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的科学事实和证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种族主义者（racist）的种族主义（racism）观念，来源于达尔文进化论和唯物论（materialism）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由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逐渐演变、进化而来的，从一物种变成另一物种的。然而，人类科学文明进步到今天，最先进的有关科研成果却明确地告诉我们：那是伪科学！是一种极其错误之形而上的哲学理论。这种理论以各种自圆其说的诱导方法，使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这是一个唯一安全的科学错觉之中。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进化论和唯物论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破坏、所造成的伤害，其结果根本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绘的。回溯历史，那些极其残暴的教训与基督信仰的见证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10.1 政治上的残暴教训

　　达尔文在他的《人种的来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里，不知羞耻地大胆、公开宣告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偏见：“白色人种在生存竞争中早已胜过了土耳其民族。假以时日，无数低等民族均会在生存竞争中一一被高等文明的民族所消灭。” ⁹⁴

　　当时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古生物学家亨利·奥斯本教授、博士（Prof. Dr. 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更狂称：“成年黑人的平均智力至多相当于11岁的智慧人种。”（The standard of intelligence of the average adult Negro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eleven-year-old youth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95, 96}）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卢布纳教授、博士（Prof. Dr. Marvin. L. Lubenow）更是脸无表情、凶神恶煞地说：“劣等基因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优等基因的生存。为了避免劣等一代代地‘稀释’优等，处死劣等基因是唯一合乎‘进化论’的方法，即使这个方法不合基督教伦理。” ⁹⁷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德籍犹太人）这位极端无神论、唯物论、人文主义者早在1861年说过：“查尔斯·达尔文的书非常重要，对我而言，‘物竞天择’可以作为历史中阶级斗争的基础......”⁹⁸

　　请看中国大陆，因为迷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一些不正确的哲学、社科等理论，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划分了阶级（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了数十年的阶级斗争，因此而死而伤的数得清吗？对整个社会各种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估计得了吗？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毛泽东主席（P. R. of China ex-President Ze Dong Mao, 1893-1976）第一次对全国人民演讲的主题，竟然是达尔文进化论。⁹⁹

　　前苏联魔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USSR ex-President Vladimir Ilich Ulyanov（Lenin）, 1870-1924，他在1901年改名为：Lenin（列宁），俄文名：Ленин（Улья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尤其是斯大林）镇压无数所谓的阶级敌人和清算党内的敌对份子，只因为那些人是他们生存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进化过程”的障碍物。在这个以如此专制、野蛮、强暴欺压老百姓的极为腐败政权时代里，受害者可能高达6千万人。他们采用各种残酷、无人性的严刑拷打手段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象征。非常讽刺的是，这同时也被他们宣传为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进步，成为他们阶级斗争的基础。这种最无人性、最残暴的人世间悲剧，我们可以用什么语言和方式把它表达清楚呢？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人类最退化的残酷事实！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耻辱、黑暗和野蛮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发起的德国，因为魔鬼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及其爪牙们认为“日尔曼民族”（German）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大概认为自己是进化、演变的最好最快的禽兽之故吧）；因此，纳粹份子发动了战争并杀害、灭绝以色列人，他们用尽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恐怖方法杀死600万以色列人，以及无以计数的欧洲人民；整个欧洲国家的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在很长的时间里生活于战争、死亡威胁的恐怖阴影下......他们对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永久悲哀，又有谁能计算得清楚呢？它们是人类的耻辱，是根本难于用任何语言来描述的人间惨剧；“疯狂”、“残酷”、“无耻”、“黑暗”等等一切能够用来形容人间丑恶的词语，在这里都显得太平淡无力了。因为在20世纪初叶，欧洲大陆的广大人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思潮下，坚信人的聪明才智完全是由基因所决定，而非后天所形成。20世纪20年代，“优生学运动”（the movement of eugenics）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只有印欧血统，即亚利安民族（Aryan, Indo-European）才是优等、高贵的民族。难怪苏格兰著名人类学家、解剖学家阿瑟·凯兹教授、医生、爵士（Prof. Dr. Sir Arthur Keith, 1866-1955）在他的《进化论与道德》（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中清楚地陈述：“在我长期对他的观察中，希特勒一生的努力，乃在于达成以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来净化日尔曼民族为目的。” ¹⁰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另一大罪国 — 日本，大罪人迪宮裕仁魔皇（Japan ex-Emperor Michinomiya Hirohito, 1901-1989）在另一边厢的亚洲发起最疯狂、最惨无人道、最残暴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战争，血腥残害无以计数的亚洲人，抢夺了亚洲国家和人民无法估量的财物，给亚洲人民的身心灵造成了难于消除的巨大痛苦。他们当时发起战争的原因是，“大和民族”（Japanese）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大概也认为自己是进化、演变的最好最快的禽兽之故吧），可以领导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这和当时的大罪人 -- 德国纳粹份子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不谋而合。因为在19世纪末，当时对日本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所谓大思想家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 1835-1901，出生于武士道家庭），在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等思想深刻影响下，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在经历了几百年教育的武士身上才有能力接受西洋的文化。他的这种思想到1885年时便演化成他的“脱亚入欧论”（Out of Aasia, Into Europe）。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不应该与中国、朝鲜等“落后”亚洲国家为伍，而应该学习西洋。他认为，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不开化，如果同中国、朝鲜等国为伍，那么日本也会被西洋人当成未开化的国家。因此，当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海战（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向中国清政府宣战后，他十分激动，立即发动募捐支持战争。福泽谕吉的这种思想几乎贯穿并指导了日本此后100多年的历史。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之后，直到今天，整个日本社会仍然深处在福泽谕吉的帝国思想、“脱亚入欧论”的谬论阴影中。21世纪初的小泉纯一郎（Japan ex-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 1942-）政府，一面宣传全球化，但另一面则大力张扬日本大和民族主义。今天日本大多数民众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战争罪行，没有认真对待历史，而是基于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视角来反对战争、要求和平。¹⁰¹

　　到2011年为止，60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不但坚拒向中国人和其它受害国家道歉，而且还刻意美化战争、更改教科书中的历史记载、参拜靖国神社（to pray at the Yasukuni Shrine）、军国主义抬头……今天的日本，虽然是世界经济强国，但是在人文问题上是一个无可置疑、地地道道的畸形社会。战后的德国人为什么能从心灵深处彻底忏悔并向全世界人民道歉自己所犯的大罪行，而日本人却不但做不到，而且还在有关领土、联合国安理会等问题上呈凶斗狠、挑起争端、继续伤害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呢？最根本、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德国、德国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印记和文化，而日本人却没有。即使今天的日本人能够在口头和书面上，向亚洲国家和人民忏悔并道歉自己曾犯下令人发指的大罪行，笔者永远都不敢相信日本人的这个忏悔和道歉，是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

　　回溯历史，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世界各个层面上的残暴、肆意毁坏，其悲惨历史教训，令人难于忘怀！令人痛定思痛！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达尔文主义今天仍然渗透、流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领域，大的有：今天德国新纳粹主义仍然是一股不小的社会力量；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增长，而且还是罪大恶极的大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的孙女亚历山大·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 1962-）在领导着，实在令人担忧；21世纪初，澳大利亚宝玲·李·韩森（Pauline Lee Hanson, 1954-）所组成的单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小的如：今天在所有的生意场上，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你争我斗，甚至你死我活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弱肉强食（The Law of the Jungle）”的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真实人间残酷场面。

　　这些永远不堪回首的人间悲剧、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和黑暗时代，就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产下马克思 -- 恩格斯 -- 希特勒 -- 墨索里尼 -- 迪宮裕仁 -- 列宁 -- 斯大林等畸形怪胎的结果。这难道还不足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前车之鉴吗？！

10.2 人文上的残暴教训、退化后的智商和行为

　　《圣经》创世记第3章第1-13节（成书时间：公元前1446-1406年）非常清楚地记载，当人接受邪恶势力的引诱，从而弃绝 神的命令，人自己想当神的时候，死亡、痛苦、疾病、灾难就临到了自己的身上。撒母耳记上第8章整章（成书时间：公元前1105-970年）进一步记载，当时以色列百姓厌弃 神，不要 神作王治理他们，而坚决要立人为王治理他们。即放弃 神权，引进人权；放弃 神本，引进人本；放弃 神法，引进人法；放弃 神制，引进人制。最终导致以色列国破家亡2000多年。追溯过去，人类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比以色列国更甚的了。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起源和悲剧。

　　溯源历史，古希腊斯多亚学派（Stoics, ?-308 BC）和伊比鸠鲁学派（Epicureanism, 341-270 BC）的哲学思想，是构成“无神人本主义”（Athesitic Humanism）的哲学基础。而“唯物主义”的始祖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斯（Democritus, 460-370 BC），他宣称：“实际上，宇宙中除了原子和空气之外，别无一物。”¹⁰²（Theory of Atoms and Void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came about through atoms moving randomly and colliding to form larger bodies and worlds.¹⁰³）这句话深刻地影响了希腊文化、世界各国文化直到今天。

　　1859年，当达尔文发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之后，1860年就爆发了以英国国教主教撒母耳·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与“达尔文捍卫者”（Darvin’s bulldog）生物学家汤姆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在牛津大学博物馆的猴子案争辩，有人称之为“世纪之辩”（Debate of the Century）。1925年，美国爆发了以政治家威廉·珍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与政敌克莱伦斯·达娄律师（Clarence Darrow, 1857-1938）的“猴子案件”（The Great Monkey Trial）争辩。由于舆论界明显地倾向达尔文进化论，因此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广泛、无孔不入的宣传，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美国，这个以基督教建立的国家，因而在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废除公立学校实施了200年的课前祷告。取而代之的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我们清楚看到的是：禁止《圣经》带入学校，但枪支弹药、暴力行为却带入学校；学校禁止基督徒聚会查《圣经》，但却为同性恋活动大开场所；公共场所、国家机构禁止与基督教有关的宣传，但色情、暴力活动宣传广告满街皆是。

　　今天的学术界 -- 学校、研究机构、课本、书籍、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全部是一边倒宣传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 -- 达尔文进化论。容纳不得任何反对的言论、声音和举动。这种霸道、霸权、霸政主义笼罩着整个学术界。难怪“您好！谢谢！再见！”等标语需要贴在大学、行政机关部门墙上的醒目位置，以时刻教育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才。这种退化到幼儿语言的人文程度，实在够可怜，也够自我讽刺的了。

　　历来，历史学家把“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 1096-1291）判定基督徒为罪犯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十字军东征”的那些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却干着完全违背《圣经》真理教导的事。还有，某些历史学家将罗马天主教廷与意大利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伽利莱·伽利略教授（Prof.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基督徒）的冲突，解释为基督教与科学的冲突，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该事件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双方都笃信《圣经》的权威，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解释《圣经》的原则不同罢了。伽利略认为凡是涉及到有关科学的经文，都应该按照科学重新解释。这就触动了教廷的中枢神经了，因为当时的教廷对如何解释《圣经》的权威问题特别敏感。笔者在此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历史学家对此所作出的误判，从而对全世界人民所产生如此严重、深刻、持久的误导，是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这是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深刻影响下，人类退化后的智商和行为的实际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lian Boole Voynich, 1864-1960）在1897年所发表的《牛虻》（The Gadfly）一书，在这部所谓世界级、不朽的名著里，描写那位高高在上、“甘心侍奉” 神一生的所谓神甫，最后从他心灵深处、声嘶力竭地发出否定 神存在、谩骂 神的强大声音，迎合了世界上多少无神论者的心态，赢得了世界上多少唯物论者的欢呼和喝彩啊！世界上又有多少文人为之而疯狂飞舞，大书特书，写下了多少赞美的诗歌和激情高昂的词句。然而，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写一写，那位所谓的神甫因为和女人犯了淫乱，生下了私生子，因而受到了公义、圣洁的 神应有的惩罚？犯罪必受审判，这是社会基本公理。人在暗处所行的罪恶，别人可以不知道，但 神必定要审判罪人。难道我们在社会上要鼓吹私通、奸淫、强奸等罪恶行为？这部世界级、不朽名著 --《牛虻》，自从1955年搬上银幕以来，在世界上大肆宣传。可是，这是多么自我讽刺啊！这部“伟大、不朽作品”应该正题、翻译成“流氓”更能确切地表达其真实内容。怪不得我们今天的世界会是这种不分光与暗、美与丑、清洁与污秽……的实际光景。 神若不存在，而有人却故意要喊：“ 神，你是不存在的。”这就令人大大困惑不解了！这是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深刻影响下，人类退化后的智商和行为的实际现象。

　　在耶稣基督信仰上，达尔文进化论和唯物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拦阻了多少人认识这位真 神，因而灵魂飘泊、沉沦，最终不能得救而要下地狱受 神永远的惩罚。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和唯物论，人们不能认识宇宙中的真 神，从而放弃真 神为世人规范的至高人类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 --《圣经》；不但如此，他们还产生了一套不敬畏 神、反对 神的理论。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实际光景。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巨大恶果。

　　由于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思潮对人们深刻、广泛、持久的影响，这些在人文上、学术上所付出令人发指的惨重教训，我们绝不应该忘记。我们谁都不能否定，新时代的“新马克思 – 新恩格斯 – 新希特勒 – 新墨索里尼 – 新迪宮裕仁 – 新列宁 – 新斯大林”等畸形怪儿们不会再次投胎世界。

10.3 基督信仰的果子

　　《圣经》和历史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降卑为人，为了拯救人类，祂牺牲了自己尊贵的生命，并且谆谆地教导后世的人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爱能遮盖许多的罪。“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45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第5章第44-45节)慈爱的 神教导我们用爱取代恨，用诚实取代谎言，用民主取代专制暴政，使人们和睦同居，过有永恒意义的生活。这不是一套宗教理论、神学理论，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是从 神而来之新生命的流露和表达。

　　还好，当初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人时，把祂的灵气放进人体，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心灵深处还有良心的成份存在。所以，社会上还有许多有良心之士；因此，我们还能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许多慈善机构存在，同时还有不少人士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不然的话，社会上连“爱”这种东西都可能早已被“达尔文进化论”和“唯物论”者给抹灭了。 “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和人本主义”怪异谬论可以在社会上嚣张一时，打压一时，洗脑一时，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麻木不仁。但是，人心灵深处的良心成份还是根深蒂固、打压、清洗不掉的。例如，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的8.0级大地震，同时也把社会上许多人的良心、爱心震动出来，海内外无以计数的华人都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爱心和良心。海内外几乎所有的华人基督教会都为此而默默无声地捐款，许多教会为此发起了几次募捐活动；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为他们祈祷。更有人手里拿着几十万现金从遥远的福建省到汶川等灾区，徒步走向最困难的灾民中，甚至挨着自己的饿肚子逐村逐家寻找需要帮助的灾民，把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奉献的金钱实实在在地送到他们的手中。这同时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实际现象，但愿也能同样强烈地震动那些固步自封、玩弄权术、顽梗不化地扛着“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人定胜天、唯权和唯钱是命”大旗的人的心灵深处，希望给他们一些深思和内省。

　　回溯历史，基督信仰所结的果子却完全不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陆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期间，同时也把他们从 神而来的极大爱心传进来。自从1582年8月，意大利人利西·马修（利玛窦，Ricci Matthieu, 1552-1610）、迈克尔·鲁吉埃里（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等传教士抵达澳门算起，直到1949年，他们兴建无数的学校（引进近现代科学）、医院（引进西医）；孤儿院、养老院、痲疯院、戒毒所、盲哑学校、育婴堂、各种各样的福利机构（慈善事业、人道精神、扶贫工作）等。在中国大陆的这段时间，来自西方国家无数的传教士，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可磨灭、巨大的贡献。

　　自从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华，其后的200年间，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大约有500人。他们奉行“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宗旨，在中国译著的西学书籍有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和教育学等）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和医学等）131种，占总数的30%，从而形成了西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¹⁰⁴

　　据1918年统计，基督教会在中国各地兴办的学校（大、中、小学）到1918年时约有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人。其中重要教会大学有十几所，除上海震旦大学（Zhendan University, Shanghai）是法国天主教教会于1903年创办的以外，其它14所中，10所由美国教会创办，4所由美国教会和英国教会联合创办。这14所大学及其创办时间是：1）1898年，北京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Beijing，美）；2）1902年，苏州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美）；3）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 University, Shanghai，美）；4）1910年，杭州之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美）；5）1910年，成都华西大学（West 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ngdu，美、英）；6）1910年，武汉华中大学（Huazhong University, Wuhan，美、英）；7）1911年，南京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Nanjing，美）；8）1914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Fukien Hwa Nan College, Fuzhou, Fujian，福建师范大学前身，美）；9）1914年，长沙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美）；10）191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 Nanjing，美）；11）1915年，上海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美）；12）1916年，广州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美）；13）1917年，山东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美、英）；14）1918年，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福建医学院等高校的前身，美、英）。20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两所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一所是天津工商学院（Tianjin Gongshang College），1922年由法国创办，原名国立津沽大学（National Tsin Ku University, Tianjin），1933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辅仁大学（Bulleti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29年由美国创办。到1937年，教会大学学生约达8000人，其中理、工、农、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如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北京燕京女子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南京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福建漳州神学院（Zhangzhou Theological Seminary, Fujian）等许多名校，也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海内外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雷登·司徒传教士（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主要创办人之一，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其先祖是苏格兰贵族的后裔）。¹⁰⁵众所周知，西方国家许多世界一流的学府都是由基督徒所创办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神学教育更为当时创校时的重点学院。

　　到1949年为止，基督教会团体在上海兴办的学校有4所大学， 26所中学和43所小学。其中有1860年和1861年创办的清心书院（男、女，初始期）、1881年创立的中西书院及后来的圣约翰大学等；医院10所，另有天文台、博物馆和印刷所等机构。¹⁰⁶

　　许多西方传教士甚至深入中国穷乡僻壤举办教育。如清末山西近代教育制度，大多肇始于教会学校。早在光绪皇帝（China ex-Emperor Kuangshu, 1871-1908）二十四年(1898年)，基督教公理会就在山西太谷城内办了好几所教会小学。这些学校既是山西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山西最早的现代小学。¹⁰⁷

　　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可以说起到了启蒙与示范的作用，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带来了《杜威十进分类法 -- Da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ed Index》（简称杜威法 -- DDC）和新式管理方式及公开、开放与共享的观念。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产生事实上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追溯历史，西方传教土在中国创立图书馆早在19世纪就有过尝试，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系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简称北堂）所属图书馆。该天主教堂系康熙皇帝（China ex-Emperor Kangxi, 1654-1722）三十九年（1700年）皇帝拨地拨款所建，是17、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北京建成的四座著名教堂之一。其它三座分别是：南堂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东堂肇始于顺治七年（1656年）和历史最短的西堂建于雍正三年（1725年）。最初，东南西北四堂均设有图书馆，其中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多，并最有价值。后因战乱和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最后被彻底禁止。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被禁止，传教士被驱逐和教堂的衰败，东南西堂的图书馆已不复存在，它们的藏书或被毁或并入北堂图书馆，而幸存下来的只有北堂图书馆。据1938年整理时统计的北堂图书馆有西文图书5，000册（教会书3，000册，科技书2，000册），中文书80，000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清王朝闭关自守，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扼杀了孕育中的近代图书馆萌芽，致使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无隙可乘，传教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同时也延缓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进程。¹⁰⁸

　　西方传教土来到中国后，也都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出版机构，如早期上海基督教组织创办的印刷出版事业，有1843年伦敦会建立的墨海书馆、长老会的美华书馆和监理会的华美书馆。186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天主教出版机构，1860年开办于徐家汇）、广学会等西书出版机构相继创办。特别是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是中国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它除了出版有关于基督教的专类书籍，还出版学校教科书，卫生学、环境学等方面的科普书及《女铎报》（Nü Duo Newspaper）。在各个出版机构兴起发展的同时，各教派纷纷利用下属的宣教机构编集成书，或创办发行报刊。在20世纪20-30年代，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及其它全国性机构都在上海有出版物。其中有少量系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社会出版机构。¹⁰⁹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很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我国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之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因为 神在《圣经》里明确地教导我们如此行。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¹¹⁰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单传扬基督信仰而已，他们还广泛开展轻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工作，尤其对中国女权运动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中国基督教轻年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 in China，1885年创立）的活动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性的，实际上参加者多非基督徒。1844年，该组织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爵士（Sir George William, 1821-1905）创立于伦敦，1851年在美国创立，1885年传入中国。1900年起，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城市轻年会。全国总会名称为“中华基督教轻年会全国协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设在上海。与轻年会性质类似的中国基督教女轻年会是中国基督教界主办的妇女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1855年由玛丽·珍·金纳德女士（Mary Jane Kinnaird, 1816-1888）创设于伦敦。20世纪初由美国人传入中国，1890年杭州弘道女中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校女轻年会。1908年起，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陆续成立城市女轻年会。全国总会名称为“中华基督教女轻年会全国协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也设在上海。¹¹¹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传教士从 神而来的献身精神，中国的今天、中国人的今天、中国女人的今天又会是怎么样呢？

　　英国的雅各斯·哈德森·泰勒医生（戴德生，Dr.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剑桥七杰”（英国精英：斯蒂芬·史密斯 -- Stanley Smith、施达德 -- C. T. Studd、威廉·卡索斯 -- William Cassels、何斯德 -- Dixon Hoste、章必成 -- Montague Beauchamp、宝耀庭 -- Cecil Polhill Turner、宝阿瑟 -- Arthur Polhill Turner）、玛格丽塔·巴柏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 1866-1930，1890年到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马尾一带传福音）；挪威的安尼·斯考·贝恩特森（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 1911-1992）；美国女传教士拉第·穆（Lottie Moon, 1840-1912，1887年到中国山东省传福音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等等，数不胜数的西方传教士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中国，在他们中不乏有许多医生、护士、工程师、教师、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甚至贵族等。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享受他们所拥有的富裕生活，然而，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放下这一切，愿意让慈爱的 神呼召到完全陌生、遥远、贫穷落后的中国来，他们为中国、中国人默默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一生。他们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恐怕是许多国人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们可以参见：罗杰·史蒂亚（Roger Steer）著，梁元生（Yuen-sang Leung）译，《戴德生 -- 挚爱中华》（James 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社（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USA），1995年8月；司务道（by Annie Skau Berntsen）著（口述），尚维瑞（with Katherine Shang Vee Sui）撰写，《陕西羚踪 -- 司务道教士自传之一》（Trail of Glad Tidings in Shan Xi – An Autobiography Ⅰ of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和《荒原上 -- 司务道教士自传之二》（Balm of Healing in Junk Bay – An Autobiography Ⅱ of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香港灵实医院灵实福音布道团（Haven of Hope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Haven of Hope Hospital, Po Lam Rd., Junk Bay, N. T. Hong Kong），1985年9、10月；等等西方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中国人应该从心灵深处永远记念这些西方传教士！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 神早已为中国人预备的这些无比丰盛的恩典和礼物！

　　然而，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有人对此却仍然歪曲事实地报道和宣传，许多国人因而对基督信仰、西方传教士等有不少偏见和抵抗。我们谁也不能否定有少数败坏份子混进西方传教士里，造成负面影响；但以点带面的宣传是非常不正确的，甚至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如果有人继续错误、偏见地解读历史事实，那不但是很可惜、可耻的一件事，同时也是令人十分费解的事。

　　神的话语 --《圣经》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有文明的曙光。这种活生生的见证，述说不尽。今天，基督教的历史，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大家的眼皮下，我们可以充分地研究、探讨其对世界文明、科学、慈善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和深刻影响。但愿 神的慈爱、恩典传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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