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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历史上被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已显示他是中国革命史的始创者，特别提到中国第一个带有民主性质的晚清革命，也不能不以孙中山为整个革命历程的主导者、不过，事实上，最早谈论革命的不只是孙中山一人，且兴中会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并不是孙中山、但这也不能否定孙中山在晚清革命先行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在早期的同志中，孙中山的领袖形象渐渐成型，在兴中会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作为最高的领导者的角色便突显出来了、孙中山由始至终的确是兴中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所在。 改良或革命抉择的因素 他出生自香山，后来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这三个地方对孙中山革命家的成型有莫大关系、家乡香山在孙中山的生活经验中，是一个落后﹑黑暗﹑腐败的中国政治社会的缩影，负面的景象对他有很大的冲击；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他吸取到西方文明的养分，形成了他另一种理想抉择，这种新理想刚好可以响应家乡状况给他带来的冲击。 和康﹑梁不同的是，康﹑梁接受西方文明不包括宗教，而他所观察到的西方文明是包括了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能分割的部分，同时也是他所接受的理想价值的根本、正因为它对西方文明这样的理解，他就曾说出康有为﹑梁启超绝对不会说的话 [ 我们最大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 (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知的) 作为一种传递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家乡的成长及不满的产生 孙中山少年时代离太平天国灭亡不远，他接触到“太平天国中残败的老英雄”，并听他们讲述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英雄事迹，引起与满清朝廷为敌的意识，并也或多或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事情、在赴檀香山前，克尔教士是他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基督教带来给他唯一的影响可能是翠亨村以外某教会的地图，同学的描述给他很多对另一个世界的联想，有要了解外在世界的欲望。 家乡的环境除了给他一个稳定简朴的农村生活外，其它触目所见的都令他产生很多疑问和不满、如官府不但为保护村民使免遭河贼的劫掠，有时甚至屈枉良民，造成冤案、此外，周遭的生活环境迷信意识很浓、幼时在村中受的教育所认知的学问也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他感觉到这些学问所主张的道德教训不能改变家乡种种不良的现实、那时他已有要突破这闷局的冲动、 檀香山经验及新理想的形成 孙中山真正接触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在往檀香山读书的时候、十二岁时，他离乡远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是他后来忆述这次出洋经验的话、他在檀香山一段短时间后旧察觉这里和家乡的不同，这里没有河贼，也没有贪官污吏，但有法律，人人都遵守法律，受法律保护、经由观察使他感受到秩序守法的可贵，很快的他知道这些都和美国基督教有关。 孙中山到檀香山时，偶像迷信仍然仍留存未尽去，所以他就清楚见到基督教文明和偶像文明的优劣，也见到基督教如何帮助夏威夷人脱离迷信，迷信的脱离随之而来的就是进步。 他进入意奥兰尼学校就读，西方学术训练虽是基础的，已给他大开眼界，见到在《三字经》﹑《千字文》以外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在学校里宗教教育的熏陶下，孙中山愿意成为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但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宗教，同时也是个人生命的宗教。他终其一生都信仰着基督教这种在个人生命中的价值，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个人的价值，其长兄阻止了他洗礼的念头，后来甚至使他辍学返乡。 孙中山在檀香山五年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亲身攻读集体会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民主，以及宗教等知识和思想；特别从所接触的传教士和基督徒身上，觉察到他们基督教信仰原来是可以实践的信仰，他也可以比较以往在家乡经书读到的道德学问在实践上的无能；二者的优劣可见、此时虽仍未形成革命思想，可是他在檀香山所经验到的，已成为他要求中国转变的理想典范、 在家乡的冲突 刚回乡，他所具有的檀香山理想就立刻和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冲突，事缘是清海关官吏上船检查时的蛮横和要求给予贿赂。 回家后，他可以继续公开地作基督徒、他发现家乡情况依旧，种种弊端未有改善、抱有新理想的他，就常常找机会宣传改革，揭露政治的弊端，但乡民都以他为怪、在乡民中，他找到了陆皓东 —— 唯一有兴趣和他谈改革的人，后来也成了基督徒、孙中山感受到： 『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偶像崇拜乃是愚昧真正之源』、家乡的偶像迷信成为它的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这是他和陆皓东家乡改革的根本部分、先是指责庙宇中的偶像，劝告乡人离弃迷信，最后见迷信情况没有改变，终于忍不住，就付诸行动，破坏庙中的偶像、他们的举动，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偶像』，他们是本着基督教的优越采取这行动、此举触怒了乡人，认为是叛逆行为，不被容于家乡，他们的家人便打发他们离开翠亨村、 作传道人还是去革命？ 这次的家乡改革完全失败，连自己也被逐、这是一个新理想和就传统冲突的结果，孙中山视这次乡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此而生而死的『理性的生命』、这可能是他后来一度考虑作传道人的一个原因、他对中国的改革是仍未死心的，这个时候，他已具备了基督徒革命者所要具备的条件；一个从基督教而来的新理想，对旧社会的不满，以及以这个新理想去改造旧社会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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