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崇拜神的自然倾向

　　有人称人类是宗教性的受造物。《圣经》说，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创世记一26)。神造人时，把　的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创世记二7)。我们常说“人类是万物之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人类始祖对神的叛逆使人类与神的交通受阻，但人心中的灵使人类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真正的满足，要去寻找那位超自然的造物主，响往永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发达的国家，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敬拜。按照我前面的认识论的观点，不少学者曾推断，人类最初是多神崇拜，逐渐演化为现在的一神崇拜。可是，近年的研究结果与此推论恰恰相反：人类最初是单一神崇拜，然后才产生多神敬崇。这个发现与《圣经》的记述相符，很有启迪意义¹。

　　且不论别的国家，我们中国从远古开始就敬拜单一神。我国常称神为天（“一”加“大 ”），我想意即一位至高至大者。《书经》和《诗经》对“天”都有详尽说明。《书经》曰：“惟神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有人误以为“上帝”是西方人的神。其实，我国自周朝起，就常把“天”与上帝互用²。东汉学者郑玄说：“上帝者，天之别名” ³。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内，也赫然刻著“皇天上帝”四个大字！

　　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是虔诚敬神的。据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朱国的大夫，娶颜氏小女征在为妻，久未生子，夫妻遂往尼丘山（现山东省曲阜县东南）求拜神，因而怀孕生孔子。为念神恩，为孔子取名曰丘，字仲尼⁴。孔子虽说过“敬鬼神而远之”，这并不表明他不信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第十一)？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伦语'述而第七)。因此，孔子说，“务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 (伦语'雍也第六)。可见他觉得自己无力洞察上天之事，于是不求天道退而求人伦道德。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很虔诚。如，“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当人告诉他说桓　要谋杀他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颜渊死时，孔子则说，“天丧予。”孔子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神手中的。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距”(伦语'为政)；“知我者，其天乎”(伦语'宪问第十四)；“朝闻道，夕死可矣”(伦语'里仁)。他一生都顺天安命，渴慕真道。

　　人类良心、道德律的一致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两国人民的长期隔离，赴美前我曾担心能否与美国人相处好。到美国后我立即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与美国老师、同学、朋友、邻居相当融洽。他们的热情、率直和真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出人意料的是，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与我们的十分相似，都崇尚勇敢、勤奋、谦逊、诚实、乐于助人等美德。地理和制度的隔绝为什么产生如此的相近的道德标准呢？我找不到答案，而归之于人的“本性”。

　　我们常提到“良心”，也确实感到良心的存在。可“良心”又是什么呢？人们生气时会质问：“良心卖多少钱一斤？！”使人无言以对。后来，我在《圣经》找到了答案。神说：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卅一33）。“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二15）。神放在人心中的律法，使人能明善恶，成为人类共同道德标准和良心基础。

　　有人会问，在那些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的强盗、惯犯身上，如何体现这种道德共性呢？我的看法是，第一，这种人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第二，看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仅要看他如何欣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更要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他的反应。如果这些强盗、惯犯自己或亲友被杀、被辱、被抢时，他们的切齿痛恨、怒不可遏才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的真实反映。

　　唐崇荣牧师在《智慧的人生》中讲到一个事例。一对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年轻夫妇，一次口角后，丈夫一气之下把妻子杀死，并碎尸灭迹，远逃到西海岸，下决心重新开始，并与当地一漂亮女子结了婚。数年后，事业有成，妻贤子孝，被推崇为模范家庭。不想一天男方突然失踪，妻子十分焦虑。后来女方被叫到警察局，告之她的丈夫在那里，她大为惊讶。见到丈夫后，男方告诉妻子关于杀前妻的事，并说他主动自首：“二十五年来，我天天受到良心严厉的谴责。如果我被处死，也心甘情愿；如果我不自首，我的神经会完全崩溃的” ⁵。

　　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过：“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到害怕：第一是闪著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⁶ 。神正是借著他创造的大自然，和他安放在人心里的灵启示著人们。

1. 马有藻，“需有弃假归真的勇气”，《中信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页10-13。

2. 李美基，鲍博瑞与唐妙娟著，《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台北：道生出版社，1996，页8。

3. 同上，页16。

4. 张郁岚著，《认识真理》，美国：《使者》大陆文字事工部，1996，页60。

5. 唐崇荣著，《智慧的人生》，台北：校园书房， 1990，页96-97。

6. Immanua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