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二：布鲁斯．M．梅茨格(Bruce M．Metzger)博士
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布鲁斯．梅茨格常去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位八十四岁的教授。他笑着对我说，“我喜欢为图书拂尘。”
实际上他写过书架上不少优秀的著作，特别是讨论新约文本的作品。他总共写过或编过五十种书，包括《新约的背景，发展与内容》、《新约文本》、《新约的正经》、《希腊文圣经原稿》、《希腊文新约原文注释》、《伪经引介》和《圣经牛津另编》等。有几本已经译成德文、中文、日文、韩文、马拉加西文与其他文字。他还与人合编了《新牛津圣经注释——附伪经》，并为新约研究丛书中二十五卷以上的总编辑。
梅茨格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与博士。他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和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等五家大学的名誉博士。
他在1969年出任英国剑桥大学丁达尔学院住院学者，l974年在剑桥大学克莱霍尔学院及1979年在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任客座教授。目前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他在该院教了四十六年新约后才退休。
梅茨格是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不列颠学院通讯院士。他是圣经文学学社，国际新约研究学社、和北美早期教父学社的前任会长。
如果你肯查看关于新约原文任何权威著作的注脚，你会看到作者不断引证梅茨格。他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大学和神学院的必读书，在神学界受到学者们极高的尊敬。
1914年出生的梅茨格，在许多方面都像上一代的老派人物。他从一辆被他称为‘我的汽油马车’的灰色毕克牌汽车下来，身穿一套深灰色衣服，打了一条佩斯利花呢领带，这是他上图书馆最随便的装束了，就是周末也一样。他的白发梳得很整齐，明亮而机警的眼睛带着无边金丝眼镜。他走得比从前慢些，但依然毫无困难、四平八稳地爬上二楼，在一间晦暗朴素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研究工作。
他的幽默还没有老去。他给我看了一个小锡罐，是前任《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留给他的。他把盖子揭开，露出1952年烧掉的一本标准版圣经的灰烬，那本圣经是给一位原教旨主义牧师在抗议中烧毁的。
“似乎他不喜欢委员会把《英王詹姆士钦定本》的《希伯来书》第l章9节里的‘同伴’改为‘同志’”，梅茨格笑着解释，“他还控告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虽然梅茨格说话有时带点犹豫，还倾向于使用‘正是如此’之类的罕用短语作为回答，但在新约研究上依然锋芒毕露。我问他一些统计数字时，他并不依靠1992年书中的数字，用的是他最近进行调查取得的最新资料。他心思敏捷，在回忆人物与地方细节上毫无问题，而且对目前学者之间关于新约的辩论也了如指掌。事实上这些学者仍在向他请教。
他的办公室只有囚室般大小，没有窗户，墙壁漆的是公共机关的灰色。室内有两张木椅，他坚决要我坐比较舒服的那一把。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和气，谦虚得让人吃惊，不爱出风头。他那谦和的态度，使我希望自己年老时也能有同样的圆通和风度。
我们彼此寒暄了一阵之后，我提出首先想讨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肯定耶稣的传记安全可靠地传承下来？
抄本的抄本的抄本
“我要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对梅茨格说，“当我发现新约没有原稿流传下来，我的确非常怀疑。我认为假如我们拥有的只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我怎能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跟起初的原本没有出入？你怎样回应这个问题？”
“这不是圣经独有的问题，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其他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件，”他回答，“但是新约占便宜的地方，特别是当你拿它与其他古代文件比较的时候，是它拥有流传下来史无前例之多的抄本。”
“这有什么重要？”我问。
“抄本之间相同的越多，尤其是如果它们出自不同的地区，你越能从多方面反复核实，推断出原来的文本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好像在追溯这些抄本的家谱，找出原稿是怎样承传下来的。”
“好吧，”我说，“我明白有许多不同抄本的好处。还有文件的年代呢，这也同样重要，是不是？”
“正是如此，”他回答，“另外还有一件对新约有利的事。有的抄本始于原书出现后一两个世代以内，可是其他古书可能在五个、八个或十个世纪以后才有抄本。
“除了希腊文原稿外，新约在相当早的年代还给译成别的文字：拉丁文、叙利亚文、科普特文。除了这些，过后不久我们还有所谓的二手翻译，如亚美尼亚文、哥德文。此外，还有大批别的文本：乔治亚文、埃塞埃比亚文，不一而足。”
“这有什么好处？”
“因为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内容。进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
虽然这听来使人动容，但是很难单独判断这些证据，我需要一些前前后后的背景资料，以便更好地欣赏新约的独特性。我很想知道，如果拿圣经和别的著名古代著作比较，会有什么发现？
高如山脉的原稿
“当你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这比起为学者所接受、认为可靠的其他古书来，会有什么不同？譬如说一些与耶稣大约同时代的作品？”
梅茨格预料会面对这个问题，他查了查随身带来的一些手写资料。
“先说塔西佗，那位大约在公元116年撰写《罗马帝国编年史》的罗马史家，”他说道，“他写的前六卷现在存有一个抄本，公元850年出现了另一个抄本，十一卷到十六卷存在于十一世纪的一个抄本，从七卷到十卷散佚。塔西佗搜集材料到写书和仅存的抄本间有很长的一段间隔。
“又以一世纪史家约瑟夫为例，他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现存九个希腊文抄本，这些抄本是十、十一、和十二世纪的产物。现在还存有一本四世纪的拉丁文翻译和十一或十二世纪的中世纪俄文材料。”
数字这么少，令人惊讶。这些古代作品能够留传到现在的真是少得可怜。“比较之下，”我问，“今天还存有多少新约希腊文抄本？”
梅茨格眼睛睁得很大。“登记在案的有五千多种。”他热情洋溢地说，声音提高了一倍。
和这些高如山脉的抄本比较，塔西佗和约瑟夫只是蚁丘！“这在古代社会不是太不寻常了吗？第二位是谁呢？”我问。
“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起来，新约抄本数目之多，简直多得叫人脸红，”他说，“新约之下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人的圣经。现在存有希腊文抄本不到六百五十部，有些残缺不全。它们从公元第二、第三世纪传到我们手里。荷马史诗的创作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间隔非常之长。”
“非常之长”是个极其保守的说法，那是一千年的间隔！把新约的抄本证据拿来和现代学者认为绝对真实的其他古代著作并列，新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事实上两者根本无法比较。
我对新约抄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请梅茨格为我介绍几种。
“最早的是埃及草纸的残片，草纸由生长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沼泽里的纸草制成，”他说，“现在有九十九块草纸残片，上面记有新约几段文字和一些书卷。
“最重要的发现是1930年左右找到的切斯特比提草纸。这里面的比提圣经草纸一号，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一些部分，始自三世纪。草纸二号包括保罗八封信的大部分，加上《希伯来书》的一些部分，始自大约公元200年。草纸三号含有《启示录》的大部分，始自三世纪。”
另外一组重要的草纸原稿为瑞士一位圣经爱好者马丁．博德谟购得。其中最早的始于约公元200年，写有《约翰福音》约三分之一。另一张草纸写有《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某些部分，源于三世纪。
到了这里，耶稣传记的写作与最早的抄本之间的间隔已经非常小。但是我们现有的最老的手抄本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在时间上跟专家们叫做“亲笔稿”的原稿有多接近？
改变世界的纸片
“就整部新约而言，”我说，“我们拥有最早的部分是什么？”
他回答时毫无踌躇。“那是《约翰福音》的残片，写的材料从第十八章开始，一共有五节——一面有三节，另一面有两节，长约两吋半，宽约三吋半，”他说。
“怎样发现的？”
“早在l920年在埃及购得，因和其他草纸放在一起，无人过问。后来在1934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C．H．罗伯茨在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简德图书馆整理那些草纸时，一眼看出那是《约翰福音》的部分。他是从字体辨认出来的。”
“他的结论是什么？”我问，“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他得到的结论是它写于主后100到l50年之间。许多著名古文学家如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哈罗德．贝尔爵士、阿道尔夫．迪斯曼、W．H．P．哈奇、乌尔里克．威尔肯等都同意他的判断。迪斯曼坚信起码可以推溯至罗马皇帝哈德良王当政期间，那是117到138年，甚或到图拉真皇帝当政期间，那是主后98到117年。”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原因在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怀疑派神学家竭力主张《约翰福音》至少在160年还未写成，离开耶稣生时的事迹太远，因而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好几代学者受他们的影响，都置疑《约翰福音》是否可靠。
“这个发现一定把这一主张吹得烟消云散，”我评论道。
“是的，确是如此，”他说，“我们在较早时期还找到一本《约翰福音》的片断，在埃及尼罗河的地方，离开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很远，那里大概是《约翰福音》成书的地方。”
把《约翰福音》的写作推前到十分接近耶稣在世的岁月，这一发现简直改写了历史。我决定去请教一位考古学家，看看是否还有别的证据加强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信心。
丰富的证据
草纸抄本是《约翰福音》最早的抄本，还有写在羊皮纸上的古老抄本。羊皮纸是用牛皮、羊皮、山羊皮和羚羊皮制成的。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梅茨格解释。“今天我们有三百零六本这样的抄本，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三世纪。最重要的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惟一一部用安色尔字体写的完整的新约；以及“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这个抄本并不十分完全。两个抄本都推溯到大约公元350年。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在大约公元800年出现。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我们有两千八百五十六本这样的抄本。此外还有圣言集，其中包含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次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我们共有两千四百零三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推高到五千六百六十四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他说，“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我们有八千到一万本拉丁文普通文本，再加上八千本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阿美尼亚文抄本，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两万四千种。”
“那么，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问他，想确定是否听懂他所说的。“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和原作，或第一个抄本之间的时间间隔，新约和别的著名古代作品比较起来，有什么结果？”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留传下来的这些资料是相当可靠的，尤其是拿它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较的时候。”
全世界著名的学者也都同意梅茨格这个结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故杰出教授、《新约文本之可靠性》著者F．F．布鲁斯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能像新约那样，享有如此众多的文本上的证明。”
梅茨格已经提到过大英博物院前院长、《希腊草纸的古文书学》，作者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凯尼恩说过，“新约成书之后到最早的抄本出现，其间隔之短，没有别的古代文献比得上。”
他的结论是：“对流传至今的圣经，基本上和原稿相同，已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了。”
可是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又该如何看待呢？在快速的影印机发明之前，抄本是由抄写员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辛苦抄写出来的，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错。现在我要集中火力追究这些抄写上的错误，是否会造成现代圣经满篇都是无可救药的错误。
检查错误
“由于希腊文字母写起来极其相似，更由于抄写人原始、简陋的工作环境，经文中出现错误似乎难以避免。”我说。
“确乎如此。”梅茨格承认。
“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古抄本之间，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之处？”
“确乎如此。”
“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相信它们？”我问，语气里的控诉已经多于询问。
“不，先生，不是这样，”梅茨格坚定地回答。“首先，让我这样说：眼镜到了1373年才在威尼斯发明，而且我肯定古代抄写人也会患上散光；再加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阅读字体褪了色的抄本总是一件难事，情况就更加复杂。此外还有别的因素，例如抄写人不能聚精会神。因此，纵然大多数抄写人都慎重其事，错误仍难以避免。
“然而，”他很快补充道，“也有对抗这些情况的因素。例如，有时抄写人的记忆故意跟他捣乱。他先看经文中的字，然后把字写下来，字与字的次序可能改变了。他没有把字写错，可是次序错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希腊文同英文不同，它是一种有曲折变化的文字。”
“意思是…”我催促他。
“意思是两种文字有天渊之别。在英文里你说‘狗咬人’或‘人咬狗’，次序非常重要，但在希腊文里就无关紧要。一个字在句子里若作为主词使用，不管它在句子里的什么地方，都是主词；因之即使一个字并不按我们认为正确的次序排列，句子的意义丝毫没有弯曲。是的，抄本之间确实有差异存在，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变化并不重要。拼音上的差别是另外一个例子。”
话虽如此，“变化”也就是差别，数量之大仍然恼人，有人估计高达二十万，但是梅茨格不以为意。
“数目看似很大，只是由于计算的方法有点引人误解，”他说。他解释，如果一个字在两千本抄本中拼错了，那就算两千个差别。
我专攻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教会的教义有多少因为这种差别而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有任何教义受到影响。”他信心十足地回应。
“一个也没有，”他重述了一遍。“有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说道，‘你们的《圣经詹姆士一世钦定本》《约翰一书》第5章7-8节错了，那两节书提到…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他们会说，‘最早的抄本没有这个’。
“这个再真不过。我想这几句话只在七、八个抄本里出现过，都是十五或十六世纪的产物。我承认那不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写成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圣经对三位一体教义所作的坚定不移的目击见证。天父在耶稣受洗时说‘这是祂的爱子’随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在《哥林多后书》结语中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新约在许多地方都见证三位一体。”
“故此，即使差异出现了，也是次要而非实质的？”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学者们小心翼翼地照原来的意义消除了这些差异。比较重要的差异并没有推翻教会任何教义。一本好的圣经会用注释来提醒读者注意哪些重要的差别。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罕见到使学者诺曼．基斯勒和威廉．尼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说来，新约不仅比任何别的古书有更多的抄本流传下来，而且流传下来的形式比任何名著更纯净——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纯净’。”
然而，即使说新约从古到今在传承过程中其可靠性是空前的，我们怎能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完整无缺？
有人指责大公会议曾把同样有条件成为正经的文献排除，只因他们不喜欢里面描绘的耶稣形像，这该怎样解释呢？我们如何得知新约中二十七卷书代表的是最好及最可靠的信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只包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而许多别的古代福音，例如“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真理福音”、“马利亚颂主福音”都未被收入？
是时候研究“正经”的问题了。这个词源于希腊字，意思是“原则”、“准则”或“标准”，也指为教会接受并包括在新约里的书。梅茨格公认是这方面最高的权威。
高度的一致性
“早期教会领袖怎样决定哪些书具有权威性，哪些书应该抛弃？”我问，“他们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文献应该收入新约？”
“基本上，早期教会有三个标准，”他说。“第一，必须有使徒权威，那就是说那些书若不是由使徒本人执笔(他们曾亲眼目睹所写的事)，就得由使徒的弟子执笔。以马可与路加而论，他们虽未侧身十二使徒之列，但照传统说法，马可是彼得的助手，路加是保罗的同事。
“第二个标准是，文献必须符合信仰原则。那就是说，文献能和教会公认为规范的基本传统达到一致。第三个标准是，文献是否为一般教会继续不断接受和使用。”
“他们只是使用这些标准，无视后果如何？”我问。
“那也不能说他们只是机械地使用这些标准。”他回答，“关于最应该重视哪个标准的问题，的确有过不同的意见。
“不过令人注目的是，纵使‘正经’的次要部分有一阵子未能解决，以新约的较大部分而论，在头两个世纪内，事实上已有高度的一致性。分散在广大地区、非常不同的教会都是这样。”
“那就是说，”我说，“新约内现有的四福音书适合这些标准，别的福音书则未能符合。”
“是的，”他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谈到‘正经’的时候，阿瑟．达尔比诺克常对他的哈佛大学学生说，‘欧洲人用得最多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好，才多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英国圣经注释学者包恪廉博士(一译巴克莱)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新约诸书能成为正经，因为没人能阻止它们成为正经。’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谈到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重要性，没有别的古代书籍可以比得上新约。研究‘正经’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新约包含了耶稣生平最好的来源。当日那些辨别是否‘正经’的人，对基督福音的认识，的确具有明晰而不偏不倚的眼光。
“你只要自己看看这些文献就行了。它们的写作年代晚于四福音，在二、三、四、五，甚至六世纪，远在耶稣的时代之后。一般说来，它们都很平庸；它们的具名完全和它们真正的著者无关，如《彼得福音》和《马利亚福音》。另一方面，新约中的四本福音书都为大家以欣然一致的态度接受、承认，是所叙述事件的权威著作。”
“但是我知道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广被报导的‘耶稣研究会’会员，认为《多马福音》应该被提高到与传统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是不是这部神秘的福音书是当日教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由于它不受欢迎的教义而被排除？”
我决定最好在这一点上向梅茨格求教。
耶稣的‘奥秘谈话’
“梅茨格博士，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纳格哈马迪文件中的《多马福音》，声称含有‘耶稣在世时说的密语，由底玛．犹大．多马写下来’，它为什么被教会排斥？”
梅茨格对这部书了如指掌。“《多马福音》的一个科普替语文本足在十五世纪发现的，我把它译成英文，”他说。“它包含了一百一十四条语录，据说是耶稣说的，但是没有任何耶稣的行传，似乎于公元l40年在叙利亚以希腊文写成。在某些例子里，我认为这部福音书正确地记录了耶稣的谈话，只有一些轻微的改变。”
这番话确实引人入胜。“请道其详。”我说。
“例如在《多马福音》里，耶稣说，‘城造在高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加了一个形答词‘高’字，但其余与《马太福音》(太 5:14)相似。还有，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的物当归给我。’(比较太22：21)，在这里最后一句是加上去的。
“可是，《多马福音》里有些东西和正典的福音书是完全相左的。例如耶稣说，‘劈开木柴，我在那里，抬起石头，你将发现我．在那里。’这是泛神论，是说耶稣与物质的世界为同一；也就是说，耶稣即万物，万物即耶稣。这和列入正典的福音的任何观念都相反。
“《多马福音》以这样的格调结束：‘让马利亚离开我们，因为女人不配得到生命’，又引证耶稣的话，‘看，我要带领她使她成为男性，好使她也成为活的灵魂，像你们男人一样。凡将自己变成男性的女人可以进天国。’”
梅茨格的眉毛向上一耸，就像刚才所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似的。“你看，这可不是我们从列入正典的四福音书中见到的耶稣！”他加重语气地说。
我问，“有人说《多马福音》在一种查禁它的阴谋中给大公会议故意排斥。关于这种控诉，你有什么意见？”
“那在历史上绝对不正确，”梅茨格这样回答，“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在五世纪和以后的岁月所能做的，只是批准已经为高派、低派教会的基督徒所接受的东西。说《多马福音》被教会用某项法令排斥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多马福音》排斥了它自己，它未能与早期基督徒认为翔实可靠，关于耶稣的见证谐和一致。”
“因而你会不赞成任何人把《多马福音》提高到与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我问。
“我会极不赞成。我认为早期教会排斥它是一种明智之举。现在把它提出来，我认为那无异接受一种不及其他福音书那样有根有据的东西，”他回答。“你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多马福音》是一部有趣的文献，但它和泛神论、反对女权言论揽在一起，那就真值得让它吃蹩了，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你要明白，正典的规定并不牵涉教会政治的斗争。正典毋庸置疑是藉着基督信徒的直觉洞见而分别出来的经卷。他们能在《约翰福音》里听到好牧人的声音；在《多马福音》里只能听到耶稣含糊不清，歪曲了的声音，还加杂了许多别的东西。
“正典宣告时，只是批准了教会早已普遍决定了的事情。你要知道，正典是一份权威著作的单子，而不是一份著作的权威单子。这些书卷成为权威并非因被教会选中，每卷书被集拢成新约以前已经是权威著作。初期教会只是听取并感觉到这些都是权威记载。
“如果现在有人说，正典是在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作了这样的宣告以后才出现，那就等于说，‘让我们请音乐界几个学术权威宣布巴哈和贝多芬的音乐奇妙得很。’我会说‘算了吧，不麻烦你了！我们在宣告以前就已知道了。’我们知道是因感觉到什么是好音乐，什么不是。正典也是这样。”
纵然如此，我指出有些新约书卷，显著的有《雅各书》、《希伯来书》和《启示录》，此起别的书卷来，纳入正典的程序较慢。“我们能因此而对它们产生怀疑吗？”我问。
“在我看来，这只能证明初期教会有多么谨慎。”他回答。“他们并非那么起兴，一看见谈论耶稣的文献就把它纳入正典。这足以显示教会在仔细斟酌和详细分析。
“当然，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些叙利亚教会拒绝接受《启示录》，而这些教会里的人都是基督徒。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接受《启示录)，承认它与圣经其他经卷同样奇妙。”
他摇了摇头。“我认为他们不接受，反而使自己沦入贫乏中。”
无与伦比的新约
梅茨格的话很有说服力。关于新约的本文经过这么多世纪是否可靠地保存下来的问题，至此已没有什么流连不去的疑虑了。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位很出色的本杰明．华菲尔德博士，此人拥有四个博士学位，教系统神学，于1921年逝世，他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把新约本文的目前情况和任何别的古代著作文本相比，我们必得…宣告它出奇地正确。新约给抄写得那样细心，那种细心必然源于对那圣洁语言的敬仰…新约就其实际上流传至今还在使用中的正文而论，在古代著作之中是无与伦比的。关于那些文献纳入新约的问题，一般而言，对新约二十七卷书中的二十卷，从《马太福音》一直到《腓利门书》，再加上《彼得前书》、《约翰一书》，从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争论；其中自然包括耶稣传记的四福音书。其余七书虽然有一段时间为一些初期教会领袖所质疑，据基斯勒和尼克斯(Geisler＆Nix)说“最后都给所有教会普遍全部承认了。”
至于“伪经”，耶稣身后最初几个世纪内不断出现的各种福音书，书信，与启示一包括尼哥底母、巴拿巴、巴多罗买、安得烈等福音，保罗致老底家人书，司提反启示录等，它们“耽于空想，属于异端邪说…整个说来，既不真实，也没有价值…”；而且“没有正统教父、正典、或教会会议”认为它们具有权威性，或者值得纳入新约。
事实上我接受梅茨格的挑战，读了不少这类书籍。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审慎、严肃、精确、目击等性质比较起来，这些书正如早期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所描写的，“完全荒谬亵渎。”它们距离耶稣太远了，迟至五、六世纪才写成，以致不能对我的研究有所贡献。它们的神秘性使它们没有资格成为可信的历史。
所有这些问题获得解决后，我的重审工作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到了。我很想知道在四福音之外，对一世纪这个创造奇迹的木匠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古代史家究竟是证实还是驳斥新约关于他的生平，教导和神迹的记载？我知道这需要去俄亥俄拜访全国在这方面最知名的一个学者。
我们站起来，我对梅茨格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并对他的博学多才表示感谢时，他温暖地微笑着，还提议送我下楼。我不想再占用他星期六下午的时间，但好奇心又不让我离开普林斯顿而不向他请教剩下的一个问题。
“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穷追新约经文的细枝末节——所有这些对你自己的信仰起了什么作用？”我问。
“啊，”他说，听起来他好像乐于谈这个问题似的，“看见这些材料能够百折不挠地完整传到我们手里，各种各样的抄本，有些非常非常之古老，它扩大了我个人信仰的基础。”
“因此，”我开始说，“学术研究并没有冲淡你的信仰……”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插嘴进来：“刚好相反，”他强调说，“它加强了我的信仰。我一辈子都在提问题，钻研经文，彻底地研究这个。我今天满怀信心地知道，我对主耶稣的信仰是坚定牢靠的。”
他停下来注视我的面孔，然后为了加强语气补充说，“非常之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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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事项
可供思索与团体讨论的问题
1．在读过梅茨格博士访问记后，你怎样给新约流传至今整个程序的可靠性定级？你认为这个过程可靠不可靠，理由是什么？
2．细看新约的一个抄本，检查谈论不同经文的边缘小注，你发现了什么例证？这些注解能影响你对那段文字的了解吗？
3．决定一个文献应否包含在新约以内的标准，你认为合理吗？为什么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有什么别的标准你认为应该加进去呢？现代学者事后评论初期教会关于一个文献应否纳入圣经正经的决定，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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