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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四：约翰．麦克雷博士(John Mcray) 学者与学生想研究考古学，大多求教于麦克雷所著，详尽而持论公正的四百三十二页的教科书《考古学与新约》。美国艺术与娱乐电视网要保证所制作的《圣经探秘》节目内容正确，也打电话给麦克雷。《国家地理杂志》需要一个能解释纷纭复杂的圣经世界的科学家，位于芝加哥郊区的著名惠顿大学里，麦克雷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麦克雷曾就读于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的法国考古学与圣经学校、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与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他在惠顿大学担任新约与考古学教授，已超过十五年。他的文章出现在十七种百科全书与辞典，研究结果曾刊载在 《近东考古学社》年报和其他学术报刊，他还在专业学会宣读过二十九篇学术论文。麦克雷还是耶路撒冷“w．F．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学会”的前任研究员兼董事，美国“东方研究学社”的前任董事，现任《圣经世界考古学》编辑委员会成员，后者是圣经研究院的机关刊物。 尽管麦克雷以写作和教授古代社会为乐，他也喜欢亲自参加考古发掘。他曾监督以色列国该撒利亚、塞佛里与希律殿等挖掘小组的工作，前后达八年之久。他在英国与威尔斯研究过罗马的考古场地，分析过希腊的出土文物，重新勘察过不少使徒保罗当日布道之旅所经之地。 麦克雷今年六十六岁，头发已经斑白，眼镜逐渐加厚，但依然洋溢着冒险精神。在他办公室的书桌上面——事实上还有他睡床的墙壁上——有一横幅耶路撒冷的明细地图。“我做梦都想到它 。”他说，声音里带着渴望。他指出个别的挖掘地点和重要发现。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你在乡村别墅前廊上能看到的那种舒适长沙发，我就坐在上面。麦克雷穿了一件开领衬衫和运动夹克。看起来很舒适，靠后坐在办公椅上。 我想试试他会不会夸大考古学的影响，访问伊始便问他考古学对新约的可靠性所不能证明的东西。麦克雷在他的教科书里说过。即令考古学能断定在六、七世纪阿拉伯西部有过麦地那城和麦加城，也不足以证明默罕默得在那里住过，和《古兰经》是真的。 “考古学已经作出一些重要贡献，”他说话的语调带有美国南方拉长的口音，那是他幼年在俄克拉荷马州东南部学到的，“但它无法证明新约是神的话语。假如我们在以色列发掘，找到古代场址，跟圣经里所说的相同，这只证明它的历史和地理是正确的，但不能证实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属于心灵的真理，是不能用考古学上的发现来证实或推翻的。” 他举了海因利希．施利曼的故事为例。施利曼出去寻找特洛伊，想证明荷马《伊利亚特》的历史是正确的。“他找到了特洛伊，”麦克雷温和地微笑着说，“但这不能证明《伊利亚特》是真的，只能证明有这样一个地理位置。” 我们对考古学所不能做的定了界限，我就急于要探索关于新约考古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我决定用我的法律训练和穷追不舍的记者经验，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挖掘真实 为了断定见证人是否说真话，记者和律师都要检验他或她的供词中所有能够检验的部分。如果调查结果指出证人在细节上有错，就会对整篇证词置疑。如果细节无误，这就表示一不是确证，但也是证据——证人的整篇证词有可以信赖的地方。 举例来说，假如有个人讲到他从圣路易到芝加哥的旅行，说他曾在春田停留，在奥德恩戏院看了一场名为《铁达尼》的电影，吃了一条从小卖部买来的克拉克牌巧克力糖。调查人员能断定的是春田有没有这样一家电影院，那座戏院是否在他所说的时间放映那部电影，和卖过那种牌子的巧克力糖。假如调查结果与那人说的格格不入，就严重地破坏了他说话的可靠性。如果细节无讹，虽然并不能证明他全部的叙述不错，但的确可以增加他不说假话的 信誉。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考古学的成就。如果一位古代史家偶然提到的细节，经查核每次都很正确，就增加了我们对这位史学家所写其他材料的信心，但这并不容易反复核实。 于是我向麦克雷请教他的专家意见。“考古学核实了新约所载的细节时，它究竟证实还是推翻了新约？” 麦克雷很快地答道，“噢，没有问题，新约的可靠性给加强了，”他说，“就像你发掘并发现古代文献的著者谈到的某一地方或事件十分正确时，这件古代文献的可靠性就增加了。” 作为例证，他谈到他在以色列海岸发掘该撒利亚的工作情况，他和一些人在那里挖掘希律大帝港。 “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质疑一世纪史学家约瑟夫某一个说法不正确，他说这个海港跟雅典主要海港(一个位于比雷埃夫斯州的港口)一样。人们认为约瑟夫错了，因为若只从露出海面的石头来看，这个现代海港并不十分大。” “可是在我们开始水下挖掘后，发现那港口向海底延伸得很深，原来曾崩塌过，其整个幅度真的能和比雷埃夫斯港相比，因此证明约瑟夫毕竟是对的。这又是一星半点的证据，证明约瑟夫所言不差。” 至于新约那些作者呢？他们真的知道所讲的都正确吗？我准备在下一系列的询问里探索这个问题。 路加作为史家的正确性 医生兼史学家路加著有以他命名的福音和《使徒行传》，二者加起来几乎构成新约全书的四分之一。因之重要的问题是：路加作为一个史学家，在收集正确史料上，是否值得信任。“当考古学家查验路加所写的细节时，”我说，“认为他很仔细，还是潦草从事？” “自由和保守学者一致认为路加是个非常精确的史家，”麦克雷回答。“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希腊文水准接近古典典范。他以学者的身份写史，考古学的发现再三证明，他是个写作非常谨严的作家。” 他补充说，事实上有几个例子非常类似前面说过的港口事件。学者们起初认为路加在某些地方记述有误，可是后来的发现证明路加所写并无错误。例如在《路加福音》3章1节，他提到吕撒聂约于王后27年是亚比利尼的分封王。有好多年学者们以此为例，指责路加有误，因为人人知道吕撒聂不是分封王，而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卡尔西斯的统治者。他们说如果路加连这种基本事实都弄错了，他写的东西一概难以置信。 这正是考古学介入的时候。“后来找到了提比留时代从主后14年到37年的石刻，指明吕撒聂是大马士革附近亚比拉的分封王——正如路加所写的，”麦克雷解释。“原来有两个政府官员名叫吕撒聂！又一次路加被证明完全正确。” 另一例子是路加在《使徒行传》l7章6节提到帖撒罗尼迦城的“politarchs”，这个字被译为“地方官”。“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路加错了，因为‘politarchs’这个词在任何古罗马的文书中都没有见过，”麦克雷说。“可是，后来发现了一世纪的一块石头拱门，拱门铭刻开始就说‘在politarchs的时代…’，你可以到英国博物院自己去看看。考古学家发现多到三十五块铭刻都提到‘politarchs’，有几块是从帖撒罗尼亚找到的，时代和路加所说的相同。又一次证明批评家错了，路加是对的。” 异议突然在我心头出现。“是的，可是路加在福音里说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医治瞎子巴底买，而马可说这件事是他走出耶利哥时做的。这不是一个无可置辩的矛盾，使人怀疑新约的可靠性吗？” 我这样直接地问他，他一点也没有吃惊。“一点也不，”麦克雷回答。“这看起来像个矛盾，是因为你用的是现代的想法。现在把城建好了，就固定在那里。但是古代情况不一定如此。 “古代的耶利哥至少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地点，相隔可能有四分之一哩。城市被毁，又在接近另一水源或一条新路，或接近一座山的什么地方重建。问题是你可能从耶利哥旧城的一个地方出来，进入另一个；就像从芝加哥郊区的一部分出来走进另一部分一样。” “你是不是说路加和马可两个人说的都对？”我问。 “正是这样。耶稣很可能从耶利哥的一个旧区出来，同时又进入另一个新区。” 考古学又一次解答对路加的另一个质疑。既然新约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写的，路加又经被证明是个连细节都小心翼翼、力求正确的史家，那就非常重要了。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仔细查对了路加提到的三十二个国家，五十四座城市和九个岛屿，没有发现一个错误。 底线在这里：“如果路加这样不辞辛苦地务求历史报导的正确，”有一本书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那我们凭什么说，他在报导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远为重大的事项上，会轻信而不正确？” 这些大事，例如耶稣复活，是他的神性最具影响力的证据，路加说这事已经“用许多的凭据证实了。”(徒 1:3) 约翰与马可的可靠性 考古学可以支持路加的可靠性，但他并非新约的唯一著者。我想知道科学家会如何评价约翰。《约翰福音》有时被认为可疑，因为约翰提到的一些地点不能证实。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既然不能把这些基本细节搞清楚，一定没有亲睹耶稣生平的这些大事。 然而这个结论近年来给推翻了。“最近有几次发现，证明约翰十分正确，”麦克雷指出，“例如《约翰福音》5章1-15节，记录耶稣怎样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医治过一个病人，他提供了一个细节，说池旁有五个廊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以此为例说约翰并不正确，因为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地方。” “可是不久前，埋在地下大约四十呎地方的毕士大池被发掘出来。果然不差，那里有五个廊子，好像是座有柱廊的阳台或走廊，正如约翰所描写的。此外，还有别的发现——《约翰福音》9章2节的‘西罗亚池子’，4章12节的‘雅各的井’，19章l3节彼拉多带耶稣到的铺华石处，甚至彼拉多自己的身份——所有这些都给《约翰福音》带来历史可信性。” “这就驳斥了《约翰福音》成书太晚以致陈述不可能正确的说法，”我说。 “正是这样，”他回答。 麦克雷重复了布鲁斯．梅兹格博士所说考古学家找到了《约翰幅音》第l8章抄本的一个残片的事，著名草纸学家把这残片推溯到主后125年，证明《约翰福音》抄本存在得这样早而且远在埃及。考古学有效地推翻了《约翰福音》成书于进入二世纪后好久的猜测，那就离耶稣太久而教人难以置信了。 有些学者攻击《马可福音》，一般认为《马可福音》是第一部写成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载。无神论者迈克尔．马丁指责马可对巴勒斯坦的地理一无所知，他说这证明耶稣时代，马可并非住在那个区域。他特别指出《马可福音》7章3l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指出，”马丁说，“按照这些指示，耶稣很可能是在离开加利利海。”我把马丁的批评讲给麦克雷听，他眉头一皱，跟着是一连串行动。他把《马可福音》的希腊文版从书架上抽了出来，找了些参考书，展开几张巴勒斯坦的古代地图。 “这些批评家似乎在假定，耶稣坐在汽车里，在洲际公路上飞快地转来转去。可是他显然不是，”他说。 他看了希腊原文经文，考虑到山地地形、该区可能有的道路；顾及低加波利这个字的松散用法，可以指随时改变的十个城市的联盟。麦克雷画了一条合乎逻辑的路线在地图上，跟马可所描写的正好符合。 “只要将事物放对地方，”他结尾说，“马可的记载就没有问题了。” 考古学家的发现又一次帮助解释了新约中乍看起来有问题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问了麦克雷一个广泛的问题，他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考古发现，是和新约的记载抵触的？ 他摇了摇头。“考古学没有发现过任何与圣经明确矛盾的地方，”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正好相反，我们已经看到被许许多多怀疑派学者奉为圭臬的主张，现在已由考古学证明是错误的。” 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我拿出笔记簿，准备向麦克雷提出三个经久未解之谜，考古学解释起来可能有困难。 难题一：人口调查 耶稣出生的记载中，说是因为有人口调查，马利亚和约瑟需要回到约瑟的故乡伯利恒去。“坦白说，表面上看起来这非常荒谬，”我说。“政府怎能强迫公民回出生地？有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证明政府曾举办过这样的人口调查？” 麦克雷不慌不忙取出一本书。“老实说，古代人口调查表的发现，已经帮助我们明白人口调查是什么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翻阅那些篇页。他找到所要的资料以后，引证了一篇政府公告，日期为主后104年。 埃及长官盖厄斯．维比厄斯．马克西谟斯(说)：鉴于逐户进行人口调查的时间日渐迫近，有必要强迫所有不论因何原因离乡背井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以便实行按时举办人口调查的命令，也可以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从事耕作。“你看，”他合起书来说，“这个文件证实有人口调查，纵然这种计算人口的方法在你看来有点奇怪。而且另外有一张年代更早的纸草卷，可以推溯到王后48年，显示整个家庭都牵涉到人口调查以内。” 可是这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路加说把约瑟和马利亚带到伯利恒的人口调查，实施于居里纽任叙利亚巡抚和希律大帝当政期间。 “这就引起了一个重要问题，”我指出，“因为希律在主前4年逝世，而居里纽迟至主后6年才开始治理叙利亚，其后不久举办人口调查。这里有好大一个缺口，你能说明日期上的这个矛盾吗？” 麦克雷知道我提的问题考古学家已经争持了好多年。他回答说，“一个名叫杰里．瓦达曼的声名卓著的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找到一枚刻了居里纽名字的硬币，字体非常小，就是我们称之为‘显微’的字体。这枚硬币提到，他作叙利亚与基利家巡抚，从主前11年一直到希律逝世。” 我有点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是显然有两个居里纽，”他回答。“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罗马名字，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有两个名叫居里纽的人。人口调查可能是在较早的居里纽统治下举行的。人口调查十四年举行一次，计算起来正好合适。” 让我听起来有点像猜测，但我不愿意让谈话停滞不前，决定把这个问题默记在心，等待日后分析。 后来我进一步研究，发现已故考古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威廉．拉姆奇爵士提出过一个类似的学说。他从各种铭刻里得到一个结论，虽然只有一个居里纽，但曾两度出任叙利亚巡抚，这就包括首次举办人口调查的年限，(编者按：《中文圣经启导本》对此作有另一个解释：用耶稣降生来纪元的历法，是在耶稣降生后五百年才建立的。由于计算错误，公元开始的时间比耶稣出生迟了4到6年。因此，若依公元纪元来计算，耶稣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至6年降生的，正是居里纽首次作巡抚的时期。) 这件事没有解决得像我心里想的那样干净利落，然而我得承认，麦克雷和别的人已经提出了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可以有信心做出结论，耶稣出生的那段时间举办过人口调查，有证据证明人们确实被逼返回家乡——这件事想起来还是有点奇怪！ 难题二：拿撒勒的存在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有一段颇长的时间，怀疑派一直主张新约所说耶稣度过童年期间的拿撒勒，根本就不存在。 无神论者在一篇题为“耶稣从来不曾在那里走过”的文章里说，旧约，使徒保罗、《塔木德》(虽然提到加利利区六十三个市镇)、或约瑟夫(他开列出加利利区四十五个村镇，包括雅非亚(书19：12，距离目前的拿撒勒只有一哩多)，都没有提到过拿撒勒。四世纪开始以前，没有一个古代史学家或地理学家提过拿撒勒。这个地名首次在犹太文学中出现，是在大约写于七世纪的一首诗里。 证据这样缺乏，的确令人起疑，所以我直接向麦克雷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考古发现，能证明拿撒勒在公元一世纪是存在的？ 这个问题对麦克雷并不新颖。“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詹姆斯．斯特兰奇博士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说拿撒勒是个非常小的地方，约六十亩地大小，一世纪开始时人口最多只有四百八十人。”麦克雷回答。 然而这只是个结论，我要的是证据。“他是怎样知道的？” “啊，斯特兰奇说，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陷落时，圣殿被毁，不再需要祭司，他们被遣往别的地点，甚至北上进入加利利。考古学家发现一张亚兰文名单，记有二十四个祭司家庭，其中记录有一个被遣往拿撒勒。这就证明这个小村那时必然存在。 此外，他说还有别的考古挖掘。在拿撒勒附近发现了几座一世纪的古墓，奠定了那个村庄的界限。因为犹太法律规定，埋葬必须在城外举行。两座坟墓的出土文物有陶土灯，玻璃器皿和花瓶。都是一、三，或四世纪的产物。” 麦克雷拿起一本着名考古学家杰克．费尼根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他翻阅那本书，念出费尼根的分析：“从那些坟墓里…可以得出结论，拿撒勒在罗马统治时期是个大部分由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麦克雷抬头看我。“人们讨论过第一世纪时某些场地的地址问题，譬如说耶稣的坟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考古学家从来没有认真怀疑过拿撒勒的地址。寻找证据的责任应该由怀疑它存在的人负担。” 这似乎合理。就是通常持怀疑态度的伊恩．威尔逊，举出l955年在目前拿撒勒报喜堂下面发掘出来的主前遗骸，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发现显示拿撒勒在耶稣的时代可能存在，不过毫无疑问，那必然是个十分狭小、微不足道的地方。” 这样微不足道，致使拿但业在《约翰福音》1章46节里说出那种嘲讽的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现在看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了。 难题三：伯利恒杀婴事件 《马太福音》记述了一个血腥的场面：犹太人的王大希律听到有个圣婴降生，觉得受到威胁，害怕王位被夺，便派兵杀尽伯利恒城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可是约瑟在一个天使警告之下，带着马利亚和耶稣逃往埃及，等到希律王死后，才回拿撒勒居住。整件事应验了圣经有关救世主的三个古老预言(参阅《马太福音》2章13-23节)。 问题是：有没有独立的证据，证明发生过这次集体屠杀事件。约瑟夫的著作和其他史家的著述中都没有提过，也没有考古上的发现支持此说，没有记录，也没有档案。 “这样重大的事件，除了马太，一定还有别人注意到，”我坚持。既然毫无历史或考古证明，如果说这次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不是很合逻辑吗？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说，”麦克雷回答，“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新闻大概会塞满电视机的萤光幕和其他新闻媒介。” 我同意。事实上，在1997和1998年，不断有报导，说穆斯林极端分子三番五次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突袭，杀掉整个村庄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全世界都注意到了。 “不过，”麦克雷补充说，“你得回到一世纪，记住一些事情。第一，伯利恒既然比拿撒勒大不了多少，在一个五、六百居民的小村里会有多少那样大的婴儿呢？不会是几千几百人，一定只有少数的几个。 “第二，大希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连自己的家人都杀。他杀掉不少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因此他在伯利恒杀几个婴儿，是不会引起罗马世界的注意的。 “还有第三，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无线电广播，没有报纸。这类消息要传出去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来自山地里小小村落的消息。史学家有的是远较重大的事情要写。” 站在一个记者的立场，这仍然难以想象。“这不算是什么大新闻？”我有点不大相信地问。 “我认为那不是一件大新闻，至少在那个时代不是，”他说。“一个疯子杀掉对他有威胁的人，对希律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后来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得到发展，这种事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是不会耸人听闻的。” 也许如此，但是对一个在消息迅速遍及全球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同时，我得承认，从我知道的古代巴勒斯坦凶残的情况而书，麦克雷的解释听起来确实有理。 这就留下了我极想探索的另外一个区域。对我而言，这比什么都引人入胜。 死海古卷之谜 我们得承认，考古学确有诱人之处。古墓、蚀刻在石头上或潦草写在纸草上隐密的铭文，陶瓷器皿的碎片，磨损的古币——在在都是爱刨根究底的调查员觉得吸引的线索。但是古代遗留的文物中，很少有“死海古卷”那样引入入胜的。那是几百卷抄本，日期从主前250年到主后68年，于l947年在耶路撒冷以东二十哩处的山洞里找到的。它们是给一个叫做爱色尼派的犹太教严格教派，在罗马人毁灭他们的居留地之前收藏起来的。 关于这些古卷有些怪诞的说法，包括约翰．马克．阿里格罗的荒谬著作。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基督教源于一个拜生育之神的教派，信徒们服食引起幻觉的蘑菇，产生幻象。在一个比较合法但仍受多人质疑的主张里，纸草专家何塞．奥卡拉汉说，有一张死海古卷的残片是迄今发现的《马可福音》的最早抄本片断，日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17到20年。可是许多学者一直怀疑他的解释。 无论如何，要研究第一世纪考古学而不探索“死海古卷”，都是不完全的。“‘死海古卷’有否提及直接与耶稣有关的事情？”我问麦克雷。 “啊，没有。‘死海古卷’没有特别提到耶稣，”他回答。“那些文献提供给我们的，主要是一些关于犹太人生活与社会风俗的内容。”他说时抽出一些纸张，指向1997年年尾发表的一篇文章。“话虽如此，”他补充说，“编号4Q52l的文献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发展，可能告诉我们一点关于耶稣所说的要作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我听了大感兴趣。“请道其详，”我用有点急切的口气说。 麦克雷解开了那个秘密。《马太福音》记载施洗约翰在牢里依然怀疑耶稣的身份，他派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太 11:3)。他问的是一个直接的问题，要知道耶稣是否真是那个等了好久的救世主。 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基督徒想解开的耶稣之谜。耶稣没有直接说他是或不是，他的回答是：“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4—5) 耶稣的回答指的是《以赛亚书》61章，可是为了某种原因，他把‘死人复活’这个短句插了进去。这在旧约《以赛亚书》里显然是没有的。 就在这里，编号为4Q52l的文献就起了作用。这本非圣经抄本源于“死海古卷”，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推溯至耶稣出生前30年。它包括了《以赛亚书》61章的一个版本，确实含有那个失落了的短句‘死人复活’。 “古卷学者柯莱格。埃文斯指出，文献4Q52l中的这个短句。毫无问题包括在一个预告弥赛亚(救世主)要来的经文里，”麦克雷说。“指出救世主来临后将作的奇事，那时天地都要听从他。因此，耶稣回答约翰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含糊。约翰听了立即明了，耶稣的话清清楚楚说明他就是那个救世主。” 麦克雷把那篇文章抛给我，埃文斯在文章里说，“文献4Q52l清楚证明(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l章，的确是要说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本上在通过约翰的门徒告诉约翰，救世主的预言已应验。于是这就回答了约翰的问题：是的，我就是将要来的那个人。” 我在椅子里向后一靠。以我看来，埃文斯的发现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证实了耶稣自己说的身份。这使我惊骇莫名。现代考古学终于能揭示耶稣两千年前所说的一句话的重要性，也就是他就是神所膏抹的人。 “非常精确的来源资料” 考古学不断证明新约的正确，给新约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的旁证。这和考古学对摩门教造成极大的危害，适成显明的对比。 虽然摩门教的创建人约瑟．史密斯说他的《摩门经》是“世界上所有书籍中最正确的”，考古学想证明此人所说好久以前发生在美洲的事，却一再失败。 我记得曾写信给史密森学院，询问有没有证据支持摩门教的说法，结果得到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学院的考古学家找不到“新天陆的考古与摩门经所讲的题目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 有一本讨论这个问题的书，该书作者约翰．安克伯格与约翰．华尔顿在结论中说，“换句话说，《摩门经》里提到的城市，没有一个被找到；经中提及的人物、地方、国家或名字，从来未被发现。没有《摩门经》中提到的手工艺品，没有《摩门经》经文，没有经中谈及的铭刻…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摩门经》是真的，只是一大批神话或虚构的故事。” 可是新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麦克雷的结论得到许多科学家的共鸣，包括澳洲声誉卓著的考古学家祈里福特．威尔逊。他写道，“凡想知道事实的人，现在都承认，并接纳新约为非常精确的来源资料。” 在这几次访问中，先有柯莱格．柏路姆伯葛建立了新约文件的基本可靠性：然后有布鲁斯．梅茨格，证实了文献虽经千年百代，仍极精确地传承下来；有爱德温．M．山内展示了古代史家和别人提供的广泛旁证；现在约翰．麦克雷又告诉我们，考古学怎样加强新约的可靠性。我不得不同意澳洲考古学家威尔逊的意见。应该为基督辩护，虽然离完美之境尚远，但已经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了。 同时，我知道有些高姿态的教授不同意上述评估。你看见他们被《新闻周刊》引证，接受晚报访问，谈到他们对耶稣那种激烈的重新评估。在我进一步研究之前，我得面对他们的这些批评。那就意味着要去明尼苏达州访问一个雄辩滔滔、耶鲁大学出身、名叫格雷戈里．薄易德的博士学者。 ————————*————————*————————*———————— 讨论事项 可供思索与团体讨论的问题 1．使用考古学确证新约，你能看出什么利弊？ 2．假如路加和其他新约作者在报导无关紧要的细节时被证明正确无讹，这能增加你的信心，认为他们记录比较重要的事件时同样细心吗？为什么能，为什么不能？ 3．你认为麦克雷博士对人口调查、拿撒勒的存在和伯利恒杀婴事件的分析一般说来合不合乎情理？为什么？ 4．在重审耶稣一案中，考虑过见证人的书面证据，旁证和科学证据，停下来评估一下你直到现在获得的结论。在0到10的评级上 (0代表对福音书的基本可靠性‘没有信心’，10代表‘信心十足’)，你给自己打多少分？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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