的工作，有没有神学毕业证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来是为学习神的话语，有没有毕业证都无关紧要。” 远东圣书学院是远东宣教会继在日本、韩国开始工作以后的另一个工作站，约从一九三零年开始，远东宣教会在中国的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开办圣书学院。北京圣书学院地址在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十四号，学制四年；其中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为实习。这三年半的正式上课时间中，也只有每天上午讲课，下午则是在教会服事。正式生全部住校，旁听生则是走读。正式生吃住及学费全免，旁听生免学费，吃住自理，并要负担每学期几块钱的讲义费。袁相忱有点感到为难了，因为他的退学问题，家人与他已经闹得很僵了，现在自己还没有挣钱，吃住还要靠父母养活，若要再伸手要讲义费，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反复地为这件事祷告，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但神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启示他：“信就必得着。” 在读神学的这三年半中，也是神操练袁相忱的时候，他的学习环境相当艰苦。他每天在清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就起床，读经祷告，等天亮了就把炉火生起来，自己烧热一些昨天的剩饭剩菜当早餐吃掉，然后又为父母烧开水，再把火封上。到了七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去神学院听课。出门的时候要轻轻地把门关好，因为这时父母还没有起床，不能吵了他们。中午袁相忱从神学院上完课回来时，家里人早已吃过了午饭，他就自己热些剩下的饭菜当午饭吃掉，下午没课，他就在自己家中温习讲义，准备明天的课程，还要为家里准备晚饭。袁禹庭为了惩罚儿子的不听话，还特意为袁相忱分配了两项任务，一是每天要把家里用的三个煤油灯的灯罩擦干净，二是要每天晚上准时给父亲开门。袁禹庭长年嗜酒，他在电影院工作时，最晚的一场电影是晚十一点多散场，袁禹庭等晚场电影散场后，还要去酒馆喝酒，半夜十二点多才醉醺醺地回家。他回家后一摇风铃，袁相忱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给他开门，不论冬夏，若稍微开门晚了些，父亲就会破口大骂：“养你一点用都没有，养条狗还能看门呢，你连条狗都不如。叫你开门都开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呢？” 神就藉着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造就相忱，在这个较为富足的家庭中，相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这是为主受逼迫的生活，也是每一个为主工作的人必须经过的考验。系统的圣经知识和艰苦的学习环境，造就了一个在主的真道上比以前更加坚定的袁相忱，就如以赛亚书中所写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赛30：20）。一九三六年春，远东宣教会的创始人查理.考门（C.Cowman）先生的夫人，亲自来到北京的远东圣书学院看望在校的学生，她知道袁相忱因年龄不够而成为走读生，宁可不要文凭，也要来学神的话语，很喜欢他的执着，就送袁相忱一本有亲笔题词的《荒漠甘泉》。她还与袁相忱进行了交通，并鼓励他坚持读下去。此时的相忱也开始了他较为固定的事奉工作。有一个人称郭孙惠卿的太太常来远东宣教会聚会，她是宋尚节博士组织的布道团的一个负责人。久而久之，就认识了相忱。郭太太很热心，家庭也较富裕，所以她就在北新桥那里租了一个聚会的地方，相忱常去那里传福音。不久，另一位姓郭的太太也在郊区的田村开了一个聚会点，她邀请相忱去讲道，于是相忱就有了两个比较固定的事奉地点。 一九三六年，袁相忱还认识了一位来北京学华语的美国宣教士裴约翰牧师。裴牧师是美国宣圣会的传教士，宣圣会又称拿撒勒人教会。外国人来中国必需先学一年的华语，学会了华语，然后才开展工作。当时裴牧师正在北京学语言，他非常认真，心中满怀救人灵魂的热忱，恨不得立刻学会华语，迅速把福音传遍中国。裴牧师与裴师母为了来中国，还专门做了结育手术，带着两个孩子，一心在中国传道。裴牧师经常去远东宣教会的英文夜校，给那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传福音，袁相忱也常去那里，所以就认识了。他与相忱有过几次非常默契的交通，对相忱印象非常好。他学完华语后就邀请袁相忱与他一同到农村做工。袁相忱说：“农村是片很广大的禾场，我也有去农村传福音的呼召，但不是现在，现在时候还没到，我还要读神学，读完神学才去农村。” 一九三六年夏，宋尚节博士在厦门举办了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这是一个集中系统学习神的话语的好时机。相忱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想去，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路费，所以只是交托在祷告里。郭孙惠卿太太知道后，通过祷告，神感动她拿出钱来资助相忱，于是相忱就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七月十日开始的查经会。这也是相忱第一次到外地参加两千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在一个月里，宋博士每天两次主领二千多人系统地查考了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从无间断。他们住在鼓浪屿上，因去的人太多，井水都喝干了。那是一个速成班，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不停地祷告、查经、集中的学习，使人的灵性更快地提高。宋博士祷告的生活及对年轻人的关心，给年轻的袁相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后，宋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曾到袁相忱家里说起：在宋博士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大型查经会，并在上面记下了袁相忱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袁相忱开始向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投稿，发表一些属灵文章，他还发挥自己英文较好的特长，翻译了司可福注释在圣经后面的关于个人布道的论述，出版了《个人布道手册》，还翻译了一些属灵书籍，在文字事奉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一九三七年秋，有一位天津的老乡，是小时经常与相忱一起玩的阿珍，因报考北京一学校，暂住在袁相忱家里。此时的阿珍已长成一位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大姑娘了。袁相忱近几年因外祖父已去世，外婆与父母都在北京，再加上神学院的功课，以及热心传福音所形成的忙碌，所以也很久未去天津。没想到仿佛一眨眼，阿珍已不是那个当年任他揪着小辫也不敢出声得罪他的小女孩了；她已在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了初中，但因日本入侵，天津太混乱，才来北京考学校，继续念书。当然相忱也不是那个小淘气了，他已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随时愿意为主摆上。阿珍在袁家只住了两天，考完试后就走了，但她这趟没白来，相忱向她传福音，告诉她只是在教会学校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不够的，要真心相信耶稣，把他接到心里来，那才是真正的信仰。相忱还告诉她，外面到处都是兵慌马乱的，天津不太平，北京也不安宁，只有信靠耶稣，才有真正的平安。阿珍听后就表示接受了。 在圣书学院读书期间，袁相忱得到了扎实的圣经知识，尤其是在旧约部份，他受益匪浅。远东神学院着重宣讲四大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指人重生得救后，必需要追求圣洁得胜的生活，并相信在现代神依然能够行神迹、医治人，相信耶稣将再临。神愈的教义对袁相忱启迪很大，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吃了那么多的苦药，结果身体却依然这么瘦弱，没有一点好处，就想，如果那时相信耶稣就好了，只要他有信心，向神求，神会医治他的。所以从他二十岁读神学时，就凭信心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从今后我不愿再吃药，只愿让你来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