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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郭士立 郭士立，又称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是德国人，受荷兰差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于1827年来到东印度群岛(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开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不久，又转往新加坡、泰国一带，继续学习汉语文。从1831年开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最远到达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以及朝鲜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头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赐；另一方面，他也从事了很多遭人非议的活动。中国的历史书里有许多对他的指责，认为他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和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搜集情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不幸的是，他自己写的日记和专记中，也有很多记载似乎证实了这样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国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从泰国出发，经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之后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门。他所带回来的信息显然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极大兴趣，因而很快就决定资助他再次北上，并有一位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陪同，另外还带了一名制图员。 这次他们于1832年2月27日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台湾，一直到朝鲜和日本，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历时七个月。他们沿途探测航道、测绘海图、收集文化、经济、商业、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情报。当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并不是单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这一点，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记为证: 「1832年6月30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 读到这里，我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为传主的福音而来，那他为什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如此感兴趣呢?联想到那时离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几年的时间，联想到英军对中国几处口岸炮台的摧毁性攻击，有谁还能对郭士立牧师的「贡献」有不同的解释呢? 从郭士立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常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事情，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最早来华的美国宣教士 正当马礼逊在中国艰难地开辟福音工场之时，美国的肢体也开始为中国的福音事工作准备。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过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协助，了解中国工场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并派人赴英协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会聘请马礼逊担任该会的通讯会员，为他们提供有关信息和协助。1829年，该会聘请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为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宣教士。 当时在广州经商的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答应为裨治文提供去中国的旅费，并让他免费住在广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从纽约出发，搭乘奥立芬公司的商船远赴中国，同行的还有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海员军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 Abeel)。经过135天的航程，他们于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 裨治文在广州一落脚，就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国的传教先驱马礼逊学习，从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开他的宣教活动。他先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又在奥立芬的赞助下于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间西方在华宣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同时提供了有关当时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中外关系的演变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on)受美部会差遣来到中国，成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国「医疗传教」的「开山鼻祖」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同样受美部会差遣来到广州。伯驾受过正规的医学和神学训练，来到远东之后先在新加坡学习中文兼行医一年，然后于1835年回到广州，开设眼科诊所，专治白内障之类的常见眼疾，以此为传福音的切入点。他的工作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国人对西方宣教士的疑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向中国人传播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知识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836年，美国浸礼会差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Baptists)的首位宣教土叔克(J. Lewis Shuck)夫妇来到澳门，次年又有罗孝全(Issacher W. Roberts)自费来到广州宣教，但数年后正式成为美国浸礼会差会属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国圣公会差会(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两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达广州，但均因身体不适的理由辞职返国，直到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于1838年前后来到广州，才真正开拓出了一片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在华宣教工场。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的，但西方商人却被准许进入广州，长期设置商馆，派员驻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这样热心的基督徒，极愿协助宣教士在广州及周围地区从事宣教活动，并出资支持各国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联合组织，共同推动宣教及慈善事业。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联合组织，是「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of Canton)。该会于1930年问世，首期会员共七位:马礼逊、雅裨理(David Abeel)、 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都是发起人。联合会决定设立一处仓库和图书馆，并且着手编印中文圣经课本，供中国学生使用，另外还为「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筹措了第一年的经费。不过，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再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了。 第二个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其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当代实用知识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国史及「伊索寓言」等书籍。但该组织同样未能长期发挥作用，四年后便消声匿迹了。 第三个联合组织，是「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在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为纪念他而发起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来传承他的名字。他们认为马礼逊在开创中国基督教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因而设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继续推动在华基督教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他们于1835年设立该协会，专事推动基督教学校的英文教学以及西方当代文理学科和圣经知识的传授。首笔捐款共筹得4，860英镑，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学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师所设立的小学。后来，该协会又聘得美国宣教士布朗(Samuel R. Brown)，并于1839年在澳门成立了一所「马礼逊学校」，该校后来迁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师的小学读书，后来转入「马礼逊学校」学生容闳(Yung Wing)，曾随布朗牧师于1847年赴美国留学，并取得耶鲁大学的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又在取得朝廷大员支持下，于1872年选召120位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人留学海外之先河。另一位与容闳一起随布朗赴美求学的黄宽(Wong Fun or Wong Foon)，在麻萨诸塞州读完中学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基督教医院行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医。这两位一个在教育方面，一个在医药方面，分别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见证出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第四个联合组织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 R. College)，伯驾医生、裨治文、赖伊(G. T. Lay)等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帮助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用爱心的服事见证神的爱，在医治的过程中向病人及家属传福音。该会也在把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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