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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 道成肉身的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关系，在圣子的神性未被确立(见早期教会关于三位一体问题的争论)之前，一直是个小题目。只要你认为圣子的神性低于圣父，基督是否为人、神结合，并不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362年，在亚历山大城召开的主教会议上，亚他拿修提出了基督的人神二性问题，从此教会展开激烈讨论。 428年，安提阿教会的著名传道人、叙利亚人聂斯托利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此人精力过人，口才出众，广受信徒的欢迎与敬重。他的基督论可以说是十分坦率且大胆。他并不否认基督的神性，只是强调基督人性的现实性与完整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把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但是却敬拜一个整体。"他从来也没把基督分割为"两个儿子"：神之子与马利亚之子。但拒绝将基督人的行为和所受的苦难归给基督的神性。他反对把马利亚当成"神之母"，因为那样做等于宣称神性可以由一位女人产生，或者说上帝可以只是两三个月大的婴儿。他的名言就是"上帝并非两三个月大的婴儿。" 上述神学观遭到以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为首的亚历山大学派的激烈反对，双方展开论战②，罗马教会支持西利尔，而帝国政府则支持聂斯托利所代表的安提阿学派。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定和秩序，狄奥多西二世决定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宗教会议解决争端。西利尔一派抢先到达以弗所，在以弗所教会监督梅农的支持下，不等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便于6月22日晨擅自开会，控告聂斯托利教导基督是两个人，定聂斯托利为异端，罢免其教职。并给聂斯托利送去罢黜书： "与加略人犹大同出一辙的聂斯托利，我们向你宣布：你犯了用说教破坏圣经的罪，又犯了不遵守教会法的罪。现以431年6月22日公会议的名义，把你从所有圣职中罢黜，并剥夺你在教会中的一切身份。特此通告。" 6月26日，以安提阿主教约翰为首的40名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后，对西利尔等所作的决议提出了抗议，同时另外召开会议，以破坏会议的罪名将西利尔和梅农撤职。随后到会的罗马代表加入西利尔一方，又把约翰撤职。双方互相指责，大吵大闹。最后，狄奥多西二世只得以骚扰罪把西利尔和聂斯托利全都撤职。但双方论战仍未结束，到433年，在帝国政府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协议，暂停论战，安提阿学派不再支持聂斯托利。而聂斯托利的追随者则形成独立的聂斯托利派继续坚持其神学主张。435年，聂斯托利被皇帝定为异端，被流放到阿拉伯和埃及沙漠地区，451年去世。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拒绝接受对聂斯托利的判决，也遭到流放的下场。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聂斯托利凄惨地去世那一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上，基督完全的人性被肯定，会议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当初的胜利者西利尔反被指控主张基督只有一种性质，即独性论而被判为异端。 实际上聂斯托利受到谴责，主要属教会之间的不和多于教义上的分歧。西利尔的敌意来自于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传统上的矛盾，以及对聂斯托利影响力的嫉妒。他利用以弗所主教对君士坦丁堡拥有较高权力的憎恨，耶路撒冷主教脱离安提阿而独立的愿望，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中。西利尔还获得了一般基督徒的支持，因为从情感上他们很愿意接受基督是上帝扮成人的看法，并在圣餐礼中敬拜祂不朽的肉身。而帝国政府介入教会内部事务，也最终促成了不公正的结果的产生。 在马丁·路德看来，聂斯托利派与基督教正统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而在许多方面为其辩护。他在1539年所著《宗教会议及教会论》中，论及聂斯托利问题，认为以弗所会议对聂斯托利基督论的攻击是不公正的，在信仰上聂斯托利没有被判异端的理由。 由于东罗马帝国政府的逼迫，聂斯托利派被迫往东方发展，先后在叙利亚、波斯等地宣教，同时与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诸教会断绝了关系，宣布成立独立的教会，即迦勒底教会，亦称亚述教会。组织上采取主教制。他们宣教的足迹遍及阿拉伯，穿过中亚平原南下印度和锡兰，甚至在7世纪初传到中国。 二、景教入华之背景 1、 经济方面 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使外交使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开辟交通的目的虽有外交、通商和传教的不同，但无疑通商是最为主要的。当时的中外国际贸易是以丝绢为最重要的商品，据记载后汉时，安息(波斯)为了垄断与中国的丝绢贸易，曾一度遮断了大秦(叙利亚)与后汉王朝的交通。 至隋唐，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主，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东传进入中国。沿东西往来的贸易通路上，多有景教徒聚集的地方，且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一张交通网，与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而这以经济政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交通网，也正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三种宗教的宗教网。 2、 政治方面 波斯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两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亲善关系。当其受伊斯兰教势力侵扰之际，波斯人多来唐避难，且唐初有不少波斯人在朝廷中任高官显宦。 李唐氏族是否其他民族虽然尚无定论，但唐代对于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及其对西域文明之兼容并蓄的态度，则确是历史事实。由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绝不排外，所以他的声威远及外邦，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人数最多。这使得来华传教者，得以久留中国。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鸿胪寺，实际上无异于外交衙门。唐代因自称与老子是本家，故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同时也继承隋代规模，利用外来的佛教来加强统治；而随各国人来华的各种宗教，都为王朝欢迎。 三、景教的发展与衰微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①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唐肃宗时中国陷入安史之乱，当时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 此外还应知道的是景净其人。景净，波斯人，一说来自波斯的叙利亚人，身任景教"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文经书32卷，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等。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 景净还是著名的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碑文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颂两部分，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涵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并叙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历史，尤其突出记载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和个人善行。颂词则是对上述景教历史的总结。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逼迫景教；其二为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士大夫诋毁景教；第三次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并不太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杨云翼句)的结局。此后，景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归依景教。 四、景教在华宣教策略及其得失 1、 上层路线 景教初入中华，便与统治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体会到了获得皇室好感与支持的重要性，将上层路线作为传教的方针，尽心为皇室效力，竭力讨皇帝的欢心，进贡各种奇巧珍玩。这样的依附策略虽有其必要性，但超越一定限度就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旦失宠于某个皇帝，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其次，该教的圣职人员几乎完全是外来传教士，信徒也以来自西域及中亚的人为主体，如何让中国人理解并接受福音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译经文词句难懂，仅适合士大夫阶层阅读。 2、 信仰本色化之先河 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顺应，进行本色化的努力。 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玄宗"皇图璀灿，率土高敬"；肃宗"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德合天地，开贷生成"；德宗"武肃四溟，文清万域"。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讽颂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另，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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