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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第一次起义未出师就告惨败，革命组织因同志四散而瓦解，但 孙中山先生仍抱着革命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心态，于是一方面重新聚集旧同志，一方面招募新人，使得革命力量比以前更强大。 这次革命力量的重整大致兵分两路，一路是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为首，另一路的重心人物则为郑荫南和宋居仁。在同一的起义当中，分别负责两地的活动，而又彼此策应，这就是１９００年庚子的惠州之义和广州的谋炸督府之义。 失败后，这些革命领袖各 * 在不同地方，准备再起；孙中山等人逃往日本，立刻联络华侨组织兴中会。郑士良返港重新召集余众，联络会党，设立机关。陈少白在横滨、东京等地联络华侨，并试图在日人中鼓吹中国革命。郑荫南逃至香港转赴檀香山做工。宋居仁、扬衢云等人亦在不同地域鼓吹华侨革命。 革命力量的重组：海外华侨 １．横滨兴中会的成立 (１)过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离开香港，逃亡至日本时，巧遇李纪堂等基督徒，而到了横滨，当地侨领等十余人在孙中山、陈少白主持下，成立了横滨兴中会。虽然这个新成立的革命团体早期成员基督徒不多，但却具有主导地位。 (２)发展：新成立的横滨兴中会会务发展很差，原因一是因为旅日华侨风气闭塞，「闻革命而生畏」，这一些会员都害怕有所连累，甚至会长冯镜如也有此顾忌而表现的不够积极。另一原因则是部分会员对孙中山的革命未有深切认识，经济支持不够；以及留在当地的陈少白不善交际，未能影响更多侨民支持，结果兴中会名存实亡。直至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因拒拜孔子而与维新派对立，而联合兴中会的人另起炉灶后，革命力量才因此而有较大的凝聚。 ２．忠和堂的成立 (１)过程：由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势力日强，并将１８９７年陈少白等人筹组的「东西学校」，改名为「大同学校」，使其成为维新派及后来保皇势力的大本营，于是兴中会的力量更日益衰弱。 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依维新派建议下旨变法，令维新派得势，所以有很多人依附维新派，甚至包括兴中会的部分会员。当时横滨一些工人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因不满维新派的专横，而组成航海工人俱乐部。不久香港兴中会会员尤烈帮助重整俱乐部。尤烈原是洪门中人，曾在香港组织过有革命性质的三和会，名叫忠和堂，因此尤烈便将此俱乐部改命为忠和堂，以示关帝忠义精神，同时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个俱乐部因尤烈的参加和兴中会联系了起来，给正在衰弱不振的革命力量一种加强剂。 (２)改革：由于忠和堂拜关帝，被人斥之为怪诞迷信，基督徒亦闻之却步。于是受此打击的忠和堂便邀请陈少白当顾问，改革忠和堂。陈少白改变此组织的草莽色彩，，将"忠和"改为"中和"，并主张辟除迷信拆去关帝神像，也因此加入了许多基督徒，以及一群较有教育和学识人，中和堂的素质和形象因此提高，并且和革命党人关系日深。基督徒革命志士将革命意识带给华侨中和堂就是一个例子。 ３．华侨学校的成立 由于大同学校为扩展孔教信仰，规定老师和学生每逢礼拜天要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此事引起华侨基督徒的不满，渐渐和维新派疏远，尔后兴中会、中和堂的部份基督徒，联合其它基督徒华侨另创「华侨学校」。透过兴中会、中和堂和华侨学校，革命派有更多的基督徒支持和参与，在日本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伦敦遇难及其影响 孙中山往英国时，打算与香港西医书院老师康德黎等人见面，途中被清使馆人员拘禁，欲把他暗中遣回中国。后经康等人奔走营救，惊动英政府外交部及警方，清使馆才被迫将他释放。 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是 (１)信仰的进一步经历： 在被拘禁的险境中，孙先生在恐惧绝望里惟有祈祷求神拯救，而当脱险后，孙先生回忆这一过程说道：「自云此祷告有应，蒙神施恩矣！」这次的经历加强了他对基督信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２)吸引广泛的注意：这次事件亦使孙中山先生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也引起海外人士对孙先生的支持和同情，虽亦有人持嘲讽态度，但到底是引起了国内外界广泛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加入了这个革命集团。 日本同志的结集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陈少白因友人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而当１８９７年寅藏又在香港和平山周会合，平山周亦是一个很关心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尔后，二人在香港的道济会堂中找到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区凤墀，区对他们二人积极的谈论革命救国事业，并坦诚招待他们，如此热烈的态度令寅藏和平山周感动不已，并加强了他们对兴中会革命的认同。 寅藏和平山周返日后，与孙中山先生相遇，在会谈中，孙先生用人道主义以及共和理念激励他们，触动了寅藏胸中的理想，因寅藏早年亦曾受过人道主义政治思想的熏陶，也曾是基督徒，并加入公理会，而公理会会众制的民主精神更加强了他对自由和民权的信念。 孙中山和兴中会其它基督徒革命者的救国事业，其实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爱国主义结合的结果，这与寅藏的背景相似，于是寅藏和平山周便决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集团，在以后革命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基督徒和会党的合作 郑士良原为三合会会党头目，后招募更多党员成为惠州之役的主力。 尔后陈少白亦加入，被封为"白扇"，是会党里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此次联络会党较以往大规模而且直接。事实上，在洪秀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南方会基于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及招募同志的困难，孙中山愈觉借助会党力量的重要性，虽然两者的信仰不同，但在推翻满清异族政权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基督徒可以和会党合作，不仅未见有什么冲突，反而见到会党愿意在宗教仪式上迁就基督徒，亦甘愿受基督徒的领导，去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 党就有与基督徒合作的经验，而这次兴中会的招揽会党，会党亦愿意接受兴中会领导人的指挥，可惜的是会党派系太强，意见常歧异，导致在以后的起义领导上无甚表现，也就是说当时在二者之中，基督徒常做领导者，会党成员在基督徒的领导中进行民主革命。 广州基督徒志士的结集 乙未事件发生后两、三年，广州风声较松弛，宋居仁就约邓荫南回广州，以基督教书室「志道书楼」作为基地。运动初期以基督徒为招揽对象，第一位招收的为苏焯南，其次为黄大汉，后再经秘密召集，不少基督徒亦加入。 主要成员中较显著的有：练遑成，巴陵会教友；黄福，长老会三支会会友；李植生，是三合会前辈，又是巴陵会信徒，善于化学和制弹药；另有胡心澄、胡心泉兄弟，二人均是天主教神父。而这些投身革命的基督徒，很多是以主内教友关系，彼此引介加入兴中会，连同旧有兴中会会员，在广州教会界形成了一群「教会革命同志」。尔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广州成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于是邓荫南就将兴中会从志道书楼移至那里的会址中。 史坚如：一个热血的基督徒革命者 史坚如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对中国经籍大多无好感，只喜欢兵法、历史、地舆的书，特别是史书，从史书中他领略政治得失及治乱之理，对他后来革命的投身有潜在的影响。他亦受儒家尚义精神的影响，形成他不惜舍生取义的性格。也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革命事业中看到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和这固有的儒家尚义精神的兼容。 在中国的乱局中，他不打算拥主一个英明的国君，而是要设置民主政府，代替专制的政权。而后广泛的接触西学和基督信仰，使他眼界大开，而于１８９９年受感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同时并致力于革命，并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他在１８９９年在香港与宫崎寅藏谈及他革命思想的来源说：「我是耶稣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由此可见其革命心志。 史坚如从不以现状为满足，不断的实行革命理想，且亲身跟随孙中山，投身于正式的革命实际行动，为了一伸其胸中理想，竟于谋炸两广巡抚之役殉国。他革命的事迹实在是抱有基督教理想而投身于革命的基督徒的伟大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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