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性的因子
透过以上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认定：“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意思是说，在未来的新世纪，就个人来说，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谁就能充分的实现自我，完成自我。因为成熟的基督徒，必有成熟的性格和品德，也必能较充分地完成自我。
完成自我在基督徒来说，就是把上帝赐给我的才能和恩赐，完全发挥出来，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发光体，把上帝的荣耀反射出来。他对于社会，必然会作出各种贡献来。贡献最大的人，自然就被尊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
不但如此，基督徒必然为国家提供好公民，好公务员，和好领袖。由基督徒组成的国家，也必然是个高水准的国家。也必然会促使他的国家，成为荣耀上帝，贡献给全人类的国家。
在未来的世纪，能够领袖群众的国家，必然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而绝不是只靠强大的武力，雄厚的财富称雄而已。
这样的国家，正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理想。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
所以他要门徒效法他，不要争权夺利，抢作领袖，乃是要以仆人的态度，去为别人服务。这样的人，自然被尊为领袖。这样的国家，也必然被尊为世界的领袖，而且是口服心服。
可见国家的前途，完全关系到每个个人，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乃是不易之理。
要国家强大起来，不从每个国民着手，那是不切实际的。绝无其它途径可循。
要使每个个体，都能在身心灵各个层次，都得到充分的发展，非得是成熟的基督徒不可。
中国人的世纪是否会来到，就看中国人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如果华人同胞，都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为主而活，中国人的世纪是会实现的。否则，恐怕只是空口白话而已。
这样说来，关键问题，是在宣扬基督的福音了。哪一个国家，教会发展最快，那一个国家，就会跑到最前面去！哪一个国家的基督徒最多，最成熟，那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领袖。圣经怎么说呢？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节)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十四节)
这个真理并未改变呢。
看来，经济竞争，武备竞争，科技竞争，都不是根本之图。谁有智能，谁有眼光，看见了国富民强的根本之因，而把福音的扩展，当作首要之务，去大力推展的人，才是国家所最需要的人。
二、 殊途不同归
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不服气。难道只有信耶稣，作基督徒一条路好走？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大家都想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大家都在尽力而为，难道我们的努力白费了？
请先别动气，所有爱国的活动，动机都是好的。所有的努力奋斗，也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一定会有效果的。但是，一座百层高楼，无论上层建筑多么雄伟壮丽，如果它的根基动摇了，这座大厦还是会倒塌的。
请问，什么是它的根基呢？
马克思认为经济(物质)是下层建筑。其它的如宗教，艺术等乃是上层建筑。只要把经济，科学，技术搞上来了，社会就会越来越好，最后会进化到理想的社会。
这个理论经过大量且长期的试验之后，结果如何，是不需费辞的。问题就出在假设的错误。根基毁坏了，所以整栋房屋都倒塌了。
什么是国家(或个人或整个文明)的根基呢？
就是正确的宗教信仰(有生命的宗教)，这也是本文所一再强调的主题。人有了这种信仰作基楚，自然可以向上建造成摩天大厦了。道德生活，民主法治，科学技术，经济国防，文化艺术，自然会欣欣向荣。水到渠成了。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对基督教打击不遗余力，务求及早根除而后快。犹如把一座建筑物的根基刨空了，上层建筑很快就倒塌了。道德、艺术、甚至经济，都垮下来了。
晚近的革命家，难道不爱国？难道不想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绝对不是。只是被马克思的思想所误导罢了。
人本主义的儒家，虽然以提倡伦理道德，发扬固有文化为首要之务。但固有的道德简直经不起一点考验，稍有风吹雨淋，便会摇摇欲倒，撑持不住了。好象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子，吹不得风，淋不得雨，累不得，饿不得稍微不舒服就病倒了。又好象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只要一点微风，就能把生命之烛吹熄了。历代的王朝覆亡，莫不是由于当朝的生活腐化所致。清朝末年如此；国民政府失去大陆，也是如此。
今天也面临同样的考验，无论哪个国家，道德生活腐败，一定会招致顷覆的恶果。
凡是把问题的责任，推给别人的，都是怯懦的表示。例如，认为腐化的原因，是由于外来的歪风，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化……。可以有千万种说词，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体质”出了问题，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一个健康强壮的生命，是不会轻易感染疾病的，即或感染了，也会很快痊愈的，但是一个重病缠身的人，一点感染都会致命。道德腐败的责任，绝对不能推给别人，那完全是每个个人的事。这个腐化堕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是“人性”，“生命”出了问题。要他有道德生活，除非解决这个灵魂的病根。拔除了病根，恢复了健康，自然就能抵抗外在的诱惑，过道德生活了。
怎样才能拔除病根呢？
其实很有些眼光的人，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譬如：
柏杨，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就直言不讳的痛诋中国人的丑陋面，把社会病态给揭露出来。那种不畏权势的勇敢，那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忱，是人所钦佩的。
但是令人泄气的是，经过柏杨大声疾呼的揭露以后，人也看见了这些丑陋的缺点。但是，因此而改过迁善的，究竟有几人？“酱缸文化”还是“酱缸文化”如故，“丑陋”的还是照样“丑陋”。
后来，有台湾的“原子科学之父”美称的孙观汉，从美国回到台湾，因长期居住美国，与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距离，由于旁观者清，再加上有了“美国人”的主观观点，在他的细心观察、比较、和长期思考之后，他也诊断出了许多中国人的“老昏病”，才发现了为什么“美国能，我们不能”，“日本能，我们不能”的民族性的痼疾。他奇怪这个现象：为什么经过了柏杨和他自己的长期苦口婆心的规劝，为什么听见(读到)的人，却是无动于衷呢？究竟要如何才能治好中国人的“老昏病”呢？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吗？
接着，一位在台湾出生长大，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台湾作教授的龙应台，以她敏锐的观察力，犀利的笔锋，又深刻入微地纠出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民族性问题，痛加针砭。直骂得鲜血淋漓，叫人又痛又恨，简直无处容身。引起了人心极大的震撼！掀起了一阵“龙应台旋风”。
这么强烈的旋风，应该把这个老病夫唤醒了吧？病态消失了吧？奇怪，旋风来得快，走得也快。不几年工夫，大家仿佛什么事没有发生过似的，依然故我，“丑陋”如常，“老昏”如常。
柏杨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大写《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去了。想更深入地找出中国人的病根。孙观汉也沉寂好久，是喊累了吗？龙应台也一改写作路线，据说也要去历史中发掘问题。
这几位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可敬可佩的有心人，想对腐朽的人性，起到一些救治作用，虽不能药到病除，至少也要减轻一些症状吧？但是他(她)们都失望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他(她)们都是好的社会病理学家，但他(她)们没有追查出真正的病因，也没有开出有效的处方。
他(她)们基本的立场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善良的。一切罪恶都是后天所沾染到的。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如果知道是错误的，便不会去作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趋善避恶的最佳良方。
再者，他们认为即或人犯了罪，人也有能力改过迁善。所以，只要指出错在哪里，人便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
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所以得了“老昏病”，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经过这几位大作家，给予了一一指明，让社会大众，都明白了自己的毛病所在，应该就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
事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听是听见了，也明白了，但就是不肯改。
其实，所有的罪恶，都是明知故犯--不知者不为罪。犯错的人并非出于无知。
犯错之后，人也无力靠自己改过迁善。美国的婚姻辅导专家，人数之多，为世界之冠；而且每个诊所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按照常理来说，离婚率应该大幅减少才对，可是事实却相反，离婚率仍在直线上升。更讽刺的是，这些辅导别人的专家，自己的婚姻却往往失败，离婚率还大于一般的夫妻。可见人的能力是有时而穷，无能为力的。
这就说明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性善)出了偏差。
基督教的人性论则认为当初受造之时，人性是善的。但在始祖犯罪之后，人性就堕落为恶的了。罪恶是从人的罪性发生出来的。问题出在人本身，而不完全是出于外在的引诱。
人性既然堕落，其本性便喜欢犯罪。罪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放纵情欲：私欲、人欲、意欲、思欲、肉欲、贪欲……完全说中了现代人的极端的自我中心情况，这完全是恶的。圣经的说法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第六章五节)。
人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改过迁善，胜过罪恶。所以圣经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即希腊人，有代表所有犹太人的意思)都在罪恶之下……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罗马书第三章九至十九节)。
人人都无法胜过罪恶，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只能发现社会的表象性的病态。而不能深入其病理，发现其病源。也因此他的处方，也是药不对症，反倒使病情转剧了。
同样的，人本主义也只停留在社会病理学家的层次，只能发现社会的表象情况，未能深入到问题核心，也无法对症下药，老实说，也永远不会有改变人性的灵丹妙药的。
人文心理学大师马斯洛(MASLOW 1908－1970)认为人类一切行为是由“需要”所引起的，他将这些需要分成五个层次，每当较低层次获得满足后，就会向较高层次发展。最大的需要，也就是基层建筑，是“生理需要”(物质的)。当这些需要获得满足后，便会有“安全的需要”，再上面依次是“爱与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最上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与马克思的学说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把物质的需要放在最基础的的地位。不过马斯洛也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人格成熟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如何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呢？则完全要靠自己的努力。他甚至提出了七点具体的建议：
1．献身于最喜欢的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2．高峰经验的获得。3．正确的选择。4．了解自己。5．忠于内在的自我。6．发挥自己的潜能。7．排除一切妨碍成长的障碍。
读者不难发现，这七项中的任何一项几乎都是难如登天，就拿第四项的“了解自己”来说，世界上究竟有几个人，是完全了解自己的呢？心理学家不是公认自己是永远无法了解的吗？这样说来，能够达到“自我实现”成熟境界的人，恐怕只有凤毛麟角了。马斯洛自己也承认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可见得物本也好，人本也好，至终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而圣经所启示的方法则是治本的，彻底的。圣经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就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叫一切相信(接受他进到心里作救主的意思)的人得着神的新生命(神的灵与人的灵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着生命的改变，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胜过罪恶了。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以后，自然就促进人格的成熟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由这种人格成熟的基督徒所组成，这个国家居然不富不强，是无天理了。我们深信最好的价值系统，必是以神的真理为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反其道而行的，必将遭到极大的失败，为文明所淘汰。我们试例一表以说明：
下层建筑是基础，是根源。根基越稳固，枝杆树叶花朵果实必然越茂盛。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至于其它宗教，虽有一神、多神、泛神之不同，但其得救方法，多是靠人自己的行为，那岂不同人本主义差不多？怎么可能有成熟的人格产生呢？
三、 大梦谁先觉
谁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盟主？照本书的推论，可以这样说：“基督化”程度最多，最高，最纯的国度，将会独领风骚，冠绝群伦。
因此，在各种力量的竞技场上，最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传福音的大竞赛了。
华人选手在这场竞技中，能有多少致胜的把握？
先看看几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称霸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地遍满世界，被称为太阳不落国家。令英国兴起的原因何在？令英国衰落的原因又在哪里？
令英国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福音兴旺。卫斯理约翰(一七零二至一七九一)带动的教会复兴运动，使腐败堕落，摇摇欲坠的英国社会，得到灵性复苏的大复兴。挽救了英国濒临流血革命的危机。现在且引征俞敬群牧师着的《约翰卫斯理小传》中的几段，以见当时的面貌。
他所领导的传道运动，不但使沉睡的英国醒觉过来，据有的史学家说，同时也使当时动乱，黑暗，腐败的英国，免去了一次次流血的革命。他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很显着的有下列几个特征：
(一)露天布道 -- 那时安立甘教会为英国国教。贵族及社会上层阶级，自然都去那里做礼拜。其它如长老会，公理会，浸理会所属会友，多半为小商人及中产阶级，据历史上记载，当时贵族上教堂，往往有三个仆人随从。一个替主人拿着脚垫，一个是酒壶，一个捧着一本圣经。卫斯理约翰则以最穷苦的下层阶级为主要对象，向他们传福音……。他这种布道，不拘时间，地点，为主耶稣所说“随走随传”的方式，根据他的日记，有时早上五时就讲道，有时在下午四时，或在城市，或在乡村，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一、二万人。他骑着他的马，足迹踏遍英伦三岛，四十多年当中，他所走的路程，据人估计约有二十五万英里，讲道约有四万次。有好些人受他的感召，起来响应，作不受薪的传道者。参加他的布道运动。但也有人起来反对，破坏……。一年四季，他向矿工、贫民、囚犯、不断的传道。
(二)救济工作 -- 十八世纪的英国，在贵族的统治下，一般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切政权操在贵族之手，法律不过是用来维护利益的工具，毫无平等可言。刑法之严酷，更是骇人听闻。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偷窃人三个先令，竟被处死。无怪乎有的史学家，称十八世纪的英国为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据历史记载当时伦墩城里，每六家屋子即有一个酒肆。教会逐渐成了政府利用的机构。卫斯理约翰挺身而起……一面传道，一面发起救济工作……因着他所传的福音与救济工作，使动摇的英国社会，逐渐地趋向安宁。这福音的“发酵作用”，不但使贫民得到恩惠，贵族也渐渐醒觉过来。他在日记里说：“我应一位知善妇人的请求，我做了他遗嘱的证人，在遗嘱上他把产业献给慈善事业。”
卫氏这种“布道”和“救济”双管齐下的运动，成了后来卫理宗一个良好的传统。据人统计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慈善事业，直接与间接都与基督教有关。卫氏可说也是这方面的功臣之一。今日的人还传诵他的一句名言：
“尽量地节省，尽量地捐助”。
(三)禁食祷告 -- 有时他所主持的聚会，会众痛哭流涕，一直延长下去，有时延长到翌晨四时才能散会。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
卫斯理约翰的一生，不但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他所领导的运动，后来发展普及到世界各地。一九三四年统计卫理宗的信徒，全世界有八百九十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人。拥有十万座以上的教堂。
他谦卑、温柔、节俭等美德，爱灵魂的热忱。只要一读他的著作就可以感觉得出来。无怪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仍是那么尊敬他，追念他，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伟人，有的史学家说，十八世纪的英国，不跟法国一样发生革命，是因为卫斯理约翰所领导的复兴运动的果效。
这只是英国灵性复兴运动的主流之一。主要的对象是贫民阶级--最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和动乱的阶级。但英国的灵性复兴是全面的，中产阶级为主要成员的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等，何尝不是欣欣向荣，一致兴起。就连国教安立甘会(即圣工会)的贵族们，也多少受到影响，同在圣灵大能的覆庇之下，分沾雨露。
当时对社会冲击之大，可说使得大部分的英国人，脱胎换骨，生命更新。这绝不是任何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所能达致的结果。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的力量努力下，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大改变。只有在基督教的早期(使徒时代)及其后的若干时期，曾经先后或大或小的发生过。以后在美国，也曾经发生过。这完全是从上帝来的力量，才能达到的结果。
在灵性复兴的情况下，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再看看卫斯理约翰的传记吧：
(一)有恒--……他几乎不间断的写日记。在他八十五岁生日时，他日记中写道：“每天早晨四时起床，六十年来持守不辍。”
五十年来经常不断地在清晨五时讲道。
(二)读书--他不但读，而且也写，生平大小著作有二百三十余之多。曾编订希伯来文、希腊文、及德、法文字典。他编的一部“医药手册”介绍七百二十五种药方，可治二百四十二种疾病，销行最广。他也常为儿童编日课。他所写的宗教方面的书，对教会有极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日，读他的作品，冷淡的心又会火热起来。
(三)节俭--卫氏对金钱的态度，对自己是尽量的节省，对贫苦的人他是尽量的捐助。据统计卫氏生平从他著作所收入的稿费与版税在三万英镑以上，他初在林肯学院任职的那一年，他的收入是三十镑，他抽出两镑帮助别人。第二年他的收入是六十镑，他自己仍旧只用二十八镑。其余都用来救济贫民。第三年他的收入是九十镑，第四年增加到一百二十镑。他不因着自己的身份提高而随之提高自己的生活费用，只留下二十八镑为自己，其余都救济穷人。他这一种美德，多么令人敬仰。这一种感召的力量，我想是有意料不到的作用的。--俞敬群着《约翰卫斯理小传》
这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生活取样。像这种虔敬的生活态度，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使英国全面振兴起来。而道德高尚，君主立宪，还政于民，国富民强，都未能水到渠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出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是因为这些新教徒的伦理实践有以致之。(详见上文陆之四)
这种复兴到了十九世纪，使英国全面趋于成熟之境。(瓦特已于一七六九年发明蒸汽机)工业革命使英国国势大振。以致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开展了六十五年的黄金时代(一八三七至一九零二)。英国商人遍满世界，英国军舰扬威四海。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传教士也遍布到世界各地。在中国传教最具规模的，是由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所领导的内地会。第一位到中国来敲开福音之门的，是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
头一本中文圣经，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合译而成的(出版于一八一九年)。头一间现代化(采西式学制)的中国学校也是英国教士米怜在一八一八年创办的。先设校在马六甲，后迁校至香港。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最优秀的西方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国，为衰老疲弱的东亚病夫，注入了一股新鲜有力的血液。立刻有了起死回生的生命力。
于是现代化的新式学校，纷纷设立。早期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全部是教会学校，而且开办期间，有的完全免费(包括吃住在内)，就那样还是招不到学生。在中国传教之难，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一九一四年，教会学校已经增加到一万二千多所了，学生总数大约有二十五万名。其时，中国官立学校，也纷纷设立，共有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教会学校占五分之一强(参柏锡福《中国，一个说明》一百十三页)。可见这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逐渐现代化了，“洋学堂”已为官方和民间所接受了。自此以后，官立和私立的新式学校，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了，数千年的“私塾”，从此完全被取代。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西方基督徒的贡献。
毕竟，早期的师资人才，全部由教会学校所训练。
头一间政府开设的“洋学堂”是位于北京的同文馆(北京大学前身)。时在一八六二年，距离一八一八年头一间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开办，已经在四十四年之后了。而同文馆的实际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总教习和教习，几乎全为传教士，丁健良(英国传教士)任总教习且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由此可以想见基督教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了。
教会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行中英文报纸。新思想如潮水般一波一波涌进。
教会开设的医院，据“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止，英美基督教会共在华开办了医院三百所，病床约二万一千张，另有小型诊所约六百处。其中的一半属美国教会所支持。另有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捐资开设的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院。不仅救人无数，而且训练了大批的医护人员。
教会又在中国开办了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如育婴堂，那时由于重男轻女或贫穷，杀婴、弃婴很普遍，在上海一地，每年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一万八千具童尸。育婴堂抢救了大批的弃婴。
此外，又开设了孤儿院，盲哑学校，戒毒所。提倡天足运动，主张一夫一妻制，劝阻杀婴等。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影响社会风气至深且钜。
于是全面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大觉醒，无论是晚清的“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无不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有关。
假设，中国一直闭关到今天，我们这一代会过怎样的日子？岂不和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前一样么？受着专制帝王的非人道统治，连西方世界进步到什么程度，人民都还蒙昧无知呢！
讽刺的是，传教士是坐着军舰进入中国的--因为中国不准洋鬼子进来，尤其不准传教士进来。马礼逊一直徘徊在新加坡、澳门之间，望“中”兴叹，他们抱了极大的热忱，冒着生命的危险，受了无数的挫折，跪在上帝面前为中华儿女的灵魂得救流泪祷告。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只好为英国商人作职员，才能以商人身份进到广州，在业余时间从事传教活动。他们的拓荒精神，令人感动至深。中国官员的无知愚昧，满清皇室的狂妄自大，像对待俘掳般的折辱外国使节，像对待蛮夷属国般的轻蔑外国元首。又不懂国际公法，经常不守约法，甚至任意屠杀外国使节和人民……终至遭受列强的以暴制暴，大刀长矛，怎敌得过外国的坚船利炮，直落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沦为次殖民地。就这样，才硬把中国的门户给敲开了。
由于列强所加给中国的屈辱，引起了同胞强烈的仇外，排外，惧外的心理。又加以极端的骄傲与极度的自卑的心理冲突作祟。以致不能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几乎把基督教的贡献一笔抹杀了。甚至冠上“文化侵略”的大帽子。其实这样只能证明自己输不起，这种世界性的历史事实，是不可能篡改的。
平心而论，基督教带给中国的礼物，其价值是无可比拟的。撇开带领上百万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不说，中国人的世界(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的全面“现代化”，怎能不感激英美基督徒的爱心。当初献上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中国，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穿针引线，辛勤播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才有今天的开花结果和坚强茁壮。今天所有所谓的“现代化”的新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从西方引进的呢？
当初义和团起事的理由是，洋人用“挖眼珠做药”，配制“红药水”杀害病人的无知传言，挑起了人民的仇外情绪，以致引起了举世震惊的“庚子教难”领事及教士被杀近二百人，教民被杀多达五千名以上，教产被毁殆尽。满以为可以假借拳民之手，把外国势力从中国完全驱除的，拳民在教士(白莲教--道教的一支)施法之后，既然可以刀枪不入，哪里还怕洋兵的枪子儿呢？
结果呢？一经接火，义和拳的骗术完全被拆穿，一见洋兵，逃得无影无踪。北洋新军虽然也有枪炮装备，但是被训练精良的洋兵，以少胜多，打得溃不成军。祸首慈禧太后易服潜逃西安避难。八国联军的出兵，在当时情况下，乃是势所必然，只在讨回公道，惩罚元凶而已。当时如果想灭亡中国，挥军西进，活捉慈禧太后，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蒋介石引用国父孙中山的话说：如果与日本作战，“只要十天”就可以灭亡中国(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一个强国，灭亡中国尚且易如反掌，何况八大列强联手出击？辛丑和约的屈辱，完全是自招的，不必要的。所有的冲突，似乎只是起于误会。
因为，一般人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在我们的经验里，从来都是严防吃亏上当的，从小就受教育不可与陌生人来往，以免上当受骗，甚至被坏人拐去或绑架。何况是“洋鬼子”呢？鬼是“非人”，是不可了解的，古人不是教训我们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何况现在说要为我们免费治病，免费上学，哪有那么好的事？洋人哪有那么傻？洋人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怎会做亏本生意？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有诡计……。于是谣言四起各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不径而走……加上在商业利益上，外交折冲上，军事战斗中，处处受挫，一股怨气，无处发泄。而这些手无寸铁，采不抵抗主义的基督教传教士和信徒，刚好成了替罪的羔羊。于是闯下了滔天大祸。
如果没有基督徒的爱心和兴论力量，来制衡英、美的政治外交政策，极可能使野心家失去控制，趁机瓜分中国，中国岂不真个亡国？日本、俄国不早就野心勃勃，虎视眈眈了吗？若没有英美的制衡，后果岂堪设想？
最大的受害人，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们的遗族们，乃支持他们的西方教会，又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他们当然有权利提出控诉，要求赔偿，严惩凶手。但是，他们的态度让人跌破眼镜。他们放弃所有的追诉权，他们坚决不接受任何赔偿。最后，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这笔钱，开办了清华大学，并用作奖学金，考选高中毕业生，到美国留学，直到修完博士学位。鼎鼎大名的学者梅贻琦、赵元任、胡适、林语堂、张彭春等，便是头几批享受庚子款奖学金的人。这些义举，皆由基督精神促成。
英国教会人士，同样作到了让政府退回庚款，在山西办了山西大学，并为中国修筑铁路。西方其它基督教国家，也不让英美专美于前，多有响应的。
基督教，从一八零七年到中国传教，可说历尽艰险，不知道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始终得不到中国人的接纳和欢迎。别说欢迎，连了解都谈不到，至善至真的动机，始终被人怀疑。但经过这场庚子教难，传教士所表现的无比爱心，终于可以证明了，传教纯粹出于爱人的善良动机，绝无任何阴谋。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历史的花”。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在这开始的九十三年的漫长岁月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十一万二千八百零八个信徒。但从庚子教难后，在四十八年中，信徒已经迅速的增加到一百万，成长率高达百分之九百。而且信徒的教育程度，也大为提高。教会除了在中国办了十四间高水准的大学以外，选择送了很多学生到英国、美国留学，培植了很多人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宋庆龄三姐妹等，都是教会一手培植的。就连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及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他在十五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李志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三十三--三十四页)，这都是宣教士所结果子。
我们中国人，历来都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凡有什么医药发明，武功秘籍，都是只传给自己的儿子，决不外泄。就是独门单传，也会留下最后一手的。但基督耶稣的教训却大不相同，他要门徒爱人如己，把“白白得来的”恩典，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第十章八节)。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们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创世纪第十三章二节)。
但要得到这个祝福，就必须遵守以下的条件：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第十二章二节下)。
即是说要把从神得到的神气，分享给别人。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乐意把好处分享给别人，而且是把最好的分享给别人。为什么？因为上帝作了好榜样：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
神所给的，不仅是全部的物质世界，尤其可贵的是，把他的儿子也一同赐给我们了。而这位儿子又是神唯一的“独生子”，而“给”的方式乃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爱？神把最好的给人。
今天的基督徒，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到偏远落后地区去传道，要把最好的分享给别人。正是上帝的爱的延伸。原是理所当然的。连海外的华人教会，韩人教会，都已经开始了世界性的差传工作，难道这些毫无政治背景的教会和宣教士，也是出于“文化侵略”的动机吗？或者含有任何野心和经济剥削的意图呢？
虽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列强都有“帝国主义”心态，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我国曾经身受其害。但把基督教也列入“侵略”之例，的确是好歹不分的冤枉了好人，须知基督教的信仰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宗教不干涉政治(信徒只能以各人身份参政)，政治也不干涉宗教。西方的“侵略扩张”不但与基督教无关，而且违背了基督的博爱精神。何况西方国家是多元化的社会。政府只能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不能干涉人民的这些“信仰自由”权利。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像佛教、回教等，不都在美国大行发展，并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吗？绝不会说是“宗教侵略”的外国移民也在美国办了好多外文报刊和外文学校，像“中文学校”，“中文报刊”，到处都是，也没有听说这是“文化侵略”的。至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和“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关税，使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大赚老美的钞票，人家也没有喊“经济侵略”。至于政治，西方人主张“公民投票”，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前途。所以有的地区成为美国版图的一部分，有的殖民地宣布独立。像美国托管的波多黎各至今犹是妾身未明，因为公民尚未作出决定，是独立或并入美国。如果美国是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要出兵侵吞中、南美洲的话，简直不用吹灰之力。这和日本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德国纳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炙手可热的中东石油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阿拉伯人只是长期(五百多年)被土耳其俄图曼帝国统治的一群无组织的游牧民族而已。各族之间，互相残杀，是名符其实的一盘散杀，绝无统一反抗土耳其，挣脱其统治的可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具有“基督徒的良心”的人，所一手促成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这人就是"阿位伯的劳伦斯"电影中的男主角，全名是汤码士。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8.15－1935.5.19)。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在中东一带考古。因为工作的需要而学会数种阿拉伯语言。并与阿拉伯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穿着、食物、生活完全与阿拉伯人打成一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911—1914)，他的足迹已经踏遍阿拉伯各地。他对阿拉伯人民族性的深刻了解，和地理环境的熟悉，奠定了后来伟大功业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四年七月爆发，德国完全掌握了土耳其，威胁到英、法、俄等国在中东的利益。德、土联军，屡挫英、法军队，苏伊士运河，危在旦夕。实有策动阿拉伯人向土耳其反叛，以牵制其兵力的必要。代价是战后允许阿拉伯人成立国家。劳伦斯在此时被召到军部工作。负责绘制地图和联络的责任。本为低阶军官。但是他是唯一精通阿拉伯事务及语言的人材，很自然的脱颖而出，获得英军司令官艾特曼·阿雷比的信任，出任阿拉伯民兵指挥官怀沙鲁的政治顾问和军事联络人。
英方原本不指望阿拉伯民兵担当重任的，只要能牵制土耳其的部分兵力就很满意了。因为阿民兵既无组织，又无训练，又没有精良的武器配备。彼此又不合作，内斗从未停止，纪律更比强盗还坏。如何能成大事？
可是，由于法国军队的惨败，英国军队的失利，使指挥官不得不接纳劳伦斯的计划，重用阿拉伯民兵成为英军的左翼。于是劳伦斯自由动用军费先后达五十万英磅，武器、源源不断的补给阿拉伯民兵。
但要使这些乌合之众能够与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土耳其、德国军队作战、并得胜，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就完全要靠劳伦斯的智能和领导能力了。他几乎走遍了阿拉伯沙漠，联络各地的土著，组织军队殂击占领军。又到处爆破铁路交通，扰乱敌军。更要奔走在敌部族之间，调解纷争。有时几天不睡觉，一天强行五十英里(一百五十华里)，有时一天只睡两小时，有时几天没有水喝。经常生病，赤脚走在滚烫的沙漠里……简直要有超人般的体力和耐力。
他曾经摔飞机七次，作战受伤九次。身上留下六十多处伤痕。连童年在内一共跌断肢骨三十三处，肋骨十一次。曾经被俘受酷刑考问……不一而卒。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不是仅仅用英勇二字可以形容的。他曾经解释说：
我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援助他们的独立战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尤其一个居住在外国的基督徒，想要指挥信奉回教的游牧族，实在是困难重重。
所以他尽上最大的努力，以取得阿拉伯人的信任。正像一个阿拉伯人所形容的：
他是我们的弟兄、朋友、首领、跟我们一点分别也没有……我们愿意为他舍命。
他的角色扮演是成功了，正如他的哥哥这时在中国作宣教士一样，只是各人的使命不同罢了。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理应使他感到欣慰。但是他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矛盾，一天比一天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英国曾与法、俄另订密约，战后将瓜分中东，阿拉伯人立国的计划可能被否决。也即是说，英国将对阿拉伯人毁约。当阿拉伯人问他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撒谎否认。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使他基督徒的良心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自虐性、自杀性的奋不顾身，就是他自责的行动表示。他立志要帮助他的阿拉伯朋友达到目的。他要致力使自己的国家恢复荣誉。
他知道，要帮助阿拉伯人，除非阿拉伯人自己争气，在战场上有超卓的表现。于是他激励阿拉伯民兵，一定要在进攻大马士革的时候，立下首功，在英、印各军之前打进大马士革，果然他们作到了。
在会师的时候，英、阿二军元帅在劳伦斯的居中引见下见面。英军指挥官面交一份“承认阿拉伯交战国的资格”文件给阿军指挥官--后来的叙利亚国王怀沙鲁。
战后，劳伦斯坚辞军政职务，回到英国，开始向报纸发表文章，揭露中东战场的内情，为阿拉伯的独立向全国人民投诉，引起舆论的注意。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受勋时，推开了国王乔治五世的手，轻轻地说：“在陛下名义下，英国居然敢违反与阿拉伯人所订的誓约，臣不想接受任何荣誉”。
国王和殖民部长邱吉尔都同意了劳伦斯的看法。
在劳伦斯的“基督徒的良心”呼吁下，在国王与邱吉尔等的基督徒的良知回应下，中东终于成立了几个新的阿拉伯国家：
叙利亚--国王怀沙鲁。
伊拉克--国王艾普德拉。
英国于一九二一年承认。一九二七年再承认阿拉伯为独立国。约旦国也相继成立……。
在这一切的目标都达成后，劳伦斯完全隐退了。他曾说：
英国毫无愧疚地放开东方问题……。我的要求全部实现了……。我的目的只是要让阿拉伯人走上独立的坦途。我无需担忧什么了，我可以放弃政治了，我的工作结束了。
历史家给劳伦斯的封号是：无冕之王。
他的塑像与英国历代伟人同列。永垂不朽。
基督的正义，战胜了人生的贪婪。
基督教绝不是侵略者。乃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宣导者，是和平的使者，是对人类的祝福。正如圣经所说：
公义使邦国高举(箴言第十四章三十四节)。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选择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篇第三十三篇十二节)。
这就是英国和美国得到上帝祝福的原因。十九世纪，英国的基督徒遵守了这个教训，派到世界各地传道的人数最多，所以成为十九世纪的首富强国。但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的基督徒在宣教工作上，超过了英国，果然美国成了二十世纪超强大国。至今仍在颠峰状态。
其次，再看看英国衰落的原因何在呢？
简单得很，就是因为在信仰上退后了。教会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不再像十九世纪那般虔诚爱主了。人民沉缅于物质享受，心灵生活越来越空虚贫乏，失去平衡，道德退化，家庭伦理渐趋解体，基督徒人数渐次减少……种种原因，使人离开上帝越来越远。于是，英国从上帝面前衰落，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四十三节)。
如果以上的说明可以成立，那末美国的属灵情况如何？
只要你深入到美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教会去考查一番，便知道美国教会虽然已有下降的趋势，但与其它国家比较，还是人数比例最多，属灵素质最高，人力财力最强，差遣宣教士最多的。所以在可预见的相当时间内，美国的超强地位，还是不致动摇的。除非美国的教会迅速堕落，更明白地说，如果美国的宣教事业，在未来的竞争中落后，照圣经原则看，则世界领导权必将随之拱手让人。美国的一般信徒，都能体认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教会一直在儆醒自己，出尽王牌，想要卫冕成功，免得迅速步上英国后尘，被上帝所弃绝。
以下的统计资料，也许能透露一些美国教会属灵情况的走势。
根据未来学家盖洛普(GEORGE GELLUP·JR)和普克特(PROLTOR WILLIAM)合着《预测二零零一年》(黄秀慧译)的统计资料，一九七六年的调查中，百分之九十四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说宗教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百分之六十九的人相信死后还有生命。
一九七八年的调查，百分之九十四的美国人仍坚称他们相信上帝。百分之六十九的人相信上帝在观察他们的行为，并施奖惩；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说他们从信仰中得到很多帮助和抚慰。
一九八二年的调查中，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他们的宗教信仰能更强，并欢迎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以上资料可见基督教的信仰对美国的重要性。
但对宗教的影响力是渐增或渐减？则显出了美国人的忧虑。
在一九五七年，百分之六十九的人认为宗教的影响力在渐渐增加。
但在一九八一年，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这么认为。而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觉得宗教已渐失影响力了。
一九五七年时，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教会对所有当时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持此看法的有百分之八十一，认为老旧过时的只有百分之七。
到了一九七四年，认为宗教可解决一切问题的，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宗教已过时的则上升到百分之二十。
一九八一年，说宗教有用的人维持在百分之六十五，说已过时的百分之十五，稍稍减少。
更令人忧心的是，国民道德的品质正逐渐恶化，离婚率，犯罪率直线上升。是否都在说明美国已在步向英国的后尘，难逃衰落的厄运？
当然，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要以美国的衰落作为中国复兴的代价。我们何等愿意全世界一同得到上帝的祝福，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本文只是客观而理性的呈现事实。在二十一世纪的大竞技场中，还有哪些竞争对手？中国能够脱颖而出，取得金牌吗？下一章将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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