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人们对于旧约与新约所记载的事件、背景、所知甚少。几乎完全不能从外部来肯定圣经的结论与叙述。要么信，要么不信。很难对于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作出一个合适的回答。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于古时人们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于与圣经相关的远古社会的历史有了长足的认识。考古学发现能为我们提供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等资料，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圣经，加深理解。
〖 １.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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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考古史学家这样说：“考古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反复地表明了以色列和其他古代民族的地理、技术、政治与军事运动、文化、宗教习惯、社会制度、语言、民间习俗、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与圣经的记载完全相符。”
例证如下：
〈１〉.“黑碑”的发现
－－曾记何时，“高等评经”断定就是五经不可能是摩西所写，因为当时还没有书写系统。这些批评家们说，这些书卷是后人托摩西的名的伪作。但是，在１９０１年发现了一个黑柱，上面记录了详尽的汉穆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比摩西还早三百年。因此，证明书写文字与法典在摩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１９６０年考古学家又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一个收做“ＥＢＬＡＴＡＢＬＥＴ”，这个表甚至存在于摩西这前一千年。由此可见，摩西在他的时代完全可能写书。“高等评经”的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可怜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年青时轻信这些错误的高等评经说法，因而失去了对《圣经》的信仰，走向了无神论。从一个错误进向另一个错误，后来竟相信了进化论，而且以此作为其斗争哲学的基石。
何其可悲！其毒害可从日后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中看出来。
〈２〉.伯沙撒的王位的确认
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巴比伦王伯沙撒有一天为他的一千大臣大摆筵席，欢饮之间，叫人将他父从耶稣撒冷殿中抡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作为饮酒的酒杯。忽然他们看见有人的指头在墙上写了一行字。没有人认识。结果，王下令若有人将字认出来，就让他在国中做第三把交椅。有人请来了希伯来人但以理，他解开了字谜，结果成了巴比伦的第三号人物。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不接受《圣经》的这个记载，因为在其他史书所记载的巴比伦王是ＮＡＢＯＮＩＤＵＳ，而没有关于伯沙撒的记载。因此他们认为圣经不准确，不可信。可是到１８５４年，ＳＩＲ ＨＥＮＲＹ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在一古址挖掘时发现一字版，上面说ＮＡＢＯＮＩＤＵＳ与他的长子伯沙撒共坐王位，允许他有王的称号。父王长期在外，甚至在波斯攻陷巴比伦城时，他也不在埸。伯沙撒实际上是第二号人物。结果，他让但以理位列第三，仅次于他自己。
我们从这里又看出，曾一度被人认为是错误的圣经记载，又被考古学所证实。说明圣经是可信的。
〈３〉.赫人文明
《圣经》中有６０多处提到赫人。可是历史学家们多年来一致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文献对于赫人文明的记载。今天，有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赫人乃是一个高级的文明体系，且与埃及亚述一起称雄于世。这是另一个例证，说明圣经是可信。
〈４〉.亚述王撒根
《以赛亚书》２０：１上记载说：“亚述王撒根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那年，他珥探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在现代考古学发展之前，这段经文是唯一的一处提到撒根为亚述国王。许多人就根据这一事实断定《圣经》错了。可是到１８４３年，ＰＡＵＬ ＥＭＩＬＢＯＴＴＡ发现了撒根王的宫殿遗址。证明曾经有一个撒根王。同期发现的一些文字还证实了圣经的其他一些经文。
〈５〉.耶利哥城
攻陷耶利哥城的战斗是由约书亚领导进行的。以色列人围城七日，到了第七天，当他们绕城第七周时，突然呼喊，结果耶利哥城墙倒塌，城被攻陷。
考古学家们对耶利哥古城遗址的挖掘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从发掘出来的遗址看，城墙有猛烈毁坏的痕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墙不是象一般的城墙那样向里，而是向外倒的。有一位考古学家这样评论说：“至于主要的事实，毫无疑问，城墙是向外倒塌的，这样攻击者就可以踏着上来，冲进城来。”《圣经》里《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了当城墙倒塌后，以色列人冲进城去的情景。与考古发现所描述的一致。
〈６〉.最近的一些发现
一九九三年，一群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叫做ＴＥＬＤＡＮ的古堆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刻有“大卫之家”与“以色列王”的字样。这是大卫的名字在《圣经》之外的第一次发现，证明大卫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１９７９年，以色列考古学家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ＡＲＫＡＹ在一个耶路撒冷古墓里找到了两个小小的银卷。鉴定的结果是公元前６００年前的文物，比所罗门圣殿与以色列在巴比伦的流亡稍早一点。当科学家们在以色列博物管小心翼翼地打开银卷时，他们发现其表面有从《民数记》上摘录的祝福辞在上面。这个发现告诉人们，在那些怀疑家们怀疑《旧约圣经》有没有写成之前很久，就已经有这些经书的抄本流传于世了。
１９８６年，考古学家表明，１９７５年从阿拉伯商人手中买来的印玺曾被用于在文书上盖章。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ＮＡＨＭＡＮ ＡＶＩＧＡＤ辨认出盖在其中一块印泥上的印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ＢＡＲＵＣＨ)，(耶 32:12)。是巴录将耶利米先的宣告写在纸上的。
另一个印是约亚敬王的儿子ＹＥＲＡＨＭＥ＇ＥＬ的印。耶利米书说它曾领旨前去逮捕先知和他的书记，结果没有成功。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了圣经上的人物的真实性。
１９９０芝加哥自然历史实地博物管埃及学专家弗兰克．犹科(ＦＲＡＮＫ ＹＵＲＣＯ)，使用从一块叫做ＭＥＲＮＥＰＴＡＨ ＳＴＥＬＥ象形文字的线索，在ＬＵＸＯＲ墙的断浮雕上辨出了古以色列人的形象。这块石碑的历史被鉴定为公元前１２０７年，是法老ＭＥＭＥＰＴＡＨ在庆祝军事胜利。上面有这样的话说，“以色列变为荒埸”，表明以色列民在三千年前就是独立的民族。不仅仅是圣经才这样说。
１９９３年希伯来联合大学犹太宗教研究所的ＡＶＲＡＨＡＭ ＢＩＲＡＮ和希伯来大学的约瑟夫ＮＡＶＥＨ宣布他们发现了上面刻有“大卫家”与“以色列王”字样的碑文。是公元前９世纪的碑文，与大卫的王位仅隔一个世纪，碑文写的是一个郊国王胜过以色列的事。这一发现使得对《圣经》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说，再想否认大卫王的存在实在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１９９７)，法国学者ＡＮＤＲＥ ＬＥＭＡＩＲＥ在《圣经考古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证文，称发现了有“大卫家”字样的古碑文。他对１８６８年从ＤＩＢＯＮ废墟中找到的后来恢复得最为完善的碑文中，经过七年的修复与研究发现上面有“大卫家”的字样。这块碑文来自于以色列的敌人摩押王米沙。(王下 3:4)。虽然ＬＥＭＡＩＲＥ必然补上一个字母来解开上面的字谜，如果他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稳妥的说至少有二个公元前九世纪的文物来证明的确有过大卫的王朝。
这里所列举的仅为极少的一部分发现。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写了这方面的专著。我们惟愿人们不仅仅把《圣经》当作寻找古城废墟的向导，而把它作为迈向天国之城的指南。
2.考古与新约
〈１〉.经文 路加２：１－３
“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曾经有一过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段记载不准确。第一、没有人口普查的事；第二居里扭也不是叙利亚的巡抚；第三、如果真有上册一说，人们也不必都回到自己的老家。
现在的考古学告诉我们：罗马人定期的对纳税人进行登记；每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这个制度是从奥古斯丁凯撒开始的。在埃及发现的一个羊皮纸上写道：“因为普查近了，那些因种种原因远离家乡的人必须立即回到当地政府，以便完成家庭登记注册的事。．．．”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新约》是正确的。
〈２〉.经文 约翰福音 １９：１３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
数百年来这段经文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因为没有找到有这么一个公堂的记录。于是有人就说，《圣经》的记载不符合历史，不客观。
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布金斯大学(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考古学专家，圣经考古学的创建人威廉．爱布瑞特博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在他所著《巴勒斯坦的古老学》一书中，则告诉了人们考古学的发现：－这个公堂是安提阿塔的公堂；－这个公堂在公元６６－７０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被遭；－在耶路撒冷重建时被埋在地下，直到最近的考古发现才重见天日。
〈３〉.经文 使徒行传 １４：１，６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
近代考古学家们发现路司得和特庇的确是吕高尼的两个城市不假，但是认为以哥念也是属于吕高尼省的。路加的这句话就相当于说，一个人从长沙跑到了湖南的湘潭和株洲。直接说湘潭株洲就可以了，不必就湖南二字。除非这个人是从湖北的某一个地方跑到湖南来，这个说法才有意义。
可是事实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要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叫做威廉拉姆齐的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德国接受了高等评经说的说教，认为《圣经》中的《使徒行传》是公元二世纪中叶一位既不懂当时的历史又不通当时的地理的人所写。他就抱着这个信仰雄心勃勃的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企求借考古的发现来证实这一点，而成一家之说。１９０１年，拉姆齐发现以哥念在公元３７－７２年之间不属于吕高尼而属于弗吕家省，而在此前后的年代间均属于吕高尼省。因此，《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必然是在公元３７－７２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后来写道：“路加是一流的史家；不仅他的叙述真实，而且他本人具有真实的历史感 ．．．简而言之，这位作者应该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并列”。他的考古发现使他从一位不信者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信徒。
惟愿我们在考查《圣经》的可靠度证据时，也能向这位考古学家一样，在真理面前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